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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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杰（1943年），台湾台南人，律师、学者、外交官、政治人物，曾担任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董事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顾问、外交部司长、参事、中华民国驻美国副代表、侨务委员会[1] 副委员长、驻俄罗斯代表等职。
目录
经验与见解
曾参与督导九二香港会谈的陈荣杰表示，海协会1992年11月16日致海基会的信函确认：“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在协商文书查证的过程，双方对“一个中国内涵认知不同”，于是彼此同意以“囗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身为国家的领导人，马英九总统既然知道所谓的“九二共识”与“一中各表”有所差距，而且“一中各表”与“一个中国”也有差距，何能便宜行事，刻意予以模糊？”“经过加工包装的九二共识是非常不妥的表述方式。扭曲真相，误导大众，落入陷阱而不自知。”
“台湾最近几年民调显示，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的消长，主张统一者日少，在几种选项之中显已成为绝对的少数。此时此境，马政府的躁进，不但缺乏法律基础，而且没有社会基础。”“国家认同是全体人民对于国家集体记忆的一条滔滔洪流；其垂直层面含有历史文化语文的轨迹，就横向而言，则有其政治力、社会力的脚印。人民对于所面临的尊严、生存与发展问题记忆特别深...这种洪流，没有任何个体力量可以改道，即使是国家自身，也无法形塑量身打造特定的国家认同。”“苏联时代，史达林开始凭借强大的国力，采用严密的意识形态网路，全面的组织系统，独裁的植入方式，试图形塑‘苏联的国家认同’。经过七十年，结果失败了。”“国家认同是基本人权不可分割的部分，统独问题是人民国家认同的总体表现，绝非一撮所谓精英份子的特权。马英九当然有自己的国家认同，但是当他以国家领导人的身分讲话时，他不能把个人的国家认同当作是全体国人的国家认同，投票时，他也只有一票而已。”
针对台湾与中国间的政治谈判，陈荣杰说：在中国没有正式承认台湾（或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律地位之前，双方实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谈判的法律基础。台湾不可能以“海基会”的名义与“海协会”签署任何政治协议；两个人民团体形态的白手套，何能处理主权与治权的问题？台湾更不可能以“中华台北”、“中国台湾”名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政治协议。他认为“1951年，西藏在炮火下，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其后，中共动辄镇压，所谓和平协议不如废纸一张。国共打打谈谈，和谈只是另场战争的开始。”“不管内涵如何，在没有纳入国际安全体系的情况下，势将牵动台湾周边的战略态势；军售与盟友，也将失去正当性。其结果将是：‘和平没一撇，安全路先断。’”
陈荣杰也认为，历史显示各国爆发革命总是脱离不了自由民主均富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是革命的温床。”他曾多次向前苏联总统戈巴契夫当面请教历史的巨人如苏联，何以解体？所获答复可归纳为“体制问题，战场太大、战线太长；武力竞赛，终于力有未逮。”“中国也有诸多类似问题，尤有甚之。内部腐朽、对外逞强，目前所见仅是冰山一角，台湾没有本钱与中国共同承担潜在风险，例如联手处理钓鱼台列屿即是其中之一。马英九身为国家领导人，务须引领台湾，依据海图，航行安全水域，不要成为铁达尼号。若即若离，选择性交流，循序以进，始为上策。”
陈荣杰也认为，谢长廷主张的宪法各表“尚未见完整论述，但根据片段之资讯归纳，似乎隐含三项元素：宪法共识、宪法一中、宪法各表”，认为宪法各表是“文字游戏，似难解决两岸歧见”，认为宪法各表“必然又是重复‘一中各表’的恶性纠缠”，并抨击谢长廷要求批评宪法各表者提出替代方案的言论是“傲慢面对国家定位议题”。但《新台湾新闻周刊》发行人詹锡奎（老包）讽刺陈荣杰：“谢的宪法共识、宪法各表，不仅提出完整论述，还出了书！这一本书就叫做《未来，不一样的台湾》，谢带了六十本去对岸，逢人就送，怎么会‘未见完整论述’呢？而未见完整论述，阁下又为什么能够据以批判呢？”陈荣杰无回应。
学经历
陈荣杰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与日后当选并连任副总统共八年的吕秀莲是同班同学。后获美国南美以美大学法学硕士、博士。1971年进入外交部，是外交领事人员第三期的学员，曾任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馆秘书，后担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再派驻南非大使馆政治参事。1990年底因大学同学陈长文邀约而参加筹组海基会、担任副秘书长与发言人，1992年2月接任秘书长。1993年初卸任后，受台南一中高中同学吴丰山（自立报系董事长）之邀于1993年5月14日担任本土意识浓厚的自立报系社长，1997年回任外交部。
陈荣杰于2002年出使俄罗斯时是第一位出生于台湾的驻俄国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