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P.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伯格，P .——彼得·伯格是一位在奧地利出生的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路德教派神學家，[1]致力於發展和鑽研知識社會學、宗教社會學、現代化等社會學領域，被視為是當代社會學理論的重要學者之一。[2]曾師從K.邁耶，1954年獲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曾任魯特傑斯大學、新澤西大學和波士頓大學社會學教授。他同德國社會學家T.盧克曼同是A.舒茨的學生，私交甚篤，並長期合作。主要著作有：《社會學入門》（1963）、《現實的社會建構》（與T.盧克曼合著，1967）、《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諸要素》(1969)、《天使的傳言：現代社會和超自然的再發現》（1970）和《異端的命令：宗教命題在當代的可能性》(1980)等。
人物生平
彼得.伯格1929年3月17日出生在奧地利維也納，二戰後1946年隨家人移居美國，當時只有17歲，1952年獲得美國國籍。伯格在Wagner大學獲得本科學位，後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彼得.伯格早期對知識社會學貢獻卓著。他的《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這本書在1998年國際社會學協會票選20世紀最著名的100本社會學著作中排名第五位。他是舒茨的學生，其社會學思想具有人本主義和現象學的特徵。他認為社會學的任務是發現人類的價值，研究人類自身的狀況，視知識社會學為社會學理論的根本，把M.韋伯、K.曼海姆、É.迪爾凱姆、K.馬克思、G.H.米德和舒茨的學說融為一體。伯格認為知識社會學的使命是對現實的社會建構進行分析，即對社會的雙重屬性進行分析。一方面，社會是迪爾凱姆所說的客觀事實，另一方面它也是韋伯論證的理解的主觀意義，所以知識社會學要對客觀的建構和主觀的建構作出理論說明，以揭示在日常生活中「人是他們自己積極主動創造的社會的產物」這一常識性道理。
當然伯格最重的貢獻還在於其對宗教社會學的研究。伯格還把現實的社會建構理論和現象學的方法運用於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提出了「方法論的無神論」研究準則。他關於宗教對人類建構和維繫世界的作用的理論，以及用這一理論對宗教世俗化的分析，對宗教學和宗教社會學產生了影響。80年代以來，伯格還在發展社會學領域內進行學術探討，是新保守主義的代表。
他曾經是一位宗教世俗化理論的旗手，曾經宣稱21世紀將是全球世俗化的世紀。但是到了1999年，彼得.伯格又承認世俗化的理論是錯誤的，並掉轉槍口開始批判世俗化理論，而開始成為宗教神聖化的鼓吹者。這種轉變一度成為宗教學界的研究話題。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魏德東博客的消息，2008年5月29日，彼得.伯格教授曾經到訪中國人民大學，並發表了題為「宗教社會學：方法與問題」的演講。
演講中，伯格提出了當下宗教社會學領域八大最值得研究的方向：伊斯蘭教的強力復興；基督教福音派在全球的爆發；世界基督教重心向南方國家的轉移；原教旨主義或新傳統主義運動在世界主要宗教中的出現；全球宗教化過程中的例外。一是地理意義上的，即西歐和中歐。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指跨國知識分子在全球宗教性不斷上升的同時，保持着世俗主義的傾向；亞洲價值觀與資本主義；自願結社成為流行的宗教存在形式；宗教自願主義最終改變了宗教的存在方式等。
2017年6月27日，當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神學家，被譽為繼韋伯之後最重要的宗教社會學家，波士頓大學文化、宗教與世界事務研究所所長，波士頓大學社會學、宗教學和神學榮譽退體教授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因病在波士頓Brookline的家中去世，享年88歲。[3]
主要著作
伯格學術興趣廣泛，思路開闊，著作頗豐，內容涉及社會學、宗教學、神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諸多領域，宗教、世俗化、多元性、「全球化的多樣性」等方面均有論著，在西方人文社科界引起了持久的關注和影響。[4]
- ▪《宗教美國，世俗歐洲？——主題與變奏》（2015）
- ▪《與社會學同游:人文主義的視角》（2014）
- ▪《疑之頌:如何信而不狂》（2013）
- ▪《世界的非世俗化：復興的宗教及全球政治》（2005）
- ▪《全球化的文化動力：當今世界的文化多樣性》（2004）
- ▪《天使的傳言：現代社會與超自然再發現》（2003）
- ▪《資本主義革命》（1993）
- ▪《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1991）
- ▪《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1991）
- ▪《人生各階段分析》（1990）
- ▪《現代化與家庭制度》（1990）
- ▪《飄泊的心靈；現代化過程的意識變遷》（1985）
- ▪《異端的命令：宗教命題在當代的可能性》(1980)
- ▪《天使的傳言：現代社會和超自然的再發現》（1970）
- ▪《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諸要素》(1969)
- ▪《現實的社會建構》（與T.盧克曼合著，1967）
- ▪《社會學入門》（1963）
人物專訪
彼得·伯格ISIS的「誘惑」
從恐怖主義興起到最近巴黎發生的暴恐事件，輿論界一直有一種聲音，即代表理性、自由的世俗世界對以伊斯蘭教為代表的宗教世界進行嚴厲聲討。這種聲音暗中將極端宗教組織與一般意義上的宗教畫上等號，而通過占據某種貌似真理性的位置將宗教存在簡單化並污名化。由此，我們專訪了奧地利裔美國學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教授，從ISIS和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世俗與宗教的衝突等角度與他進行對話。我們始終認為，對ISIS的真正反擊必須建立在對其進行理性認識的前提之上。[5]
彼得·伯格
現年86歲高齡的彼得·伯格是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1966年，他與托馬斯·盧克曼合作的《社會實體的建構》一經出版，遂成為知識社會學領域的里程碑之作，從此也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
彼得·伯格還被視為繼馬克斯·韋伯之後最重要的宗教社會學家，其宗教相關著作多達十餘部。眾所周知，韋伯通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嘗試回答「為何只有在基督教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並將「理性化/合理化」作為解讀西方歷史進程和東西方差異的關鍵性概念。而伯格在繼承韋伯在社會學方法論和基本判斷上諸多洞見的同時，進一步拷問與「理性化」概念相伴生的「世俗化」理論的合法性及其限度。尤其他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敏銳地注意到，世界正在進入新一波的宗教復興浪潮之中。現代化與世俗化，並不能完全抹殺宗教在現世中的價值和意義；而在世界許多地區，宗教在社會中的繁榮和延續也與現代化進程並行不悖。
伯格認為「世俗化」理論的關鍵問題在於，將自身視為一種價值中立的評判，並將現代化和宗教二者簡單對立了；而從另一個角度，「世俗化」理論在學術界的紮根也是一種理論慣性，並未能意識到以高等教育為核心的全球精英文化才是真正意義上「世俗化」的代表。由於伯格對宗教抱有嘗試理解，而非站在「世俗化」的論斷前提之上進行冰冷審視的態度，使得他意識到「宗教位置」或宗教結構在人類經驗中的延續性。他認為，宗教的推動力正在於對意義的追尋；而超越世界經驗存在的有限空間，則是人性的一個永恆的特徵。
有時，對於衝突的描述會加劇衝突自身的結構。當我們將宗教與世俗視為絕對對立的二元之時，我們很可能會生產出我們自身的敵人，並同時無法認清真正敵人的面貌。彼得·伯格漫長的學術生涯都在進行社會學描述的自我批判——而這種批判，也正是社會學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而在當下的時刻，這種反思則顯得尤為緊迫。
如何界定ISIS
「多數時候，時代將演員對自身動機的解釋信以為真」
彼得·伯格認為，在某種意義上ISIS的意識形態的確從伊斯蘭教中獲得了靈感，然而我們需要注意到，這是對外作為自我宣稱的意識形態——儘管「時代總將演員對其自身動機的解釋信以為真」。要理解ISIS，就要意識到它在國際政治中的位置，以及它非宗教的利益訴求。而世俗與宗教在當代世界中的衝突，不應被誤讀更不應被誇大。更重要的是，社會學領域內的「世俗化」理論亟須被更新，因為它正在妨礙我們認識當下這個後世俗的世界：它更應被定義為「多元世界」，在其中，多種不同的世界觀、宗教和道德體系彼此共存並相互競爭。
新京報：ISIS被普遍認為是極端宗教組織，作為宗教社會學家，你怎麼看ISIS和伊斯蘭教的關係，或者，它的宗教性？
彼得·伯格：宗教總是會跟非宗教利益（尤其是政治的利益）聯繫在一起。然而，就ISIS來說，它的意識形態的靈感來源顯然是伊斯蘭教。一個社會學家沒有能力去判定，它對伊斯蘭教義的理解是否是「真正」伊斯蘭的或者是否是對這種宗教的偏離。這也不是社會學家的使命。但從一般經驗上講，以下的說法是成立的：歷史地看，在伊斯蘭教的歷史長河中，ISIS並不是典型的；伊斯蘭教在很多時期里，都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和非暴力的。另外，還是從經驗上講，現今世界絕大多數的穆斯林都並不支持ISIS的意識形態。
新京報：ISIS的行動始終跟國際政治糾纏在一起。你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要準確評估宗教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區分清哪些是真正由宗教所喚起的，哪些是借用宗教，實際基於非宗教利益之上的政治議程。那麼這樣看來，我們該怎樣界定ISIS和它的目的？
彼得·伯格：認為那些與ISIS活動有關的大部分個體，真的信奉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相對安全的假定（因此，自殺性爆炸不太可能是受到非宗教利益的驅使）。每個國家可能都有1%的人口是心理變態的——我假定那些參與者個體（尤其是那些來自歐洲內部的）真的很享受這種關於兇殘屠殺、擁有性奴或散布恐懼的願景。不太容易從這場運動自身的外部找到非宗教的利益訴求。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存在着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力量衝突；而在更廣闊的中東地區，這種教派之間的衝突則與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利益紛爭（註：此處指的是國家間的衝突）糾纏在一起。社會學解釋的普遍思路是：大多數時候，時代將演員對自身動機的解釋信以為真。
新京報：現在全球範圍內宗教復興的趨勢是鮮明的，你認為這是一種人類對於確定性和超越性的內在需求的體現。在此意義上，ISIS現在的擴張速度以及成員構成的多元，顯示出它很強的誘惑力，這似乎是基於自由選擇的宗教市場所不能提供的誘惑力……你如何看待這種誘惑力？它說明了什麼？
彼得·伯格：ISIS的意識形態的確包含了對西方文明中世俗主義的敵對（註：彼得·伯格強調是「世俗主義」，而不是「世俗」，對於「世俗主義」和「世俗」的區分是近年來宗教社會學的一個理論共識），它從中獲得了一部分吸引力。但存在爭議的是，這個「世俗主義」對於歐洲之外的地區到底意味着什麼，又有多重要。我在我的近期著作中很大程度上是在試圖呈現，從全球範圍來看，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世俗世界之中，而是一個多元世界（pluralistic world）——不同的世界觀、宗教和道德體系共存在同一個社會當中。這意味着在這個世界中，世俗並不是對宗教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更沒有取代宗教的意義，而是多種宗教共存在世俗生活的前提之下。
世俗與宗教的衝突
宗教是現實，不是所有當代事件中的要素
新京報：這次的巴黎暴恐事件令人震驚，在於它突然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空間裡，而似乎襲擊者也將摧毀日常的世俗性作為自己的目標。有人認為這可能成為未來戰爭的主要形式，衝突雙方不再是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不是西方與東方，而是一種線性重複的永恆現世和一種激情澎湃的末日想象。你同意這種觀點嗎？
彼得·伯格：我不同意存在着一個世界性的「世俗生活」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之間的衝突。許多在國家間發生的國際紛爭既不是由宗教驅動的也不是因為這些國家具有非常不同的宗教生活。總體而言，宗教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是重要的現實，然而它並不能特別地從非宗教的現實問題中推導出來。它也不是所有當代事件中的要素。
新京報：你和其他兩位合作者完成了對於「歐洲世俗性」的專題研究，出版了《世俗歐洲，宗教美國？》一書。這個研究似乎是在歐洲如何與其他文化和宗教相處的問題意識下啟動的。你現在看來，當下移民潮和暴恐危機之下的歐洲，需要堅持怎樣的原則？有左翼學者指出，面對暴露出諸多缺陷的多元主義，應該回到歐洲中心的一些基本價值上來，你同意嗎？
彼得·伯格：是的，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是我們研究的起點。多元主義（簡單地定義為多元性和差異性）導致了許多社會和經濟問題。但是它近乎是現代化，尤其是全球化，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它可以被削弱，但要想完全叫停它則意味着要將一個社會從與外界的諸多關鍵聯結中分離出來，而這會帶來非常災難性的經濟後果。無論歐洲想要支持何種「原則」，它自身的經濟繁榮是需要大規模移民帶來的活力的。因為持續經濟繁榮在所有地方的結果，都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因此可以說，比如，要不意大利女性生育更多的孩子（但這不可能），要不引入大量積極生育的移民——否則就將意味着每一個意大利勞動力都需要養活二十個在福利院裡的意大利人！對歐洲來說這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其他國家也面臨相似的人口問題）就變成了——不是要不要阻止移民，而是移民該怎樣融入原有的人口。
新京報：對宗教社會學這一領域本身而言，現在這種新局面帶來的挑戰是什麼？是否有一些概念、範疇和思考模式需要被改變？
彼得·伯格：是的。宗教社會學太需要一個新的範式，來取代舊的、已經被現實有效證偽的「世俗化」理論。但這需要一些時間，也不可能由一兩位社會學家完成，而需要許多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通力合作。這也是我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的主要目標。
參考資料
- ↑ 彼得·伯格 Peter L. Berger，豆瓣讀書網
- ↑ 彼得·伯格 | 作為人文學科的社會學，搜狐網，2017-09-11
- ↑ 又一位社會學大師級人物隕落！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去世，享年88歲，鳳凰網，2017-07-04
- ↑ 真誠的懷疑和純粹的犬儒主義有什麼區別？，鳳凰網，2017-06-29
- ↑ 彼得·伯格ISIS的「誘惑」，鳳凰網，2015-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