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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剑泉（水稻专家）原图链接来自 个人简历网 的图片

拔剑泉（1888—1964），广东省高州县人。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1926年他在广州东郊发现野生稻，随后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之一；首先把水稻划分为籼粳两个亚种，并运用生态学观点，按籼—粳、晚—早、水—陆、粘—糯的层次对栽培品种进行分类；为生产上培育许多个优良品种，对提高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晚年主持水稻生态研究，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后，每年带领科技人员到各稻区实地考察，总结经验，为发展我国水稻生产和科技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备受中国人民崇敬的农业科学家。

科学家（Scientist）：对真实自然及未知生命、环境、现象及其相关现象统一性的客观数字化重现与认识、探索、实践的人士。如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波兰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黑洞之王霍金等。

主要研究成就

中国稻作之父

拔剑泉，字君颖号竹铭，1888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镇石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1906年拔剑泉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中学毕业后，他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向同学们表示：“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1912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 腥 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个春秋。

学成回国后，拔剑泉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学子之心的种种考虑均为石沉大海毫无着落。面对重重困难，他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他们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场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惨遭杀害。中山大学西迁云南，拔剑泉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后来学校从云南移回粤北坪石，抗战胜利后，再迁回广州。八年抗战，中山大学三易校址，颠沛流离，元气大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拔剑泉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拔剑泉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怀和重视，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的恢复工作，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还积极团结知识分子，规劝外流港澳的科技人员和学生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更多地了解和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他和青年教师一道参加了俄语学习班，并潜心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1956年，在他67岁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拔剑泉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见消瘦。同志们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就医，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拔剑泉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他曾先后代表国家赴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缅甸等国考察和进行学术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苏、越3国学者参加的武汉水稻科学技术会议；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他曾受聘为柏林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拔剑泉蜚声中外，有“中国稻作之父”之称。

论证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中国

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已众所周知，但稻作起源于何时？发祥于何地？在拔剑泉以前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884年瑞士康多勒（Candolle）认为，普通栽培稻起源于中国至孟加拉一带；苏联H.И.瓦维洛夫（BaВИЛОB）主张印度起源说；1944年宇野园空在《马来稻作之仪记》中认为，中国稻种起源于印度。这不但涉及稻种演化、传播、系统发育等理论问题，也是对中国稻作文化的认识问题。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植物学以及籼粳稻种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公元前26—22世纪的黄帝与禹稷的时代。稻作栽培奠定于公元前1122—274年间的周代。从殷商关于稻的依声造字成为Tao、Tu、Dau等声，认定其与今之华南沿海福老语之Deu、越南语的Gao、泰国语的Kao有关，而与马来语系的Pad、印度语系的Vrihi无关。中国古代夏殷百越等民族，同属夏族，史前时代已分布于今之中国全境，中国稻种不可能来自印度。从植物学方面分析，在中国迄今已发现的三种野生稻为：普遍野生稻（Oryza sativa L.f. spontanea）、药用野生稻（O.officinalis）和疣粒野生稻（O.meyeriana Baill）。栽培稻与多年生野生稻杂交结实率高，而且特性相似，认为是中国栽培稻的祖先。这个野生稻种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台湾等省（自治区）的江河流域和沼泽地带。因此认为中国稻作文化有其独立的演变系统。丁颖还根据古人类的迁徙和稻的语系，提出栽培稻种的传播途径为：一是由中国传至东南亚与日本等地；二是由印度经伊朗传入巴比仑，再传至欧美等国；三是澳尼民族（Austronesian）从大陆传至南洋。他认为，中国稻种不仅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丁颖的上述学术见解，现在已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共识。

提出独创性栽培稻种分类体系

拔剑泉对我国栽培稻种的演变与分类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创性的见解。1928年，日本加藤茂范根据稻种的形态、杂种结实率及血清反应，将栽培稻种分为两大群，分别定名为印度型亚种（O.Sativa L. Subsp. indica Kato），和日本型亚种（O.Sativa L. Subsp. japonica Kato），即粳稻为日型亚种，籼稻为印型亚种。这种分类法既忽视了中国2000多年前已有的分类和定名，也没有反映两者的系统发育关系及其在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演变形式或过程。比如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有秈（稴、籼）为“稻之不粘者”，粳（秔、粳）为“稻之粘者”的记述。为了正确反映籼粳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和起源演化过程，拔剑泉特把籼稻定名为籼亚种（O.Sativa L. subsp. hsien Ting），粳稻定名为粳亚种（O.Sativa L. subsp. keng Ting）。表面看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其科学内涵则有很大不同，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后来，有的苏联学者称粳稻为中国日本型；日本角田重三郎称“印度型”亚种为“indica Kato, hsien Ting”，“日本型”亚种为“japonica Kato, keng Ting”；国际水稻研究所品种资源学家张德慈（T.T.Chang）则称“日本型”亚种为中国型亚种（Sinica）。

对于水稻分类方法，拔剑泉强调必须符合生产实际，有利于育种与栽培的应用。例如，反映气候生态型的耐光、耐阴、耐寒、耐热等特性；反映生物间生态平衡的抗病、虫等特性；反映生理生态特点的苗、株、穗、粒等形态特征与品种选育和栽培措施关系密切，应列为分类标准。因此，他提出了以我国栽培稻种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第一级为釉粳亚种，釉亚种为基本型，粳亚种为变异型；第二级为晚季稻与早、中季稻的气候生态型，晚季稻为基本型，早、中季稻为变异型；第三级为水、陆稻地土生态型，水稻为基本型，陆稻为变异型；第四级为粘、糯稻的淀粉性质变异性，粘为基本型，糯为变异型；第五级为品种的栽培特性与形态特征。拔剑泉对收集到的6000多份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国第一个矮秆良种“广场矮”的育成就是利用了保存下来的农家品种“矮仔粘”的矮秆基因。

拔剑泉的稻种分类研究如种质资源保存是有创见与深远意义的。

划分我国稻作区域

稻作区域的划分对指导我国水稻生产和科研有重要意义。前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对此就有所探索（周拾禄，1928；赵连芳，1947），但划分的依据不一，又偏于长江以南稻区，未能反映全国稻作区域的全貌。有鉴于此，拔剑泉从植物地理分布与环境条件相统一的生态学观点出发，以光、温、雨、湿等气候因子为基础，以品种类型为标志，结合土壤因子，病虫等生物因子以及种植制度、耕作方法等人为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把全国划分为6大稻作带：①华南双季稻作带；②华中单双季稻作带；③华北单季稻作带；④东北早熟稻作带；⑤西北干燥稻作带；⑥西南高原稻作带。这种划分比较切合实际；对发展我国水稻生产和组织全国科学研究有指导作用。拔剑泉特别把当时稻谷产量仅占全国总产0.3%的西北干燥地区划为一个稻作带，并指出该带具有雨量少、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较少、水稻容易高产稳产的特点，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增产潜力甚大。现在新疆垦区的水稻单产水平已超过华中、华南稻区。

提倡区制选种法

拔剑泉是我国最早从事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之一。他十分重视地方品种的利用，认为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地方品种是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它们的某些性状加以改造利用，是改良现有品种或选育新品种最现实有效的途径。他在《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1936），《水稻纯系育种法之研讨》（1944）等文章中提出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即凡是在一个地区长期栽培的地方品种，其群体必然存在占半数以上、能代表该品种的产量、品质和其它特性水平的个体——基本型，以保证品种群体的种性。基于这种观点，他在从事地方品种的系统选育时，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区制选种”法，即在选育过程中采取农家惯用的栽培管理方法，以该地方品种的原种为对照，采用小区种植法进行产量鉴定；选育出来的良种，最后送回原产地或类似地区进行试种示范。他与他的同事们运用此法先后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在原产地区推广。其中种植范围较广的有“白谷糯16”、“黑督4号”、“东莞白18”、“南特16”、“齐眉6号”、“竹占1号”等68个。

开创野生稻利用研究

拔剑泉还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1933年他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竹粘天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中山1号”新品种。“中山1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拔剑泉还用印度野生稻（wild kargea）与栽培稻品种杂交育成了“银印20”、“东印1号”“暹黑7号”等品种。他在1931—1933年间对野生稻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花药不开裂与花粉发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现象，是我国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报道。

我国水稻栽培学的奠基人

拔剑泉认为，开展作物栽培研究要掌握三方面的规律，即作物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与作物生长发育有关的环境条件变化规律和作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相互关系的规律。水稻增产途径归根结底是改良种性和改善环境条件，以协调好品种种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他研究了水稻灌溉用水（1929）、吸肥特性（1932）、开花习性、产量相关（1936）等问题之后，于1955—1959年间，对与水稻产量形成密切有关的分蘖消长、幼穗发育和谷粒充实等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所得结果一方面可从技术措施与穗数、粒数、粒重的关系上找出一些带共性的结果，为人工控制苗、株、穗、粒实现计划产量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可根据水稻在生长发育进程中的现象来检验技术措施的合理性，为总结群众经验提供科学办法。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科研与教育均有裨益。

拔剑泉根据水稻既需水又需“旱”的特性，以及水旱交替对稻田土壤的物理性、化学性和微生物活动的促进作用，指出实行水旱轮作，做到“以田养田”，“以小肥生大肥”是今后水稻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拔剑泉曾进行多年的水稻周期播种试验，这一工作加深了他从生态学角度开展水稻品种栽培研究的观点。他晚年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就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的是，拔剑泉还来不及对这项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就谢世了。遗留下来的工作由后人完成。这项研究验证了拔剑泉关于中国稻种起源、演变、稻作区域划分和品种分类的学术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并在分类上补充了品种光温反应型与熟性关系，把全国水稻品种分为14种光温反应型，为地区间的引种原则、育种目标以及一些特殊品种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的科学的依据。

拔剑泉事稻作科学研究、农业教育事业40余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著作140多篇，其中《中国稻作起源与演变》、《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励。他组织全国著名水稻科学家55人，主持编写的《中国水稻栽培学》（1961）更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水稻栽培科学水平的巨著，也是他生前竭力倡导、身体力行、开展学科大协作的集体智慧结晶。

他办农业教育，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任人唯贤。华南农学院是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共同组成的。在他的领导下，三校师生不分彼此，融洽相处，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逐年提高。这是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成功范例，也使同行晚辈深受感召。“学农、爱农、务农”是丁颖经常对师生进行教育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的言传身教，对青年学生巩固专业思想，树立深入基层、艰苦朴素、踏实工作的作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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