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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恺，男，原名锡命。1917年11月14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童年在农村长大，卒于2006年11月9日，木材工业专家。[1]
目录
生平事迹
１９４０年西北农学院毕业，１９４５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任中央工业试验所工程师。
建国后，先后任北京光华木材厂厂长、北京木材工业研究所所长。１９６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４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７９年调入中国林科院，曾任中国林科院副院长、中国林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木材工业》杂志主编等职。１９８８年退休。
长期从事木材工业的组织领导和科学研究工作。他创建的光华木材厂，对中国木材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和示范作用。他对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综利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和取得了不少成果，并不断拓宽了木材工业研究领域，为开创我国木材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时，一次放映《人道》无声电影，他担任配音讲解，目睹西北大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况，哽噎地说不出话来。血气方刚的王恺决定学水利，将来整治旱灾以救农民。这时，听英国留学归来的石声汉博士介绍，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建立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的前身），教学设备较好，师资上乘，学生享受公费。还告诉他，西北地区缺少森林，是旱灾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治旱先兴林。王恺受到很大启迪，毅然报考了这所学校，立志务林。
大学学习
在王恺大学学习期间，学校与兵工当局合作，为[[[抗日战争]]提供枪托用材，建立了核桃林场。在教师指导下，王恺对核桃树材的利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陕西核桃品种之初步研究》选为毕业论文，从造林选种到木材加工利用进行多品种的综合比较试验，以期选出最佳的枪托用材树种。该课题涉及的学科多、工作量大，他日以继夜，刻苦钻研，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多方好评。
毕业时，学校让他留校任教，而他想继续深入枪托等军需用材的研究以支援抗战。正巧报上刊登中央工业试验所新成立的木材试验室招聘人员，条件是理工科毕业生，有较高的英语水平。王恺学的是农科，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鼓足勇气，投书自荐。后经一再努力争取，终于使聘方答应试用。试用期间，他废寝忘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深得试验室主任唐耀的赞赏，被正式录用。这为他以后长期从事木材工业工作奠定了基础。
木材工业工作
王恺的工作是从调查研究川西、西南林区的伐木工业与木业市场开始的。1941—1942年，他带了一名工人，徒步沿着川西岷江和大渡河上游林区对伐木工业进行调查；接着于1943年参加了重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农林部联合组织的林木勘察团，调查了川东、贵州、广西、湖南一带的枕木资源，木材生产和销售情况，为建设湘桂、湘黔铁路的枕木供应提供了依据。
在调查中，他不避高山险阻，跋山涉水，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实地勘察森林资源，既采集了大量树木标本，又了解了当地伐木、制材、运输等状况。写下了中国较早的《川西、峨边伐木工业之调查》《黔、桂、湘边区之伐木工业》《西南木业之初步调查》等报告，为研究中国伐木工业和木材市场提供了有价值的实际资料。
1944年，因工作成绩优异，王恺由经济部公费选送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林学院深造，从事木材改性等方面的研究，于1945年通过《压缩木的初步研究》论文，获木材工艺硕士学位。在此情况下，王恺照例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他考虑到中国的木材加工技术落后，多沿用手工作坊式生产，与美国机械化相比，差距甚大。而发展木材工业急需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用技术和实践经验；加之久经战争灾难的祖国，百废待兴，急需建设人才。他毅然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良机，广泛地参观考察了美国中部、西海岸和南方等地的制材厂、胶合板厂、门窗厂、家具厂等不同产品的加工企业，以及美国林产品研究所、各林业试验站和加拿大林产品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共40余处，并实地参加操作，以取得第一手数据和先进工艺。同时广泛收集木材工业及有关机械设备的技术资料，拍摄和自制了300多张介绍美国和加拿大木材工业的幻灯片。
王恺在各地考察中择其精华，博采众长，既学到了先进的实用技术，又提高了实际操作本领。回国前，美国师友许以高薪一再劝他留下，认为只有在美国才能施展他的才华。王恺婉言谢绝了师友们的盛情挽留。他认为美国条件再好，也不能代替中国木材工业的发展。他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于1946年回到上海，开始了新的工作。
王恺回国后仍在中央工业试验所工作。他特别重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经反复试验，使胶合板质量超过英商产品，达到了出口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受党中央办公厅的委托，负责创建北京光华木材厂，担任第一任厂长兼总工程师，亲自主持北京“十大建筑”所需主要木制品的生产与多项新产品的试制和投产。光华木材厂的建成，对中国木材工业向着现代化发展，起到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王恺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北京市木材工业研究所。1979年他被调至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先后任木材工业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中国林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直到1988年退休。
王恺于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0高龄的王恺仍胸怀壮志，决心为发展木材工业继续作奉献。
主要成就
研制成优质胶合板，为国争光。
王恺于1946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仍回到中央工业试验所工作。由于科研经费短缺，所长提出与上海扬子木材厂合作，由他任该所新建的木材工程试验室主任，并兼任工厂顾问工程师。这一设想与他多年主张的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这个工厂生产的胶合板质量低劣，耐水性能差，不及当地英商工厂的产品。他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实际，与厂方技术人员共同研讨，反复试验，历时一个多月，最终通过提高豆粉细度和加入防霉、憎水剂等措施，增强了胶粘剂性能，产品质量一跃超过英商，且价格较低，从而变进口为出口，在香港、东南亚和美国西岸等国际市场受到好评。他的这一成就不仅为世人瞩目，更为国人争了光。
当时在扬子木材厂担任总工程师的白俄专家，曾在国外多处负责技术工作，经验丰富，面对这位年仅30岁的中国人，自觉相形见绌，主动辞职。英商工厂的外国工程师也觉得脸上无光。工厂名声大振，老板很高兴，立即请他兼任工厂厂务主任和总工程师。王恺没有为此成绩而骄傲，又投入了研制新型门扇和装配式房屋的工作。经过努力，获得成功，前者产品还出口香港。
为替代进口纺织器材，他还研制了胶合木滚筒、压缩木梭、打梭棒等新产品；为建筑部门研制了跨长30英尺的胶合木梁。这些产品都达到较高的水平。他还为上海木业界、造船业、纺织业、铅笔业等举办木材工业讲座，为在学讲授木材工业课等。上海解放前夕，他借为扬子木材厂老板在台湾主持筹设分厂的机会，考察了台湾的木材工业。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将木材厂停工关闭，盗卖机器设备的惨景，感触很深。虽然工厂老板再三挽留他在台工作，但他决然谢绝了高薪聘任，返回了上海。
王恺为我国木材工业界公认权威，长期从事木材工业的组织领导和科研工作。建国初期，受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代木材加工厂——北京光华木材厂，曾任厂长兼总工，主持北京“十大建筑”所需主要材料的生产和新产品试制工作。任北京木材工业研究所所长期间，与中国林科院合作研发的航空、船舶胶合板填补了国内空白。他提出的木材工业应以木材综合利用为主、综合利用以人造板为主、人造板以纤维板为主的方针和工厂应实现无木屑、无刨花、无碎料、无树皮的设想及所著《新技术革命与我国木材工业》，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森林工业卷》、《木材工业实用大全》、《英汉木材工业词典》等，倡导创办了《木材工业》杂志。其研究成果“航空胶合板生产技术”、“纸质装饰塑料贴面板的研制”获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参加制订的《国家十二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制定的《木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贡献突出，获国家科委、计委、经委联合表彰。获原林业部“老有所为精英奖”、中国老教授协会“科教兴国贡献奖”。[2]
其他论文
王恺.面向21世纪,中国木材工业的发展初探． 《 木材工业 》 ， 1999。
王恺. 中国近代木材工业的回顾． 《 木材工业 》 ， 2005。
王恺，陈绪和. 面向21世纪的木材工业． 《 木材工业 》 ， 1994.[3]
怀念父亲
——“洋木匠”王恺
他带领职工一起完成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所用的木构件和木制品。人民大会堂内的大会厅吊顶和墙面采用了他主持研制的蓝色网纹塑料贴面板，被周总理喻为“秋水共长天一色”。
2006年11月9日，我的父亲王恺——一位深受同行业尊敬的全国木材工业界的泰斗，一位平凡普通的北京市民，走完了他漫长又充满绚丽色彩的人生道路。
父亲原籍湖南湘潭。早年公费留学美国，在密执安大学林学院深造，获得木材工艺学硕士。他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却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大量美国及加拿大木材加工企业，获得了很多一手资料。1947年他怀着一颗报效中华，科学救国的赤子之心回到祖国。几十年来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才智投入到中国木材工业的事业中，成绩斐然，是我国现代木材工业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89年的漫长生涯中，父亲在北京工作生活了56个春秋，成了地道的北京人。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一再说要争取活到2008年，亲眼看看奥运会，看看这件表明日益富裕强大的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盛事。
忆起许多往事，特写成文字，以深切悼念父亲。
他的偶像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
1950年初，父亲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调令，带领全家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从上海来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各机关都面临许多房屋需要修建改造并缺少大量的办公家具。根据朱老总的指示，父亲筹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木材综合加工厂——光华木材厂(“光华”是由朱老总亲自提议命名的)。朱老总在接见这些上海来京的同志时，曾笑着对父亲说：“你是洋木匠，我们中央也有几位是木匠出身哩，比如像李先念同志。”朱老总还说:共产党十分重视技术人才，你们要努力为新中国服务。他还指示要把光华厂建为全国的示范性工厂。父亲牢记总司令的指示，全身心投入到光华厂的建设和发展中，三十几岁的人平时吃住都在厂里，直到每星期二厂休时才回家和家人团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朱老总多次到光华厂视察。父亲是光华厂的第一任厂长和总工程师，每次都要陪同和汇报工作。这些场景，老光华人至今难忘。
对周总理的人格魅力，父亲十分敬佩。1964年，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总理到北京小组视察，看望大家。他和父亲握手时亲切地说：“你是王恺同志？光华的“四清”搞得怎么样呀？不要紧张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在首都剧院观看话剧《桃花扇》，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坐在父亲的前排。演出前，总理和父亲亲切打招呼，拉起了家常。父亲后来总是念叨这些事儿。他说:“我和总理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交往。但是总理还记得我这么个人。”他常常向家人谈起这些和总理难忘的交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处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父亲是毛主席的同乡，且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和主席见过面，所以对这位世纪伟人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时大家对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内部装修用何种材料有各种意见，一位负责同志征求父亲的想法，父亲说：“内部装修最好采用香樟木，这是中国的特有树种。纹理美观，颜色大方。还有清淡的香味。正好体现了我们对主席的缅怀之情。”后来毛主席纪念堂内部装修材料采取了父亲的建议。
人民大会堂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建国十周年的前夕，他和光华木材厂的职工们大搞技术革心，精心设计，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所用的木构件和木制品，给我们留下永久的纪念。其中，人民大会堂内的大会厅吊顶和墙面采用了他主持研制的蓝色网纹塑料贴面板，被周总理喻为“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好产品。此外，他还为铁道部首次试制了高级车厢装饰胶合板，为国防工程研制了跨度26米无金属胶合木桁架。
1972年，父亲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筹建了北京市木材工业研究所。父亲还曾先后主持北京饭店、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家具设计。他吸收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继续开展木材综合利用的研究，还重视木材待用材料的开拓工作。他主持研制了钙塑材料，批量生产了钙塑保温装饰板，用于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宴会大厅。该产品既代替了胶合板等材料，又提高了室内装饰效果，深得各方的好评。
既是严师 更是慈父
父亲和母亲一共生养了五个儿子，为培养我们长大成材付出了很大心血。
1974年，我患了脑血管疾病，言语和行动都受到了障碍。父亲和母亲千方百计找医生、觅药品给我治疗。父亲那时常对我说要坚忍向上，要勇敢面对人生，不要灰心丧气。从量变到质变，病一定会好起来。为了增加我的生活乐趣，他支持我集邮，还把一些外国友人送给他的邮票转送给我。舐犊之情，慈父之爱深深感动着我。当我终于在集邮杂志和《北京晚报》上发表了集邮知识的一些小文章，父亲和我都非常兴奋，比吃了什么灵丹妙药都高兴。经过十年的休养和锻炼，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父亲亲笔写信给木材研究所检测室的文遇旺同志，信中写到要严格要求我，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专才。1987年父亲做胆囊摘除手术，刚刚脱离危险，我到医院探望他。他对我说:要好好学习外语，好好学习专业知识。这对你将来的发展是十分有用的。
父亲在临终遗言里还谆谆教育我们：“要端端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句话，我们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他有一颗豁达的心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即使身处逆境时也坦然相对。“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下放到西山一个绿化队劳动改造。他仍利用空余时间朗读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身边的年轻人问他:“你都成了牛鬼蛇神了，学习这些有什么用？”他只是淡淡地说：“相信外语知识和专业知识还会对国家有用的。”有一次放羊时，他把羊丢了，只能自己花钱买只羊补上，而买的这只羊个头小，看起来和原来的羊差别很大，大家看到后哈哈大笑。这真是一个令人辛酸的笑话。让一个老工程师放羊，成了那时候特有的风景。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到印度参加一个木工国际会议。途中发生车祸，他的额头和脸都受了轻伤。但他只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后，又到场参加了会议。这令与会的外国同行们惊讶不已。回国时，我和母亲去机场接他，为了怕母亲担心，领导将此事一直封锁到去机场的路上才告诉她。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他回来。当他走出机场大厅时，面露笑容，神态自若。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出他脸上的明显伤痕。
父亲从1953年起就被定为一级工程师，月薪300多元。但是他自己从不讲究吃、穿，生活很节俭。几套西装和中山装伴随他走过了几十年的生活。一些不了解他的人善意地说父亲是个抠门的老头，但其实他把自己的钱物多次地捐给了国家。“文革”时，他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大量书籍和资料都捐献给了政府，每月上交50元党费。1972年，组织给他补发了一万六千元的工资，他又把三分之一上交了党费，三分之一给光华木材厂修路。退休之后，他又多次将自己所得的各种奖金几千元至上万元都捐献给了国家，用来培养木材工业的后继人才。[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