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危機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貨幣危機

來自 網絡 的圖片

中文名稱： 貨幣危機 概念： 有狹義、廣義之分 含義：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進行調整 紐帶： 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

貨幣危機概念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貨幣危機與特定的匯率制度(通常是固定貨幣危機匯率制)相對應，其含義是，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在非常被動的情況下(如在經濟基本面惡化的情況下，或者在遭遇強大的投機攻擊情況下)，對本國的匯率制度進行調整，轉而實行浮動匯率制，而由市場決定的匯率水平遠遠高於原先所刻意維護的水平(即官方匯率)，這種匯率變動的影響難以控制、難以容忍，這一現象就是貨幣危機。廣義的貨幣危機泛指匯率的變動幅度超出了一國可承受的範圍這一現象。

主要原因

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繫越來越密切，而匯率是這一聯繫的"紐帶"，因此，如何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實施相配套的經濟政策，已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決策者必須考慮的重要課題。

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全球化的加速，經濟增長的停滯已不再是導致貨幣危機的主要原因。經濟學家的大量研究表明:定值過高的匯率、經常項目巨額赤字、出口下降和經濟活動放緩等都是發生貨幣危機的先兆。就實際運行來看，貨幣危機通常由泡沫經濟破滅、銀行呆壞賬增多、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外債過於龐大、財政危機、政治動盪、對政府的不信任等引發。

匯率政策不當

眾多經濟學家普遍認同這樣一個結論:固定匯率制在國際資本大規模、快速流動的條件下是不可行的。固定匯率制名義上可以降低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常常發生在那些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正因如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放棄了曾經實施的固定匯率制，比如巴西、哥倫比亞、韓國、俄羅斯、泰國和土耳其等。然而，這些國家大多是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匯率的調整往往伴隨着自信心的喪失、金融系統的惡化、經濟增長的放慢以及政局的動盪。也有一些國家從固定匯率製成功轉軌到浮動匯率制，如波蘭、以色列、智利和新加坡等。

外匯儲備不足

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保持的理想外匯儲備額是"足以抵付三個月進口"。由於匯率政策不當，長期鎖定某一主要貨幣將導致本幣幣值高估，競爭力降低。貨幣危機發生前夕，往往出現經常項目順差持續減少，甚至出現巨額逆差。當國外投資者意識到投資國"資不抵債"(外匯儲備不足以償還所欠外債)時，清償危機會隨之出現。在其它眾多不穩定因素誘導下，極易引發撤資行為，從而導致貨幣危機。拉美等地發生的貨幣危機主要是由於經常項目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減少而無法償還對外債務造成的。如阿根廷公共債務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2001年底為54%，受阿比索貶值的影響，2002年年底已上升到 123%。2003年阿根廷需要償還債務本息達296.14億美元，相當於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儲備的2.9倍。

銀行系統脆弱

在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包括東歐國家，貨幣危機的一個可靠先兆是銀行危機，銀行業的弱點不是引起便是加劇貨幣危機的發生。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銀行收入過分集中於債款收益，但又缺乏對風險的預測能力。資本不足而又沒有受到嚴格監管的銀行向國外大肆借取貸款，再貸給國內成問題的項目，由於幣種不相配(銀行借的往往是美元，貸出去的通常是本幣)和期限不相配(銀行借的通常是短期資金，貸出的往往是歷時數年的建設項目)，因此累積的呆壞帳越來越多。如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前5年-10年，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信貸市場的年增長率均在20%-30%之間，遠遠超過了工商業的增長速度，也超過了儲蓄的增長，從而迫使許多銀行向國外舉債。由此形成的經濟泡沫越來越大，銀行系統也就越發脆弱。

金融市場開放過快

許多研究材料表明:一些拉美、東亞、東歐等新興市場國家過快開放金融市場，尤其是過早取消對資本的控制，是導致貨幣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金融市場開放會引發大規模資本流入，在固定匯率制下導致實際匯率升值，極易扭曲國內經濟;而當國際或國內經濟出現風吹草動時，則會在短期內引起大規模資本外逃，導致貨幣急劇貶值，由此不可避免地爆發貨幣危機。在轉型經濟國家中，捷克本是一個較為成功的範例。1992年底，捷克經濟出現復甦跡象，物價穩定，財政盈餘，外國直接投資增加，國際收支狀況良好。然而，為加入經合組織，捷克加快了資本項目開放步伐。1995年10月生效的新《外匯法》規定了在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和在資本項目下的部分可兌換，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義務。由於銀行體系脆弱和有效監管缺乏， 1997年底大量短期外資外流，最終引爆了貨幣與金融危機。據統計，在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就匆匆開放金融市場的國家已有3/5發生過金融危機，墨西哥、泰國都是比較經典的例子。

外債負擔沉重

泰國、阿根廷以及俄羅斯的貨幣危機，就與所欠外債規模巨大且結構不合理緊密相關。如俄羅斯從1991年一1997年起共吸入外資237.5億美元，但在外資總額中，直接投資只占30%左右，短期資本投資約70%。由於俄金融市場的建構和發展一直是以債市為中心，債市的主體又是自1993年後由財政部發行的期限在1年以內的短期國債(80%是3個月-4個月)，這種投資的短期性和高度的對外開放性，使俄債市的穩定性弱，因而每每成為市場動盪的起源。在危機爆發的1997年10月，外資已掌握了股市交易的60%-70%，國債交易的 30%-40%。1998年7月中旬以後，最終使俄財政部發布"8.17聯合聲明"，宣布"停止1999年底前到期國債的交易和償付"，債市的實際崩潰，迅即掀起股市的拋售狂潮，從債市、股市撤離的資金紛紛湧向匯市，造成外匯供求關係的嚴重失衡，直接引發盧布危機。

財政赤字嚴重

在發生貨幣危機的國家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財政赤字問題，赤字越龐大，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財政危機直接引發債市崩潰，進而導致貨幣危機。

政府信任危機

民眾及投資者對政府的信任是金融穩定的前提，同時贏得民眾及投資者的支持，是政府有效防範、應對金融危機的基礎。墨西哥比索危機很大一部分歸咎於其政治上的脆弱性，1994年總統候選人被暗殺和恰帕斯州的動亂，使墨社會經濟處於動盪之中。新政府上台後在經濟政策上的猶豫不決，使外國投資者認為墨西哥可能不會認真對待其政府開支與國際收支問題，這樣信任危機引起金融危機;加劇東南亞國家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腐敗，"裙帶資本主義"不斷滋生"內部交易"，長此以往，造成外國投資者和民眾對政府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1998年5月一6月間的俄羅斯金融危機的主要誘因也是國內"信任危機"。

經濟基礎薄弱

強大的製造業、合理的產業結構是防止金融動盪的堅實基礎。產業結構的嚴重缺陷是造成許多國家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如阿根廷一直存在着嚴重的結構性問題。20世紀90年代雖實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但產業結構調整滯後，農牧產品的出口占總出口的 60%，而製造業出口只占10%左右。在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走低及一些國家增加對阿根廷農產品壁壘之後，阿根廷喪失了競爭優勢，出口受挫。再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夕，泰國、印尼等國產業長期停留在勞動密集的加工製造業，在中國大陸與東歐轉型國家的競爭下，逐漸失去原有的價格優勢，出口不斷下降，外匯收入持續減少。俄羅斯危機也是因為產業結構存在嚴重問題，經濟復甦與出口創匯過多依賴石油生產與外銷，國際油價下跌，外匯收入減少，還債能力被大大削弱。

危機跨國傳播

由於貿易自由化、區域一體化，特別是資本跨國流動的便利化，一國發生貨幣風潮極易引起臨近國家的金融市場發生動盪，這在新興市場尤為明顯。泰國之於東亞，俄羅斯之於東歐，墨西哥、巴西之於拉美等反覆印證了這一"多米諾骨牌效應"。儘管危機通常只在一個新興市場出現，但因驚惶而失去理智的投資者往往將資金從所有新興市場撤出。這是因為:一方面，投資者擔心其它投資者會拋售證券，如果不捷足先登必將最終殃及自己，因此投資者作出拋售決定是理智的選擇;另一方面，如果投資者在一國資產(如俄羅斯債券)上出現虧空，他們會通過在其它新興市場出售類似的資產(比如說巴西債券)來彌補整個資產的虧損。這對於單個投資者來說是完全正常的。然而，從整體上看，眾多投資者撤資會造成了一種不理智的結果，勢必將相關國家置於金融危機的險境。

基金組織政策不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存在造成或者至少是加劇了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90年代，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依據與美國財政部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向要求遭受危機、等待救援的國家硬性推出"財政緊縮、私有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三大政策建議。原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名經濟學家、"休克療法"的創始人、哈佛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等，猛烈抨擊:IMF的"華盛頓共識"，認為IMF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多，該組織迫使受危機打擊的國家提高利率，從而加深了衰退，使情況變得更加嚴重。由此導致一些國家的經濟崩潰和社會動盪。"華盛頓共識"倡導的是一個"各國政府被跨國公司和金融集團的決定壓倒"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對IMF更深刻的批評涉及到IMF的救援行動會引起道德風險，即對陷入危機國家的救助，會引起投資者和一些國家不理智的行為，因為他們相信在遇到麻煩時總會得到國際救助。

綜上所述，20世紀90年代國際金融危機頻頻發生，先後肆虐於西歐(1992年-1993年)、墨西哥(1994年-1995年)、東亞(1997年-1998年)、俄羅斯(1998年)、巴西(1999年)、土耳其(2001年)、阿根廷(2001年-2002年)等國家或地區。大多數遭受危機侵襲的國家幾乎走過了同樣的道路，最後嘗到了同樣的苦果。這一歷程可概括為:固定匯率一快速增長一幣值高估一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國際收支持續惡化一貨幣貶值、金融危機、經濟直至社會危機一全面衰退一被迫作休克性調整，最後接踵而來的是一個十分痛苦漫長的恢復期。

應對方法

由於各國國情以及政治、經濟以及外部環境不同，應對危機的方法與手段則有較大差異。但是，經濟全球化下貨幣危機的爆發有着明顯的共性，突出的表現就是"傳染性"，因此一些有效的應對危機的措施對他國有着重要的借鑑意義。

(一)控制資本外流

在出現急速、大規模資本外流時，一是由政府單方面宣布控制資本外流。發達的金融大國日本，通過立法規定，當出現非常情況(包括:國際收支平衡難以維持、日元匯率急劇波動、資本移動對金融或資本市場帶來不良影響)時，有關部門可對資本交易實施管制的權力。雖然相關法律幾經修改，但是"非常情況"的總原則依舊保留。經濟學術界對馬來西亞於危機期間決定對資本外流施加控制表示支持，但是認為，控制資本外流的措施造成的長期不利後果大於帶來的短期好處，因為這會鼓勵國內逃稅和資本外逃，打擊外國投資者的積極性。二是由IMF等國際組織出面斡旋，宣布"凍結債務"，防止發生債權人(國際銀行、投資家)單方面撤資;建立一種能夠以適當方式使債權人與債務人分擔損失的機制。

(二)實行本幣管制

例如，為阻止國際炒家攻擊馬來西亞貨幣林吉特，馬來西亞政府於1998年9月1日宣布對外匯實行管制:外國人兌換林吉特及對外賬戶間的資金調動須經中央銀行的准許;所有金融資產買賣只能通過授權儲蓄機構進行;外資基金在股市投資需持股一年後才能將股票變現匯出國境。由於林吉特不能在國外交易，投機炒家無法積累巨額林吉特伺機炒作，馬來西亞因此免受投機狙擊。貨幣管制措施不僅遏制了林吉特外流，還使流失在外的資金在短期內大量回流，阻止了外在金融風暴波及本國經濟，穩定了林吉特的兌換率和國內的消費價格，創造出一個有利於經濟復甦的環境。

(三)迅速金融調整與強力金融監管

1999年巴西政府為平息金融動盪，首先調高銀行利率，防止資金大量外流，穩定金融市場。當市場相對穩定後，又及時分期下調利率，減輕對企業的衝擊。對金融動盪中參與股市炒作、有違規行為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進行調查，對查出有違規的金融機構和企業給予經濟制裁。央行還公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強金融市場管理，規定任何銀行和企業不得聯手進行投資基金的操作和交易，任何銀行不得為自己管理的基金進行擔保，任何金融機構不得用自己發行的債券對自己的業務進行擔保，所有銀行和金融機構必須按季向央行報告對上述規定的執行情況。加強對外匯交易的監管，使交易透明化，對外匯交易在時間和數量上進行限制。這些措施的實施有力地打擊了金融機構的不法行為，對穩定金融市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及時的、一步到位的幣值調整

從迄今發生的貨幣危機來看，在與市場投機的較量中，貨幣當局很少有大獲全勝的。即便是為數極少的勝利(如東亞金融危機中的香港)，也是付出了慘重代價占因此，一旦貨幣危機爆發後，理智的選擇是:及時的、一步到位的幣值調整。東南亞危機使相關國家(地區)貨幣在 3個月內貶值15%-30%。這表明:第一，即使有充足的儲備(墨西哥1994年有300億美元的儲備)，試圖在不貶值貨幣的情況下穩定金融市場是徒勞的;第二，必須馬上進行一步到位的貶值，而不是逐步貶值，避免白白耗費外匯儲備。

(五)防止商業銀行連鎖倒閉

為防止銀行出現連鎖倒閉的惡性危機，墨西哥先後採取了以下對策:政府要求商業銀行提高壞帳準備金率，增強銀行自身的"抗災"能力。由中央銀行向商業銀行提供一定數量的外匯和本幣，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支付能力，特別是維持其償還外債的能力，以防止因某一銀行一時無力按時償付外債而引發更大的金融危機，造成更大規模的資金外逃;投入資金，支持企業重新安排債務，主要是欠銀行的債務，以免因倒帳引發銀行危機;及時干預即將倒閉的商業銀行，必要時由財政部和央行直接接管，並禁止儲戶提前結清擠兌;建立與完善銀行儲蓄保護基金，這是一個向商業銀行提供風險保護的半官方機構;限制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透支，鼓勵商業銀行擴大國內儲蓄，減少對外資的依賴，減輕對外風險。

(六)採取一攬子穩健財政政策

為了嚴格控制政府的開支和降低財政赤字，在貨幣危機發生後，巴西政府宣布削減聯邦政府開支，暫停招聘並裁減公職人員，暫停所有國家公務員的晉級和提升，暫停增加公務員的工資和發放其它資金;對公共部門的採購進行嚴格的控制。調整稅收增加收入，社會福利開支過大是造成巴西中央財政赤字主因，國會通過了改革福利制度、增加稅收的議案，提高對在職和退休公職人員徵收福利稅的稅率;對軍人開徵福利稅，以減少政府用於社會福利的開支。與此同時，中央銀行還決定調低對外資徵收的金融經營稅稅率，以吸引外資。

(七)爭取國內民眾的理解與支持

貨幣危機通常集中反映的是國外投資者與國內民眾的信心危機，穩定國外投資者的信心，尤其是爭取國內民眾對反危機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對有效緩解和戰勝危機非常必要。如東南亞金融危機蔓延到韓國後，韓國上下萬眾一心，官員與民眾踴躍向國家捐獻金銀珠寶和外匯，獻計獻策，這對韓國迅速穩定經濟局勢，擺脫危機，恢復經濟起到了極其重要作用。

(八)必要的行政管制

行政管制肯定不是最好的選擇，但是在危機惡化的緊要關頭，行政管制的必要性毋庸置疑。通貨膨脹是貨幣危機的一個重要結果和表現，穩定人心、穩定政局，必須穩定物價，為此政府應在恰當時機控制物價和工資上漲，打擊囤積居奇，對直接影響居民生活的商品與服務規定價格的上漲幅度，並要拿出一部分外匯平抑物價，採取嚴厲手段打擊干擾市場秩序包括金融市場秩序的惡意投機行為。儘管行政管制通常能夠迅速穩定社會秩序，但是會損傷市場運行機制。

(九)區域合作機制的快速啟動

為有效應對貨幣危機的發生和蔓延，有關地區性、雙邊合作協調機制應迅速啟動。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已經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表明，區域合作能及時獲得金融支持能力以防止信任程度下降，平抑市場動盪，比國際合作或接受IMF的救援更加有效。經歷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之後，東亞國家之間正日益密切彼此的經濟與金融合作，包括加強央行之間的磋商、貨幣互換協議等，這將顯著增強未來該地區防範與應對貨幣危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