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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殿原圖鏈接來自 卓可藝術網 的圖片

中正殿，清宮佛堂區的統稱，為清朝宮廷藏傳佛教活動的中心。清代檔案、文獻中，常把以中正殿為中心的一組佛堂建築（計有：中正殿、中正殿後殿、東西配殿、香雲亭、寶華殿、雨花閣、雨花閣東西配樓、梵宗樓10處）總稱為「中正殿」。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設「中正殿念經處」，主管宮內喇嘛念經與辦造佛像等事務。位於紫禁城內西北隅建福宮花園南。1923年6月26日夜建福宮大火，殃及該殿，僅存遺址。2012年12月4日中正殿遺址復建工程竣工。

功能簡介

中正殿掌管宮中藏傳佛教佛堂的一切佛事活動以及藏傳佛教的鑄造、繪畫佛像等宗教藝術活動。

每年歲末，這裡舉行藏傳佛教特色的打鬼活動，屆時，皇帝和駐京的西藏高僧都要出席，成為宮中一年佛事活動的高潮和結束的標誌。它前面的八角亭供奉了八座大小不等的金塔和珍貴的佛像。前面的寶華殿為每年舉行較大佛事活動的場所，殿外兩邊的經幡就是其中重要的證物。這裡以度母像而著名，念度母經成為這裡佛事活動的主要內容。清代中正殿一帶，在明代有道教神殿玄極寶殿，後漸次更名為隆德殿、中正殿。

相關記錄

六世班禪

踏入春華門，進入紫禁城西北部清代宮廷藏傳佛教活動的中心區域「中正殿」的庭院，在三重檐、四面出廈的雨花閣前，東西各一幢面闊三間的二層配殿。東邊的這座，是乾隆的國師、三世章嘉的影堂，西邊的這座，是六世班禪的影堂，影堂是專門供奉逝者畫像的地方。

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壽時，六世班禪專程從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趕過來為乾隆皇帝祝壽。六世班禪是藏傳佛教領袖之一、「精通五明的學者」，當時他在中正殿、寧壽宮等多處佛堂做了佛事。後來，他在北京黃寺圓寂了。乾隆皇帝很難過，敕建黃寺清淨化城塔，安放他的衣冠。還命專人畫了他的像，就供在這裡。六世班禪的奏書及賀禮，故宮博物院一直保存着。

17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人到扎什倫布寺，企圖與西藏直接建立聯繫，六世班禪答覆說，西藏屬於中國領土，一切要聽從中國大皇帝的聖旨辦事。

乾隆時期，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的成熟期。1793年，乾隆皇帝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項制度，其中明確規定：達賴等大活佛轉世須經金瓶掣籤認定，並報請中央政府批准。從此，這項規矩成為定製。

與此同時，紫禁城內，藏傳佛教佛堂的規模已經蔚為壯觀。故宮現存的65處清宮藏傳佛教殿堂，幾乎全部是乾隆時期新建或在舊建築基礎上改建的。它們組成了紫禁城內一個神秘的藏傳佛教世界。

中正殿是這個「神秘世界」的中樞，遍布其中的珍貴文物，見證着藏傳佛教在維護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方面留下的那些歷史印記。

三世章嘉

乾隆皇帝住在宮中的時候，每天早上，從養心殿過來，一個殿一個殿燒香，一直到後花園，然後走到他的辦公地乾清宮去吃早飯，每天都如此。足見這個佛堂區對他有多麼重要。

文獻記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達賴圓寂，三世章嘉曾奉旨進藏主持尋認七世達賴的轉世靈童。他是乾隆時期一位著名藏傳佛教領袖，是一位精通漢滿蒙藏梵諸種文字、造詣高深的佛學大師，多次以朝廷特使身份辦理蒙藏事務。

順治九年（1652年），五世達賴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次年，順治皇帝給五世達賴頒發了金冊金印，封其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同時，也給實際操控西藏政權的顧始汗頒賜金冊、金印，一舉確定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教領袖之間君臣關係。

五世達賴朝覲，是清代西藏佛教領袖第一次到北京拜見皇帝。原貯放於紫禁城慈寧宮花園的金嵌珊瑚松石壇城，即為五世達賴所獻，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

大約13世紀，藏傳佛教進入中原，在民間雖不普及，但得到了宮廷的接納與信任。元朝皇帝尊薩迦派教主八思巴為帝師，專奉薩迦一派。中央政府設立釋教總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區軍政、宗教事務，在西藏清查民戶、設置驛站、徵收賦稅、駐紮軍隊、任命官員，並將元朝刑法、曆法頒行西藏。

到了明代，朝廷對佛教各派一視同仁，其中藏傳佛教在宮廷宗教活動中相當活躍，明宮英華殿就是藏傳佛教佛堂。中央政府則在西藏多封眾建，給西藏各地宗教領袖封以「法王」「灌頂國師」等名號。同時，西藏地方領主的繼承必須經皇帝批准，只有皇帝遣使冊封，新領主的身份才算名正言順。

清朝正式確立了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和政治、宗教地位。此後，歷世達賴、班禪均由中央政府冊封。從1727年開始，清朝設駐藏大臣，代表中央監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先後派遣駐藏大臣百餘人。

清朝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採取了一系列保護政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紫禁城內，藏傳佛教殿堂開始日漸增多。

故宮內現存的佛堂，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封閉狀態，其中有九座保持着原來的內部陳列，被稱為「原狀佛堂」，雨花閣是其中的一座，也是宮中最大的密宗神殿，其高聳的身軀頗顯突兀，幾乎封住了春華門向北的視線。這種情形在紫禁城建築群是罕見的。

雨花閣

雨花閣是故宮中最高的藏傳佛教佛堂原圖鏈接來自 搜狐新聞 的圖片

這座佛堂是乾隆皇帝根據西藏托林寺內金殿的型制仿建的，雖然從外觀看與宮廷建築並無二致，但是仔細觀察建築內外大量採用了藏傳佛教的裝飾元素。托林寺是阿里國王支持佛教復興的象徵，其中金殿據說是印度佛學大師阿底峽與藏族大翻譯家仁欽桑波的住所，阿里地區佛教的興起正是仰賴王室的支持和二人的努力。雨花閣的建立正是乾隆皇帝決心復興藏傳佛教的標誌。

這個故事在乾隆帝的國師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藏文傳記中有明確的記載。傳記中提到，乾隆帝曾經當面問章嘉國師西藏佛教是如何復興的。章嘉國師估計提到了阿里王室對於佛教復興所做的種種努力，包括托林寺金殿的歷史，乾隆帝於是表示在宮內也要建築同樣一座建築。

雨花閣內陳設有密教三大本尊琺瑯壇城，還有大量藏傳佛教藝術珍品唐卡、金銅佛像、法器等，其中有清宮造辦處工匠與中正殿造佛喇嘛的傑作，也有來自於西藏地區和印度、尼泊爾不同時期的珍貴作品，是藏蒙等地向皇帝敬獻的貢品。

掐絲琺瑯壇城原圖鏈接來自 搜狐網 的圖片

三大本尊琺瑯壇城非常經典，獨一無二，是用掐絲琺瑯工藝做的，景泰藍燒出很準確的顏色，一個個零部件燒成後再組合裝配。這對做工的要求很高。外面用了紫檀木框配進口玻璃罩住。整個都是乾隆時期的，保存十分完好，沒有做過任何修復。

按照年班制度，達賴、班禪兩年一次輪流入貢。王公貴族與各大呼圖克圖（清朝授予蒙藏地區喇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按地區分若干班次進京入貢。日積月累，大量的佛教藝術珍品薈萃於宮廷，使清宮佛堂成為世所罕見的藏傳佛教藝術珍品庫。

其中，就有達賴喇嘛進貢的一件銀曼達，上有黃紙簽，墨筆楷書：「達賴喇嘛接辦藏務叩謝天恩，呈進銀曼達一個。」按清代制度，每一世達賴到了一定的年齡，奉旨正式冊封其達賴喇嘛稱號。待聖旨到拉薩以後，擇定吉期，由攝政、駐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員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當今皇上萬歲萬萬歲」牌位獻哈達，再進內朝拜釋迦牟尼佛像，然後到布達拉宮，在日光殿舉行「坐床典禮」。儀式後，新的達賴正式確定，開始使用達賴的金印、權力。

上世紀80年代，故宮博物院開始了對藏傳佛教的研究。2009年10月，專門成立了藏傳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後來，這個中心改為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

龍袍與袈裟

從雨花閣往北，邁入昭福門，便是寶華殿前小廣場。這裡是清宮舉辦大型佛事活動的場地，其中最主要的活動是一年一度的「送歲」「跳布扎」。

清代翰林院編修吳振棫所著《養吉齋叢錄》中記載了這些佛事的情景：「臘八日中正殿下之左設小金殿（黃氈圓帳房也），聖駕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眾喇嘛於殿下唪經。達賴喇嘛、章嘉呼圖克圖至聖駕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義，佛事畢乃散，謂之『洞黎』，清語吉祥也，俗謂之『送歲』」。

關於「跳布扎」，吳振棫在叢錄中寫道：「十二廿九日或廿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設供獻，並設冠袍帶履諸物，聖駕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執五色紙旗，旋轉唪護法經。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眾神獲而分之，當是『得祿』之意。殿側束草為偶，佛事畢，眾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門送之，蓋即古者『大儺逐厲』之義，清語謂之『跳布扎』，俗謂之『打鬼』」。

在這個宮廷最高規格佛事活動中，清帝與漠北蒙古的大喇嘛哲布尊丹巴、漠南蒙古的章嘉國師、西藏達賴或班禪的使者並坐。在這裡，皇權明顯凌駕於神權之上。同時，皇帝又把自己扮成一位佛教信徒，而這些喇嘛則把皇帝的親自出席作為最大的恩寵，莫不以有幸參加為榮。

羅文華通藏、梵、英、德等多種文字，是國際著名的藏傳佛教學者，專著頗多，其中的一本《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對清朝皇帝與藏傳佛教的關係作出揭示——

清帝繼承了元以來西藏地方勢力對於北京皇帝的稱呼『曼殊室利大皇帝』。『曼殊室利』也稱『文殊室利』，即文殊菩薩。文殊菩薩是一位極為特別的尊神，是佛部的最高菩薩，即佛的法子，代表佛的智慧，左手持般若經，右手持智慧劍，般若經代表着佛教的正確思想和智慧，智慧劍代表以佛教理論和智慧的強大力量，對錯誤的、愚昧的、異教徒的思想的批判和清除。

在乾隆時期宮中反覆複製的一幅唐卡中，乾隆皇帝位居中心作為文殊菩薩的形象出現，上師、顯密諸佛、菩薩、羅漢、護法等眾神環繞他的周圍。他左手的般若經代表的是他以佛教的正法治國，右手的智慧劍代表他對於大清帝國的統治。或許這也正是乾隆皇帝對於大清帝國利益與佛教關係的政治理解。

這幅唐卡不僅懸掛在乾隆皇帝的臥室、花園、書齋，還賜往西藏，在布達拉宮的三界殿正中，供奉於「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牌位之前。

清代皇帝對佛教沉浸頗深。順治皇帝一度落髮欲出家，自許前世因緣當為和尚；康熙皇帝從康熙四十年開始，每月朔望，抄寫心經各一遍，從未斷過，即使身體不適，康復後也多抄補上；乾隆皇帝35歲時接受灌頂，此後，堅持聽聞修習眾多密法，每月初四日都要舉行壇城修供，他在晚年回憶：「朕自乾隆八年以後，即通習蒙古及西番字經典，於今五十餘年，幾余究心討論，深識真詮。」

康熙時期，清軍與準噶爾部對峙，康熙皇帝命五世達賴喇嘛（其時已去世，拉薩大權由桑結嘉措控制）派身邊大喇嘛前去說服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息戰。可是，桑結嘉措為與西藏的蒙古王拉藏汗爭奪對西藏的控制權，一直暗中與準噶爾部勾結，派去的濟隆呼圖克圖和伊古拉三呼圖克圖二人受其指使，非但不遵從康熙皇帝的旨意辦事，還明目張胆支持噶爾丹。在清軍擊敗噶爾丹勢力後，康熙皇帝毫不含糊，勒令將濟隆和伊古拉三從拉薩押解至北京，前者被禁於前門外的一座寺廟中，後者則被處死。

雍正初年，青海地區的蒙古部眾糾集當地藏傳佛教寺院僧眾，企圖爭奪對青海的控制權，雍正皇帝立即派軍出擊，對參與反叛的僧俗人等予以軍事打擊，並對寺院集團的勢力採取了嚴厲的限制政策，包括限定人數、限定寺院規模、限定活動內容等。

1791年，乾隆皇帝於擊敗廓爾喀（尼泊爾）對西藏的侵擾勢力後，寫了一篇《喇嘛說》，闡述了藏傳佛教歷史與現狀，以及清廷對其予以保護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對活佛轉世制度提出了十分明確的整改之策——「金瓶掣籤」：「茲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他還總結了元朝統治者佞佛的教訓，告誡子孫決不可重蹈覆轍，講述對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他說道：「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乾隆皇帝這一御筆現藏故宮博物院，據此所刻之碑，就立於乾隆皇帝設立的藏傳佛教學校雍和宮。「『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這等於指着喇嘛正告喇嘛。

15世紀後：西藏的文明就進入了漢文化的發展軌道

故宮博物院藏有宗教文物4.2萬件，其中80%是藏傳佛教的文物，大約15%是道教的，還有別的宗教的。藏傳佛教的文物最多，有2.3萬尊佛造像，還有前面提到的1970幅唐卡。這些都為故宮成為一個藏學研究權威機構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故宮在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方面已經發揮出了很大作用，包括填補了一些研究領域的空白，比如對四川西部甘孜地區摩崖石刻的調查與發現。現在，我們正在籌備《笈多藝術與中國：從法顯、玄奘到義淨（400年～700年）》展覽，這是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呼應。

寶華殿以北，是2012年修復的中正殿大殿與香雲亭一組建築。「中正殿」是清廷專門管理宮中藏傳佛教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所在地，負責辦造皇宮的佛像、供器、法器，而實際承擔主要製作工作的是養心殿造辦處。「中正殿念經處」有畫佛喇嘛負責畫佛像、塑銅佛蠟樣，與造辦處工匠及如意館畫師們共同協作完成，而較為重要的佛像製造，是要由皇帝欽定、驗收的。

這處紫禁城內重要的藏傳佛教建築1923年遭遇大劫。是年，中正殿北側的建福宮花園被焚，火勢向南，中正殿大殿、香雲亭等被毀，寶華殿部分被焚。

據說是溥儀的太監在這裡行竊後，為銷贓滅跡放了一把火，一些珍貴的文物被毀掉了，其中包括西藏地圖、乾隆皇帝為了仿造西藏寺廟繪製的建築圖，以及藏於此處的達賴和班禪等給皇帝上的奏書等。

火災後僅存的一尊釋迦牟尼佛造像，手上還有被火燒的痕跡，這尊佛像極其精美，來自喀爾喀蒙古，由尼泊爾工匠在遙遠的漠北高原鑄造。釋迦牟尼佛右手施苦行印，左手持袈裟一角，面相年輕俊美，鼻樑修直，身軀健壯，觀者幾乎能感受到其肌膚的溫度和青春的氣息，透過一層薄薄的袈裟傳遞而出。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故宮博物院陸續舉辦了《清宮藏傳佛教藝術展》《故宮藏傳佛教文物特展》，與西藏文管會合辦了《西藏文物精粹展》，在澳門舉辦了《妙諦心傳——故宮藏傳佛教藝術展》，並在倫敦舉辦的《盛世華章——康雍乾三代藝術展》中，專辟藏傳佛教展區。

故宮博物院出版了《中國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圖像與風格：清宮藏傳佛教造像》《藏傳佛教唐卡》等專著，梳理了紫禁城內佛堂的分布、建築構造特點，建築與佛教文物的關係，對佛像、唐卡、佛經等進行專項文物研究，並有計劃地整理重印了滿文《大藏經》，參與了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等西藏重點文化遺產的修復保護工程，對四川甘孜地區藏傳佛教藝術和民族關係進行了長期考察和研究。

從景山眺望故宮博物院一角

從景山眺望故宮博物院一角原圖鏈接來自 搜狐新聞 的圖片

西方對西藏的研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尤其是在喜馬拉雅地區的研究方面。但是，國際上早期研究西藏的學者都是印度學和中亞學的學者，他們闖入西藏後，發現這裡保存了如此豐富的原始資料，十分驚嘆。

在15世紀以後，西藏的文明就進入了漢文化的發展軌道。從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間，清宮先後修建和裝修的六品佛樓有八座之多，它們均是由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的指導下，依照藏傳佛教的修行次第和神系供奉儀軌造辦，內部陳設是對密教四部神系完整化和系統化的建構，是最為豐富、最為龐大的藏傳佛教圖像學和神系研究的寶庫。

這八座佛樓，一座在北京圓明園的長春園，叫梵香樓，被英法聯軍燒毀；三座在承德避暑山莊，其中的普陀宗乘之廟大紅台西群樓、須彌福壽之廟妙高莊嚴西群樓，樓還在，但裡面陳設的東西全沒了，還有一座叫眾香樓，已經被毀，只剩下遺址。紫禁城內有四座，其中的慧曜樓、淡遠樓，毀於1923年的那場大火，現在留下的寶相樓、梵華樓兩座中，寶相樓內的部分陳設在抗日戰爭時期隨故宮文物南遷，目前分散在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只有梵華樓完整地保持了內部陳列。

梵華樓

梵華樓建築外景原圖鏈接來自 搜狐新聞 的圖片

梵華樓共有七間，包括樓上樓下兩部分，一層明間供明代銅鎏金釋迦牟尼旃檀立身佛像，二層明間供奉木胎金漆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建者宗喀巴像。一層二層左右兩邊各三間，稱為六品間，一層每間分別供奉佛塔一座，都是乾隆親自主持設計的，其中一座漢式建築風格的佛塔，在四方形二重檐和八角形二重檐之上，立於一圓形三重檐建築形象，如同天壇祈年殿，將漢藏文化融為一體。

梵華樓的二層，有一幅講述宗喀巴大師生平的唐卡，其中出現了幾位身着明代官服的漢人形象。文明講解道：「這是明永樂皇帝派去的官員。明朝先後兩次派員請宗喀巴大師，大師均無法前往，後派遣他的大弟子釋迦也失，前後兩次前往南京和北京朝覲。宣德時，釋迦也失被賜封大慈法王，收到豐厚的賞賜，其中包括大量的宮廷佛教造像、唐卡、佛經和儀仗等物。正是這些宮廷的賞賜品，深刻地影響了西藏藝術的發展。」

印度的佛教衰落是從其西北部開始，一直蔓延到孟加拉，這個過程超過三百年。在這三百年中間，印度佛教的經書、佛像、優秀僧人，一部分到了其他國家，而相當一部分是到了我國的西藏。現在故宮保存的銅佛像從7～20世紀初成為一個完整的系列，產地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中國西藏和蒙古高原等廣闊地區，唐卡和法器具有宮廷和西藏特色，系統完整，特色明顯，滿、蒙、漢、藏等藏文大藏經的編纂、部分佛經的翻譯和整理等，都是國內外獨特而重要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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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中壇城——雨花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