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梵蒂岡關係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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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梵蒂岡關係，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羅馬天主教會聖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以「梵蒂岡」稱之）及其行政機構教廷之間的雙邊關係，雙方因遲未撤離的教廷駐南京公使館而在1949－1951年間有實質接觸，但均未承認其合法性、甚至敵視對方而未建立外交關係，在此期間梵蒂岡教廷仍承認一路由南京、廣州、重慶和成都遷往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後亦未將教廷視為合法的駐華使館，並未要求其承認當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雙方在主教任命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全國代表會議制度等問題上的長期爭執，以及聖座在兩岸分治後於1952年在其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台北復設公使館並於1966年升格為大使館，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個中國原則，使得雙方在1951年教廷公使黎培里遭中共驅逐出境後便無實質交流。雙方分別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和最少的國家，但作為天主教神權國家的聖座對全球天主教徒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高度世俗化且對絕大部分宗教在該國的發展擁有強烈主導能力的國家，故雙方先天的矛盾讓兩國建交困難不斷。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梵蒂岡的事務由駐意大利大使館代管。

背景

中國天主教會和中國共產黨雙方在1949年之前並無高層聯繫，但在抗日戰爭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控制區內（如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等等），也有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徒。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將宗教信仰自由納入統一戰線範圍，認為「爭取教民是我黨不可疏忽的任務」。抗日戰爭期間，雙方沒有發生過大的矛盾。

抗日戰爭期間的1942年7月，中華民國和聖座建立外交關係。1946年，即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年，羅馬教宗宣布在中國實行「聖統制」，在中國劃分出20個總主教區和138個教區。同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聖座分別任命謝壽康、黎培里（Antonio Riberi）為首任駐對方公使。

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羅馬教廷認為，信仰無神論的共產黨是其最大的思想敵人。1948年，在意大利議會大選時，因意大利共產黨可能獲勝，教宗庇護十二世公開號召有投票權的天主教徒在選舉中擊敗共產黨，選舉擁護教會法和教會權利的候選人；天主教徒若不參加選舉，便犯良心重罪。1949年7月1日，羅馬教廷聖職部向意大利天主教徒發出三條反共敕令：「天主教徒不得參加共產黨；天主教徒不得宣傳和閱讀支持共產主義理論的書刊；如違反以上兩點，即不能接受聖事。」

在羅馬教廷的反共立場指導下，以及第二次國共內戰的緊張形勢下，駐華公使黎培里也堅決執行反共政策。他來華後便成立了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協進會，通過該機構行使權力。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形勢下，黎培里多次發出命令及指示，要求中國天主教徒執行聖職部的反共命令。因為反共立場一致，黎培里和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1948年行憲後改為中華民國政府）「頗能相得」。天主教南京總教區總主教于斌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積極支持蔣介石政府，甚至因此被中共方面列為內戰戰爭罪犯；日後，教宗庇護十二世曾抱怨于斌「同蔣政權走得太近」。

1948年3月8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發布通諭稱：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地區，司鐸可暫時不守教會的除獨身主義以外的規矩，做彌撒行聖事可按「聖教艱難」時的辦法（即隱秘辦法）。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作《報告》指出：「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它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國在全國勝利以後再去解決。」第二次國共內戰後期，中共對外國傳教士來華「新來者暫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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