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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卫战（Battle of Hong Kong；香港の戦い，又称香港攻防战、十八日战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 的初期，日军侵略英属香港所发动的一场战役。战役于1941年12月8日清晨爆发，日军于12月13日攻占九龙；于12月18日晚上登陆香港岛，但遭遇英军顽强抵抗，双方从19日起先后在黄泥涌峡、浅水湾及赤柱等地爆发激战；至12月24日，英军在孤立无援下已兵疲力竭，多次反攻都不敌兵力和火力皆明显占优的日军，无力扭转败局；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于12月25日决定投降，在赤柱的英军于12月26日停止战斗及弃械投降，战事方告结束。香港遂进入历时“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8月30日香港重光。
英国的远东战略部署及香港布防策略沿革
日本对英国开战及入侵香港的历史概要
香港开埠以来一直是英国在亚太区的重要据点。19世纪晚期，随著俄国在东亚扩张势力，英国与日本出于抗衡俄国的需要，两国在1902年1月缔结英日同盟，日本继而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击败俄国，两国又在一次大战中的青岛战役合力清除德国在亚洲的势力，但日本持续扩充军力并谋求称霸亚洲，其战略野心在一次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逐渐浮现，英国开始对日本持续扩张军事势力有所警惕，遂将日本视为威胁英国在远东利益的假想敌，并按时局调整香港的防卫策略，以配合英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至于谋求军事扩张的日本，亦视英国为其称霸亚洲的阻碍，随著《伦敦海军条约》于1936年失效，日本决定摆脱各项限武条约的制肘，全心扩充军力准备排除英美在亚洲的势力，日本开始深入研究对英国开战所需的部署，并开始构思攻打香港的计划。二战爆发后，日本在1940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中订立两大国策，其一是以日本为中心，建设以日、满、华为骨干的“大东亚新秩序”，其二是伺机执行“南进政策”进军东南亚及太平洋，至此埋下侵占香港的伏笔。
华盛顿条约、远东战争备忘录及司徒拔报告（1920年代）
1920年，英国海军本部撰写了《远东战争备忘录》，成为英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远东战略蓝本。虽然《备忘录》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曾有多次修改，但大致维持如下：一（I），日本向英国宣战后，英国皇家海军在本土及地中海海域集结，然后向远东驶去；二（II），皇家海军抵达中转站新加坡，向北增援、重夺、或占据中转基地，包括香港；三（III），皇家海军由中转基地出发，与大日本帝国海军进行舰队决战，取胜后包围日本，逼使日本政府谈判或投降。受此战略框架影响，香港一直是皇家海军的远东战略核心，促使英国政府及军部早于1920年代开始讨论香港布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1921年邀请列强参与华盛顿会议，商讨德意志帝国战败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分配，并尝试恢复势力均衡，避免再次引发战争。当时会议的其一焦点，在于重新划分美国、英国及日本三国于远东的海权势力，而争议则聚焦于限制海军军备、殖民地布防及德属殖民地的再分配事宜。由于香港是英国亚洲殖民地的前沿，位处日本与东南亚之间，拥有重要战略价值，其布防问题亦被纳入议程之内。
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协商成果，英美日等国于1922年2月分别签署组成《华盛顿条约》的《四国公约》及《华盛顿海军条约》。按照《四国公约》，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必须解散；而《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缔约国须根据条文限制其海军的规模及部署。美国及英国获分配的海军主力舰艇总吨位比例较日本高（英、美、日的吨位比例是5: 5: 3），此规限令日本海军的规模不能超赶英美两国，并使日本须拆毁多艘建造中的战舰，不过，日本亦成功争取在条约加入限制在东亚增建军事基地的条文，其中第19条规定，包括香港在内所有东经110度以东的英属岛屿，除澳洲、纽西兰及加拿大的属岛之外，其海防设施及海军基地都有维持现状，不得增建，只可维修或替换已破旧的装备。有关条文是特别针对香港、菲律宾及关岛，这三个英美在东亚的属地，使英国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开展防务计划时受到限制，因此在条约生效期间的1922至1936年，英国不能在香港增建海防炮台或扩充海军基地。在一次大战后，日本取得德属中南太平洋群岛的控制权，作为日本在太平洋制衡美国势力的缓冲地带，但同样不得在岛上建造海军基地及海防设施。换言之，条约将美国、英国及日本分为三大势力，美英两国虽可保有较大规模的海军舰队，却难以固守远东领地；两国海军主力须先在本土集结，再跨越重洋，方能抵达远东作战，使美英两国俱陷入战略被动。至于日本，虽然在亚洲拥有地利之便，战略上处于优势，但整体海军规模将比不上英美，难以单独与美国或英国长期作战。简而言之，条约的理想目标，是令到三国俱无法在亚洲占有绝对优势，从而达成势力均衡。
在海军条约签订后，虽然国际局势暂时缓和，但英国军方从未停止探讨远东的防务事宜。1920年英国海军本部撰写了《远东战争备忘录》（War Memorandum (Eastern)），构思英日战争的作战蓝图。按照当时海军本部的构思，倘若英国与日本爆发战争，整场战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本土动员，皇家海军将从英国本土派出舰队开往远东的海军基地，并利用沿途的英国属土及殖民地作为补给站，而爆发战事的英国远东属土必须尽量死守，等待皇家海军的主力来援。第二阶段是建立中转基地，令皇家海军可在日本本土附近建立据点，英国将以军事行动夺取或夺回，或者通过外交手段获取邻近日本的港口控制权。第三阶段是围堵日本，皇家海军将会逼近日本本土，诱使日本海军进行舰队决战，皇家海军于取胜后将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逼使日本谈判或投降。这个作战计划于1920年代已开始构思，到1930年代初期日臻成熟。
按照海军本部在1920年代的想法，由于新加坡位居印度洋进入南中国海的要冲，而且远离其他列强的直接威胁，因而成为皇家海军在远东的核心基地，英国在远东的防卫策略将以新加坡为核心，并名为“新加坡战略”。不过，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距离日本及英国在中国的租界都过于遥远，并不适合用作第二阶段行动的中转站，因此皇家海军必须使用香港或香港以北的港口作为中转基地，方能展开第三阶段的作战行动。换言之，皇家海军的策略是香港一旦遭到入侵，英军将通过新加坡的基地增援或重夺香港，而香港必须在战争爆发后尽量死守，直到皇家海军抵达增援。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防务问题便备受军方关注。早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前，英国陆军部便开始研究香港的防守策略。起初，英国陆军部认为香港太接近日本的势力范围，根本无法抵御日军入侵，只能弃守。然而在1925年，英国陆军部仍电令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及驻港英军，检示香港的防卫能力。港府在1926年向伦敦提交报告，指香港海滩甚多，难以防守，故此防卫目标应限于阻止敌军使用海港。报告同时建议军部向香港增兵至四营正规军，以及派驻18架飞机。这些讨论厘清了当时香港防务的战略目标。
虽然英国在一次大战结束后的1920年代尚未计划再度扩充军力，但英国政府及军部俱同意在不违反《华盛顿条约》的前提下，适度增强香港防卫。在总督金文泰任内，香港政府有意发展航空业，而当时持有启德土地的“启德营业有限公司”，在开发该片土地为大型商住项目时陷入经济困难，港府及军方俱认为启德土地适合作为机场，港府于是在1927年出资收购整片启德土地。为因应日本陆军飞行第8联队于1927年5月进驻台湾高雄，皇家空军也于同年进驻香港，但当时驻港空军只能使用水上飞机。受制于《华盛顿条约》，军部不能在香港建筑空军基地，所以先由港府在启德兴建供民航用途的机场，启德机场于1929年启用，该机场由海事处的前身“船政厅”管理，但同时供军方飞机使用，之后在机场的东侧设置启德空军基地，基地设施在1930年代中期陆续落成，启德成为军民两用机场。
虽然司徒拔报告建议将香港的防务集中于固守香港岛，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战争计划小组却另有打算。小组在1927年提议将香港的防线延伸至包括九龙半岛在内，可提防日军采取攻打旅顺港的策略，先占据九龙的山地并架设大炮，再从九龙的高地炮击维多利亚港及香港岛，因此有必要在新界及九龙之间设立防线，方可保障维多利亚港及海港两岸的设施如太古船坞的安全。小组亦重申香港是皇家海军在远东的重要前哨基地，故此香港守军必须坚守45至55日，令皇家海军有足够时间调动舰队到香港增援。小组后来在1930年及1934年分别两次提交相近的报告，促成在1936年建造醉酒湾防线。这道防线横贯九龙山脊，是英国在战间期少有的海外大型防御工事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