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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昉(460年-508年),字彦昇,小字阿堆,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南朝梁文学家。
自幼“聪明神悟”,四岁能诵诗,八岁能文,“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声闻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驹也。”南朝宋时,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入齐为王俭所重,任丹阳尹刘秉的主簿(办公室主任)、竟陵王记室参军,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梁时历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县)、新安(今浙江淳安县)太守。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为官清廉,仁爱恤民,离开义兴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监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
任昉写文章时擅长表、奏、书、启等文体,文格壮丽,“起草即成,不加点窜”,而同期的沈约以诗著称,时人称“任笔沈诗”。沈约称任防“心为学府,辞同锦肆”[1]。王融“自谓无对当时”,可是一见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俭见其笔札,“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又与沈约、王僧儒同为三大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作《奏弹范镇》文,他反对范缜的“神灭论”。著有《述异记》[2] 2卷、《杂传》247卷、《地理书钞》9卷,《地记》252卷、《文集》23卷、《文章缘起》[3]1卷、《任中丞集》[4] 等。
生平
任昉幼即聪悟,8岁能写文章,他的叔父任晷曾很得意地夸赞他:“吾家千里驹也。”16岁即被聘请为丹阳主簿,他“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南朝卫将军王俭非常器重他,“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才华横溢的文人王融,自以为当代无人可比,可是见到任昉的文章后也自愧不如。任昉写文章一遍成稿,不须修改,深为当时一代词宗沈约所推称。其文情真意切,透辟凌厉。像《为竟陵世子临会稽郡教》[5]悲概感人,《王文宪集序》[6]逼真传神,《让宣城郡公表》憨态直露,《荐士表》剀切中理,《弹奏萧颖达》凌厉无畏。他的文章与沈约的诗齐名,有“任笔沈诗”之誉。晚年常有诗作,想超过沈约,但因用典故太多,少有佳作。
任昉性至孝,“每侍亲疾,衣不解带……汤药饮食必先经口”。父丧,“哀瘠过礼”。继母丧,庐墓“哭泣之地,草不为生”。他广交士友,与他同时以文学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有沈约、谢眺等8人,被称为“竟陵八友”。他能奖掖后学,荐举贤才,少而风神警拔的王日柬和家贫靠抄写奉养母亲的王僧孺,都因他的推荐而能各展其才。他酷好典籍,家虽贫,藏书还多达万馀卷,且有许多珍本,是当时的三大藏书家之一。
在宋、齐、梁三代,任昉都任过官职。齐明帝时,他出任太子步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梁武帝任命他为骠骑记室参军,主持文翰书记,又拜为黄门侍郎,后又擢任义兴太守,召为御史中丞、秘书监,最后任新安太守。任内以清廉而闻名当世。平时,生活俭朴,纤尘不染,甘于淡泊,毫不苟取。他“居无宅室”,不治家产,“车服亦不鲜明”。在义兴任太守时,为当地民众办了许多好事。他同老百姓一样,拄著拐杖,在乡间、 城里徒步行走。当了解到由于饥年荒月,庄稼歉收,百姓生子难以养育,往往将孩子溺死时,他严正申明法纪:生子不养与杀人视为同罪。对待孕妇,则供给一定钱财,受其接济的人家达千馀户。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 年),遭遇大灾荒,乡民纷纷外出逃荒,任昉把自己的俸粮烧成粥,施舍给灾民,救人无数。他还资助过贫困的学生上学读书。在义兴,他得到一部分公田作为他的俸禄,每年收粮食达800馀石,任昉只取其五分之一,馀下全都用以济民,而他的妻儿却吃粗粮,清淡居日。任昉一生酷爱典籍,家虽贫,藏书颇丰,数量达万馀 卷,种类齐全,且有许多善本珍本,以致“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成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
他为官清廉,从义兴调往新安时,船上只有米五斛,连一件拜会穿的衣服也没有。临终前,遗言不许带新安一物还都,杂木为棺,旧衣入殓。他性情豁达,不修边幅,更不摆官架,有时在路旁遇到争讼的事便就地询察审理。“为政清省,吏民便之。”死后,义兴阖境百姓痛惜,在城南为他建祠堂,按时祭祀。梁武帝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追赠他为太常卿,谥敬子。
任昉著《杂传》247卷,《地记》252卷,文章33卷,多散佚,现存明人所辑《任彦升集》。民国《寿光县志》载有他的《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和《弹奏曹景宗》二文。
其作品佚失很多,但仅从现存的作品即足见其富赡的才华,多彩的笔触,以之夺得了笔体作家的冠冕,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 杨赛:《任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