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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詒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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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江蘇鎮江 | 1880年2月5日
逝世 |
1956年2月3日 上海 | (75歲)
職業 |
歷史學家 圖書館學家 書法家 |
柳詒徵(1880年2月5日-1956年2月3日),字翼謀,亦字希兆,號知非,晚年號劬堂。學者,歷史學家、古典文學家、圖書館學家、書法家,中國近現代史學先驅,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現代儒學宗師。江蘇鎮江丹徒人。
柳詒徵,字翼謀,逢原子。光緒五年己卯十二月廿五日(西元1880年2月5日)卯時生,邑增生,宣統己酉科(1909年)優貢,候選教諭。歲貢生、候選訓導、例封修職郎姨丈子攸女。[1]
目錄
人物生平
柳詒徵幼時家境清寒,七歲失父,同姐隨母到外婆家,課督於母鮑氏,就讀於鮑氏書塾,日誦經書、詩文。
清光緒22年(1896年),十七歲成秀才,居家授徒。後往南京,在江楚編譯局任事。曾師從繆荃孫、黃以周、李瑞清等人。
光緒28年1902年,隨繆荃孫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國後曾就學於三江師範學堂。次年創辦思益小學。之後曾任江南商業高等學堂、兩江師範學堂等校教習。民國元年(1912年)主持鎮江府中學堂。不久轉任北京明德大學教授。
民國3年(1914年),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改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受江謙之聘任文史地學部歷史、國文教授。民國10年南京高師改為東南大學,14年東大發生學潮,翌年遂再度北上,先後執教於北京女子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和東北大學。
民國16年(1927年),國立東南大學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初名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返校執教;並主持國學圖書館(原江南圖書館,民國16年後改爲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民國18年改爲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柳詒徵生平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880至1899年,柳氏父親早死,幸母親持家、教導,故培養了柳氏重孝敬、求仁愛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陳善余的教導,產生了研究目錄學及中國歷史的興趣。
第二階段:1900至1927年,維新變法,柳氏進入江楚編譯局,就學於倡言變法的繆荃孫,隨師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歷代史略》為教材;1915年後,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國文、歷史科,南高改並為東大,柳氏為歷史系教授,任教中國文化史、東南亞史、印度史等,與吳宓等主辦《學衡》;1926年正值東大發生「擁郭拒胡」的學潮,而柳氏反對校長郭秉文及學生運動,遂離東大;
第三階段:1927至1937年,柳氏就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整理舊籍,分類編目,並完成了三十六冊的《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更主編《國學圖書館年刊》,撰成《國學圖書館小史》;九一八事變,南京告急,柳氏東奔西走請求政府接收藏書,但政府可供藏書的地方不足,故書籍被戰火焚毀,自謂「對祖國文化未盡到全責」。
第四階段:1938至1945年,柳氏到了重慶中央大學,校內故舊因柳氏盛名,請他任歷史科研究院導師,任教期間完成《國史要義》 。 第五階段:1946至1956年,為柳氏回南京復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國史館纂修,整理戰後散佚圖書及史料,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後,出任文物管理委員,籌辦地方博物館。
柳詒徵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圖書館學家。1948年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榮。學術薪傳乾嘉學派,融世界近代新思潮,學貫中西。主張「史之所重,在持正義。史以明政教,彰世變,非專為存人。」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史壇,與北方任教的史家陳垣、陳寅恪並稱「南柳北陳」。
1879年出生。7歲失父,家境貧寒,同姐隨母到外婆家,課督於母鮑氏,就讀於鮑氏書塾,日誦經書、詩文。以家無藏書,勤奮借抄。
1896年,柳詒徵17歲考中秀才,後曾就讀於三江師範學堂、江陰南菁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師從繆荃孫、黃以周、李瑞清等人。卒業後曾任教江南高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實業學堂、寧屬師範學堂、兩江師範學堂、北京明德大學;並一度主持鎮江府中學堂校政。
1902年,隨繆荃孫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國後曾就學於三江師範學堂。
1903年創辦思益小學。之後曾任江南商業高等學堂、兩江師範學堂等校教習。
1912年主持鎮江府中學堂。不久轉任北京明德大學教授。
1914年,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改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受江謙之聘任文史地學部歷史、國文教授。
1920年南京高師改為國立東南大學。
1925年國立東南大學發生學潮,1926年柳詒徵北上,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
1927年,國立江蘇大學改為國立中央大學,返校執教;並主持國學圖書館(原江南圖書館,1927年後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9年改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並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
1937年,抗戰前夕,為轉移圖書入川奔走。抗戰爆發後講學於國立浙江大學、國立貴州大學。
1938年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
1946年,抗戰勝利後,復回南京出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兼任國史館纂修。
1948年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榮。
1949年,居滬,執教於復旦大學。籌辦上海博物館。
晚年以讀書校書為樂。曾請同鄉印人趙蜀琴鐫「一生書里活」之印。
1956年2月3日,在上海逝世。平生布衣蔬食,卒後僅遺一床一桌,書10餘箱。
人物軼事
柳詒徵為中國近現代史學開創者。清光緒廿九年(1903年)編寫《歷代史略》,打破綱鑑的編年形式,從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統敍述歷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國歷史教科書。他也是中國編着新型歷史教科書最早、最多的學者。光緒卅一年(1905年)完成《中國商業史》,是最早的中國商業史專着。宣統二年完成《中國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國教育史着作。
柳詒徵晚年着《國史要義》,論述了「史」之方方面面,分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史化十大篇,可謂對中國史學全面總結的代表作。
柳詒徵民國十二年(1923年)完成《中國文化史》,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柳詒徵透過許多着作,闡明中國文化義理,是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柳詒徵是現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國學導師。作爲現代中國文化宗師,創辦《學衡》雜誌、《國風》學刊、《史地學報》等學刊,致力於中華文化的昌明、發揚。
柳詒徵為現代儒學宗師。作爲史學家,由史學昌明儒學。他認為,儒家經典「《詩》、《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為未經驗者之先導也」;另一面,中國史學通貫儒學,儒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核心。柳詒徵發表論着,對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學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抉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以孔教拯救現代社會,「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以柳詒徵為南雍雙柱之一的中大,是現代儒學復興的策源地[2];以其為國學支柱的學衡派,成爲後世新儒家的學術濫觴。
柳詒徵亦為一位歷史哲學家。「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他在《國史要義·史識》篇中定義歷史哲學:「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着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群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3]
柳詒徵亦為一位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民國十六年(1927年)主持國學圖書館,直至卅七年(1948年)。其間提供住讀方式便利來館的遠方好學之讀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之創舉」[4]。為便於「群彥之責索」,乃編着藏書總目,延聘王煥鑣、周雁石等數人經數載努力,民國廿四年(1935年)完成《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這是中國第一部圖書館藏書總目。
作為教育家,柳詒徵愛才、重才,言傳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稱「柳門成蔭」。更多的人則是受到柳氏學問、道德、人格、理想的影響。在中國學術界,有說他「培養出來的文、史、地、哲各門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着名專家最多」。柳氏教學之法,鄭鶴聲曾說,「柳先生的教學方法,以探求書本為原則。他講中國史的時候,並不編輯課文,或某種綱要,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慘考書籍,要我們自動地去閱讀...,讀了以後,要把心得記在筆記本上,由他詳細批閱...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並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搜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這種治學方式,的確是很基本的,促使我們養成一種嚴謹篤實的學風,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 ;張世祿回憶說他教導學生要能做「比較思考」,鼓勵學生「自己找問題去鑽研歷史」;胡煥庸回憶他的授課「夾敘夾議,...既不是枯燥無味的考證,也沒有不着邊際的空談,真可說是廣徵博引,有引人入勝之功」;茅以升曾說,「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恆」。[5]
教育思想方面,柳詒徵倡導自由教學,認為應當根本改革工廠批量生產式、機械式的現代學校教育體系,以利於每一個人學生自由學習、個性發展。必修課程、標準以及教師資格可由教育部統一制定;國家組織嚴格的考試,各門課程及格者,授予相應文憑。學生自小學畢業後,聽其自由求師。學堂停辦,教師可自由授徒。同時,國家在各省市縣設立公共的科學儀器館、圖書館及各類音樂美術體育設施,適當收費或免費供學生使用。[6][7]
學術成就
文史學家
柳詒徵是中國近現代史學的先驅、開創人。1903年編寫《歷代史略》 ,打破綱監的編年形式,從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統敘述歷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國歷史教科書。他也是中國編著新型歷史教科書最早、最多的學者。1905年完成《中國商業史》,是最早的中國商業史專著。1910年完成《中國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國教育史著作。
柳詒徵1923年完成《中國文化史》 ,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柳詒徵透過許多着作,闡明中國文化義理,是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
柳詒徵是現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國學導師。作為現代中國文化宗師,創辦《學衡》雜誌、《國風》半月刊、《史地學報》等學刊,致力於中華文化的昌明、發揚。
現代儒學宗師
柳詒徵是現代儒學宗師。作為史學家,由史學昌明儒學。他認為,儒家經典《詩》 、《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為未經驗者之先導也;另一面,中國史學通貫儒學,儒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核心。柳詒徵發表論著,對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學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以孔教拯救現代社會,「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以柳詒徵為南雍雙柱之一的南京大學,是現代儒學復興的策源地;以其為國學支柱的學衡派,成為後世新儒家的學術濫觴。
歷史哲學家
柳詒徵是一位歷史哲學家。「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他在《國史要義·史識》篇中定義歷史哲學:「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着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群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
圖書館學家
柳詒徵是一位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1927年主持國學圖書館,直至1948年。其間提供住讀方式便利來館的遠方好學之讀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之創舉」。為便於「群彥之責索」,乃編著藏書總目,延聘王煥鑣、周雁石等數人經數載努力,1935年完成《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這是中國第一部圖書館藏書總目。
教育家
作為教育家,柳詒徵愛才、重才,言傳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稱「柳門成蔭」。更多的人則是受到柳氏學問、道德、人格、理想的影響。
在中國學術界,有說他「培養出來的文、史、地、哲各門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最多」。弟子如繆鳳林、張其昀、宗白華、茅以升、陳方恪、陳訓慈、范希曾、鄭鶴聲等人,皆有造就。柳氏教學之法,鄭鶴聲曾說,「柳先生的教學方法,以探求書本為原則。他講中國史的時候,並不編 輯課文,或某種綱要,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參考書籍,要我們自動地去閱讀,讀了以後,要把心得記在筆記本上,由他詳細批閱。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並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搜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這種治學方式,的確是很基本的,促使我們養成一種嚴謹篤實的學風,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張世祿回憶說他教導學生要能做「比較思考」,鼓勵學生「自己找問題去鑽研歷史」;胡煥庸回憶他的授課「夾敘夾議,既不是枯燥無味的考證,也沒有不着邊際的空談,真可說是廣徵博引,有引人入勝之功」;茅以升曾說,「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恆」。
書法家
柳氏初學唐碑,以顏、柳為基礎,既而學趙、董,純是帖學館閣路數。1901年後學北碑,經張謇而受張裕釗的影響,又與張小樓相切磋。1908年後入兩江師範學堂任教習,又受到李瑞清的啟迪,臨寫北碑突飛猛進。篆、隸、真、行、草各體兼能,尤以北碑成就最高。善書漢、魏二朝碑版,尤擅寫經石峪、顏真卿。
思想
- 「柳翼謀為學守則三綱十八目」
-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慮、平怨怒、節飲食、謹言語、懲偷惰;
- 二修德:事親孝、與人忠、立志堅、律己嚴、執事敬、處境澹;
- 三勤學:讀經書、考史事、講理學、習國政、作詩文、究技藝。
其他
柳詒徵澹泊功名利祿。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場腐敗和民國初年軍閥竊權誤國,誓不做官,以執教着述,清正自守。他民國時期的學生、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崔宗瑋曾說:「如果熱衷於官職的話,柳老伯的資歷名望,不要說南高的文學院長,就是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一定會有人請他擔任的。」民國卅一年(1942年)國民政府成立「禮樂館」,蔣中正欲借重柳詒徵的德望,讓教育部請柳主持,柳當即「以老弱為辭」,蔣又讓柳門弟子陳訓慈之兄長陳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謝絕。」[8]
柳詒徵幼時隨母居外祖家,步入社會後四海為家,債賃為居。雖然如此,他仍澹泊錢財。早年在兩江師範學堂執教,當時為尊師起見,一般每月工資例由會計親送教師,而兩江師範會計卻要教師自己去領。柳為維護師道尊嚴,數月不領,學期結束即請辭,校長李梅庵不捨,托陳善余詢問原委,遂後才責正會計,得以挽留。民國廿七年(1938年),柳詒徵應竺可楨之敦請到位於貴州泰和的浙江大學講學,在課堂上講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殺時,義憤悲昂,突發中風昏倒在講台。校長竺可楨延醫急救,後柳又在校休養三月。離校時,竺派校車送行,並讓秘書送去舟資三百元,柳詒徵以因病講學未成,堅決不收川資、薪金。
着作
- 《歷代史略》
- 《中國教育史》
- 《商業道德》
- 《中國商業史》
- 《中國財政史》
- 《中國文化史》
- 《南洋群島史》
- 《東亞各國史》
- 《印度史》
- 《國學圖書館小史》
- 《中國版本概論》
- 《國史要義》
- 《劬堂題跋》
- 《京江柳氏宗譜》
- 《柳翼謀文錄》(台北廣文書局 1970)
- 《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