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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昉(460年-508年),字彥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人。南朝梁文學家。
自幼「聰明神悟」,四歲能誦詩,八歲能文,「雅善屬文,尤長載筆,聲聞藉甚。」叔父任晷誇他「吾家千里駒也。」南朝宋時,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入齊為王儉所重,任丹陽尹劉秉的主簿(辦公室主任)、竟陵王記室參軍,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時歷任義興(今江蘇宜興縣)、新安(今浙江淳安縣)太守。一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民,離開義興時,「舟中惟有絹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監七年(508年)卒於官舍,家中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蕭衍「悲不自勝」,「即日舉哀,哭之甚慟」。
任昉寫文章時擅長表、奏、書、啟等文體,文格壯麗,「起草即成,不加點竄」,而同期的沈約以詩著稱,時人稱「任筆沈詩」。沈約稱任防「心為學府,辭同錦肆」[1]。王融「自謂無對當時」,可是一見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儉見其筆札,「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又與沈約、王僧儒同為三大藏書家。竟陵八友之一。作《奏彈范鎮》文,他反對范縝的「神滅論」。著有《述異記》[2] 2卷、《雜傳》247卷、《地理書鈔》9卷,《地記》252卷、《文集》23卷、《文章緣起》[3]1卷、《任中丞集》[4] 等。
生平
任昉幼即聰悟,8歲能寫文章,他的叔父任晷曾很得意地誇讚他:「吾家千里駒也。」16歲即被聘請為丹陽主簿,他「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南朝衛將軍王儉非常器重他,「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才華橫溢的文人王融,自以為當代無人可比,可是見到任昉的文章後也自愧不如。任昉寫文章一遍成稿,不須修改,深為當時一代詞宗沈約所推稱。其文情真意切,透闢凌厲。像《為竟陵世子臨會稽郡教》[5]悲概感人,《王文憲集序》[6]逼真傳神,《讓宣城郡公表》憨態直露,《薦士表》剴切中理,《彈奏蕭穎達》凌厲無畏。他的文章與沈約的詩齊名,有「任筆沈詩」之譽。晚年常有詩作,想超過沈約,但因用典故太多,少有佳作。
任昉性至孝,「每侍親疾,衣不解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父喪,「哀瘠過禮」。繼母喪,廬墓「哭泣之地,草不為生」。他廣交士友,與他同時以文學游於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的有沈約、謝眺等8人,被稱為「竟陵八友」。他能獎掖後學,薦舉賢才,少而風神警拔的王日柬和家貧靠抄寫奉養母親的王僧孺,都因他的推薦而能各展其才。他酷好典籍,家雖貧,藏書還多達萬餘卷,且有許多珍本,是當時的三大藏書家之一。
在宋、齊、梁三代,任昉都任過官職。齊明帝時,他出任太子步兵校尉,掌管東宮書記、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武帝任命他為驃騎記室參軍,主持文翰書記,又拜為黃門侍郎,後又擢任義興太守,召為御史中丞、秘書監,最後任新安太守。任內以清廉而聞名當世。平時,生活儉樸,纖塵不染,甘於淡泊,毫不苟取。他「居無宅室」,不治家產,「車服亦不鮮明」。在義興任太守時,為當地民眾辦了許多好事。他同老百姓一樣,拄著拐杖,在鄉間、 城裡徒步行走。當了解到由於飢年荒月,莊稼歉收,百姓生子難以養育,往往將孩子溺死時,他嚴正申明法紀:生子不養與殺人視為同罪。對待孕婦,則供給一定錢財,受其接濟的人家達千餘戶。
梁武帝天監二年(503 年),遭遇大災荒,鄉民紛紛外出逃荒,任昉把自己的俸糧燒成粥,施捨給災民,救人無數。他還資助過貧困的學生上學讀書。在義興,他得到一部分公田作為他的俸祿,每年收糧食達800餘石,任昉只取其五分之一,餘下全都用以濟民,而他的妻兒卻吃粗糧,清淡居日。任昉一生酷愛典籍,家雖貧,藏書頗豐,數量達萬餘 卷,種類齊全,且有許多善本珍本,以致「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成為當時著名的藏書家。
他為官清廉,從義興調往新安時,船上只有米五斛,連一件拜會穿的衣服也沒有。臨終前,遺言不許帶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舊衣入殮。他性情豁達,不修邊幅,更不擺官架,有時在路旁遇到爭訟的事便就地詢察審理。「為政清省,吏民便之。」死後,義興闔境百姓痛惜,在城南為他建祠堂,按時祭祀。梁武帝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追贈他為太常卿,諡敬子。
任昉著《雜傳》247卷,《地記》252卷,文章33卷,多散佚,現存明人所輯《任彥升集》。民國《壽光縣誌》載有他的《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和《彈奏曹景宗》二文。
其作品佚失很多,但僅從現存的作品即足見其富贍的才華,多彩的筆觸,以之奪得了筆體作家的冠冕,在我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 楊賽:《任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