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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任昉

任昉（460年－508年），字彥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人。南朝梁文學家。

自幼“聪明神悟”，四岁能诵诗，八歲能文，“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声闻藉甚。”叔父任晷誇他“吾家千里駒也。”南朝宋時，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入齊為王儉所重，任丹陽尹刘秉的主簿（办公室主任）、竟陵王記室參軍，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時歷任義興（今江蘇宜興縣）、新安（今浙江淳安縣）太守。一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民，离开義興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監七年（508年）卒於官舍，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

任昉寫文章時擅長表、奏、書、啟等文體，文格壯麗，“起草即成，不加点窜”，而同期的沈約以詩著稱，時人稱「任筆沈詩」。沈约称任防“心为学府，辞同锦肆”。王融“自謂無對當時”，可是一見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俭见其笔札，“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又與沈约、王僧儒同为三大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作《奏彈范鎮》文，他反對范縝的“神滅論”。著有《述異記》 2卷、《杂传》247卷、《地理书钞》9卷，《地记》252卷、《文集》23卷、《文章缘起》1卷、《任中丞集》 等。

生平

任昉幼即聰悟，8歲能寫文章，他的叔父任晷曾很得意地誇讚他：「吾家千里駒也。」16歲即被聘請為丹陽主簿，他「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南朝衛將軍王儉非常器重他，「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才華橫溢的文人王融，自以為當代無人可比，可是見到任昉的文章後也自愧不如。任昉寫文章一遍成稿，不須修改，深為當時一代詞宗沈約所推稱。其文情真意切，透闢凌厲。像《為竟陵世子臨會稽郡教》悲概感人，《王文憲集序》逼真傳神，《讓宣城郡公表》憨態直露，《薦士表》剴切中理，《彈奏蕭穎達》凌厲無畏。他的文章與沈約的詩齊名，有「任筆沈詩」之譽。晚年常有詩作，想超過沈約，但因用典故太多，少有佳作。

任昉性至孝，「每侍親疾，衣不解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父喪，「哀瘠過禮」。繼母喪，廬墓「哭泣之地，草不為生」。他廣交士友，與他同時以文學游於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的有沈約、謝眺等8人，被稱為「竟陵八友」。他能獎掖後學，薦舉賢才，少而風神警拔的王日柬和家貧靠抄寫奉養母親的王僧孺，都因他的推薦而能各展其才。他酷好典籍，家雖貧，藏書還多達萬餘卷，且有許多珍本，是當時的三大藏書家之一。

在宋、齊、梁三代，任昉都任過官職。齊明帝時，他出任太子步兵校尉，掌管東宮書記、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武帝任命他為驃騎記室參軍，主持文翰書記，又拜為黃門侍郎，後又擢任義興太守，召為御史中丞、秘書監，最後任新安太守。任內以清廉而聞名當世。平時，生活儉樸，纖塵不染，甘於淡泊，毫不苟取。他「居無宅室」，不治家產，「車服亦不鮮明」。在義興任太守時，為當地民眾辦了許多好事。他同老百姓一樣，拄著拐杖，在鄉間、 城裡徒步行走。當了解到由於飢年荒月，莊稼歉收，百姓生子難以養育，往往將孩子溺死時，他嚴正申明法紀：生子不養與殺人視為同罪。對待孕婦，則供給一定錢財，受其接濟的人家達千餘戶。

梁武帝天監二年（503 年），遭遇大災荒，鄉民紛紛外出逃荒，任昉把自己的俸糧燒成粥，施捨給災民，救人無數。他還資助過貧困的學生上學讀書。在義興，他得到一部分公田作為他的俸祿，每年收糧食達800餘石，任昉只取其五分之一，餘下全都用以濟民，而他的妻兒卻吃粗糧，清淡居日。任昉一生酷愛典籍，家雖貧，藏書頗豐，數量達萬餘 卷，種類齊全，且有許多善本珍本，以致「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成為當時著名的藏書家。

他為官清廉，從義興調往新安時，船上只有米五斛，連一件拜會穿的衣服也沒有。臨終前，遺言不許帶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舊衣入殮。他性情豁達，不修邊幅，更不擺官架，有時在路旁遇到爭訟的事便就地詢察審理。「為政清省，吏民便之。」死後，義興闔境百姓痛惜，在城南為他建祠堂，按時祭祀。梁武帝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追贈他為太常卿，諡敬子。

任昉著《雜傳》247卷，《地記》252卷，文章33卷，多散佚，現存明人所輯《任彥升集》。民國《壽光縣誌》載有他的《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和《彈奏曹景宗》二文。　

其作品佚失很多，但僅從現存的作品即足見其富贍的才華，多彩的筆觸，以之奪得了筆體作家的冠冕，在我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參考書目

• 杨赛：《任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