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三一堂 (上海)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上海聖三一座堂 圖片來自aibaohu

上海聖三一座堂（英語：Holy Trinity Cathedral, Shanghai）是上海市現存最早的基督教新教教堂，位於上海市中心黃浦區九江路219號，俗稱「紅禮拜堂」。

這座教堂曾是英國國教會（Anglican, The Church of England）遠東上海地區英國聖公會英語堂、普世聖公宗前中華聖公會教省主教院轄下國際性主教座堂，現在又成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基督教全國「兩會」）總部附屬大聖堂。

2019年10月16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以「聖三一基督教堂」之名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地理環境

聖三一座堂的所在地自租界時代迄今一直是上海的中心區域，在租界時代，聖三一座堂的所在地屬於上海公共租界中區的中央捕房管轄區，今天則屬於上海市黃浦區的外灘街道。主教座堂東面（正面）面臨的江西路、北面面臨的九江路（俗名二馬路）和南面面臨的漢口路（俗名三馬路），均是各種商業貿易機構和市政管理機構雲集之處。漢口路對面，便是昔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廈。而在該教堂的正前方，江西中路西側，卻擁有一處上海市中心區難得一見的一片寧靜的花園綠地，與周圍環境形成巨大的反差。座堂也因而被掩映在一片綠蔭之中。

歷史

僑民教堂時期

聖三一座堂從創始之日起，就是一座專門為英國僑民中的英國國教聖公會教友服務的教堂。1843年8月，《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上海成為規定向英國商人開放的5處港口之一。1843年11月，上海正式開埠，英國領事和一批英國商人從廣東來到這裡，不久劃定了租界。

隨着上海口岸貿易的繁榮，數年後在此居留的外國僑民數量迅速增加，其中以英國僑民占據主導地位，而英國僑民中的國教聖公會教友又占有較大的比重。他們最初是在英國領事館內舉行禮拜。1847年，在上海定居的英國聖公會教友在當時租界的西部建造了一座小型的簡易聖堂，建造聖堂的基地系由英商電話公司老闆貝爾捐獻。因聖堂臨近英國海外傳道會，故堂前街道也稱為教會街，直到1865年才改名為江西路。

因原普通規模的聖堂質量欠佳，在1850、1851年間大修過一次。在這期間，該堂接二連三地發生一系列不幸：第一任牧師路德溺水死亡，第二任牧師郝博遜從屋頂上翻落下來，1862年，這座聖堂又遭遇強颱風的破壞而坍塌，無法繼續使用，被迫拆除。

其後數年間，信徒們在原地搭建了一個臨時建築做禮拜。1866年5月24日，舉行了盛大的新教堂奠基儀式，1869年建成。187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將上海聖三一堂升格為聖公會遠東上海地區的主教座堂，同時座堂也是全球普世聖公宗的一員。

上海聖三一座堂是一座以英國僑民為主要會眾的英語座堂，英國聖公會在上海另外設立了一座面向華人教友的聖保羅堂，後期位於閘北華界的嚴家閣路（今芷江中路）。至於上海和江蘇省其他的聖公會教堂，全部都是由美國聖公會所設立。雖然上海在傳統上屬於江蘇省轄境，但是在1930年蘭柏會議確認中國為一獨立教省後，英國人不願將聖三一座堂劃歸中華聖公會江蘇教區（最初由美國聖公會開闢），而是將其交由中華聖公會浙江教區代管（最初由英國聖公會開闢），座堂教務、教產權仍屬在上海的英國聖公會團體，堂內一切教務諸如教友洗禮、婚配與葬禮等都向英國政府註冊，同時直接向倫敦的英國聖公會主教院匯報，教友群體仍以英國人為主。

中華聖公會時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大部分英國僑民起初並未撤出上海，聖三一座堂仍然維持着英國僑民座堂的特色。

1951年至1952年，聖三一座堂駐堂聖品牧師團，以及英籍教友陸續撤離上海。座堂最後一位主任牧師 The Very Reverend A. C. S. Trivett 本人離開。英僑教友與上海的英國聖公會信託人在撤離前，將此堂的部分資金捐贈給香港的聖約翰座堂，用於重新購置二戰時期被摧毀的彩繪玻璃。

1953年，聖三一座堂的英籍業主被通知已經欠下了高額房地產稅，於是將聖三一座堂交給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將聖三一主教座堂贈予全國三自籌委會；全國三自籌委會又將該堂移交給同一教派背景的中華聖公會。

中華聖公會總議會接收聖三一座堂後，進行了一次修繕，許多捐款來自於曾在該堂禮拜的聖保羅堂的教友。在1955年聖三一座堂修繕工程完工後，舉行感恩、祝聖禮拜,並於1956年5月20日奉獻成為中華聖公會全國總座堂，中華聖公會主教院決議將此座堂定位為上海本地的國際性英語聖公會主教座堂，由主教院主席陳見真主教管轄。

聯合禮拜時期

1958年，中華聖公會主教院最後一次會議在聖三一座堂舉行。之後在獻堂獻廟的高潮中，黃浦區原有的8座基督教堂和5處布道所中，天安堂、第一浸會堂等被獻給政府，慕爾堂（改名沐恩堂）、聖彼得堂、聖三一座堂和浦東福音堂四座聖堂被保留，作為黃浦區基督教舉行聯合禮拜的場所。這一時期，附近其他教派的教堂，如山東路天安堂（屬於中華基督教會，原由倫敦會開闢）的信徒，也被併入聖三一座堂，同時，聖三一座堂仍繼續沿用聖公宗傳統的公禱書。

被占用時期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在聲勢浩大的破四舊高潮中，所有宗教活動均被禁止，聖三一座堂連同上海所有的宗教機構一同作為「四舊」被關閉，附近江西中路原培成初級中學一些紅衛兵受指使縱容，侵占了聖三一座堂。聖品人被勒令接受批鬥，然後被遣送到工廠、農村進行體力勞動。座堂東北側最具宗教特色的維多利亞哥特式八音鐘塔，其尖頂作為帝國主義侵略的標誌，被上百名紅衛兵用繩索將其拖下，整整用了一天的時間，這一天被在場觀看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一幕。幾天後即有幕後機構派出成年人士神秘進駐，接管了座堂、圖書館、檔案樓及全部教牧人員的辦公樓生活區域，實施系列查抄並悉數沒收。

此後幾個月里，那些十四、五歲的紅衛兵占據座堂內部聖堂區域，大肆破壞了座堂內的教會設施，那座國內稀有珍貴的古管風琴也同時被損壞。座堂祭壇前不遠處有個通地下室的暗門。地下有幾路通道，深不可測。主地室內存放着幾十座英國僑民教友的骨灰盒，有些非常精緻。當時，安息已一百多年的靈魂也同遭「紅色恐怖」褻瀆。近40年間，這座古老的主教座堂一直被黃浦區人民政府占用，作為辦公、舉行會議及放映廳（也放映電影）使用。1979年，沐恩堂恢復禮拜以後，原聖三一座堂華人教友在那裡做禮拜。

歸還

2005年6月6日，上海聖三一座堂被歸還給基督教機構，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從圓明園路169號遷入聖三一座堂北側的4層附屬辦公樓（九江路219號），兩會負責人季劍虹、曹聖潔遷入辦公。教堂計劃在修復後重新開放。

聖三一座堂的設計師是遠在英國的著名建築師喬治·吉爾伯特·史浩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1811年－1878年），他以設計哥特復興式建築而著稱，代表作有倫敦聖潘克拉斯車站、阿爾伯特紀念亭和格拉斯哥大學。（他的孫子吉利士·史浩特爵士（Giles Scott）也是著名建築設計師，設計了世界上最大的聖公會座堂--利物浦主教座堂）

由於史浩特最初的設計過於華麗，超過了上海英僑的經濟承受能力，於是不得不轉請當時上海唯一具有英國皇家建築學會（RIBA）會員身份的設計師凱德納（Killiam Kindner）修改了建築圖稿。這樣，新教堂才得以在1869年建成，共耗銀7萬兩。即便如此，聖三一座堂仍是上海早期最大最華麗的英國聖公會主教座堂。

史浩特為聖三一座堂設計的外觀大體上屬於哥特復興式，設計了許多帶有哥特風格的元素，如遍布教堂各處的尖券，只是在入口門廊處卻採用了半圓券。整座教堂的室內外均採用清水紅磚牆面，因而聖三一座堂又俗稱為「紅禮拜堂」、「英國教堂」。教堂內外兩側皆為尖券排柱長廊；不過並未採用哥特式教堂中常見的束柱，而是採用顯著柱帽的單根矮柱，柱帽上面頂住連續尖券拱廊。聖三一座堂的建築平面符合教堂規範，為拉丁十字式，長約47米，寬約18米，堂身高19 米。後部的至聖所符合聖公會規範，為古安立甘式半穹頂結構。

聖三一座堂聖堂內為拼花大理石地面，設有拉丁禮祭台、階梯講道台、鷹形讀經台、洗禮盤（在東北角），均裝飾有精美浮雕。座席為靠背穿藤的長椅，椅背釘着捐獻者姓氏的銘牌。

聖三一座堂的玻璃窗的設計與眾不同，既非全部採用白玻璃，也沒有全部採用彩色玻璃，而是花白相間，不成規則。通常的一種解釋是：這座教堂自建成以後，每隔一兩年，便換上幾扇彩繪玻璃。每一次玻璃的更換，都是為了紀念某一位死去的英國教友。

在地處長江三角洲衝擊地帶，地質鬆軟的上海建造大型工程，首先要解決避免建築沉降的問題，因此在建造聖三一座堂期間，曾在一千平方米的地基上打下了八千多根木樁。

在被占用後40年裡，教堂及附屬建築除了受大肆破壞，占用者又隨意進行圈除和低劣搭建。聖三一座堂主堂入口處前的大片空地本為教會土地，原為典型的英式花園大草坪，現用以公共綠地。為某些用意，間隔了一排不倫不類的屏蔽房屋，嚴重破壞了原有宗教氣氛格調，現已拆除。無論作為優秀建築的保護，或者教會財產的歸還，尚有很多路要走。

鐘樓

本來，聖三一座堂的設計體現了多種建築風格的融合。1893年，在聖三一座堂的左側（也就是東南方），又增建了一座高聳的鐘塔，這座鐘塔大大增強了這座教堂的哥特式意味。鐘樓為四方形平面，尖椎形屋頂，四角有4個小尖頂。鐘樓內安置了八音大鐘，能按着詩篇的音韻敲打。在1930年代十層以上高層建築在上海出現以前，聖三一座堂的鐘樓曾經長期是上海的制高點和最醒目的地標，尤其是對於乘坐輪船進出上海的乘客。這座鐘樓的尖頂已毀於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高潮中，現已基本修復，但尖頂修復高度有限制。

附屬建築

聖三一座堂北側臨九江路建造了4層座堂附屬英國國教學校的男童校樓，現為基督教全國兩會總部辦公大樓，建築面積逾4千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