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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爾·皮奇之死圖片來自medium

1979年4月24日，新西蘭教師克萊門特·布萊爾·皮奇（Clement Blair Peach）在英格蘭米德爾塞克斯紹索爾的反種族主義抗議示威期間被人打中頭部，當晚傷重不治，據信傷人者很可能是倫敦警察廳特別巡邏課警員。皮奇生於1946年，是反極右派活動家，事發當天他參與反納粹聯盟抗議示威，反對國民陣線在市政廳舉辦選舉大會。

倫敦警察廳投訴調查科主任約翰·卡斯認為打死皮奇的應該是特別巡邏課警員，其他人對事件保持沉默阻礙調查。報告未向公眾發布，但負責死因研訊的驗屍官約翰·伯頓充分知情。1980年初，《星期日泰晤士報^[1] 》和《平等者》雜誌刊登泄露的調查報告摘錄。同年五月，陪審團裁定皮奇死於意外，媒體及全國公民自由委員會等團體對死因仍然不明和伯頓的調查方式表示關切。

皮奇的愛侶西莉亞·斯塔布斯呼籲公布卡斯報告並全面公開調查，當局拒絕公開調查，但倫敦警察廳1989年向死者家屬賠償7.5萬英鎊。特別巡邏課由地區支援課取代後，新單位警員又在2009年打死平民伊恩·湯姆林森，兩起案件的相似之處成為催化劑，促使卡斯報告公開。倫敦警察廳總監保羅·斯蒂芬森公布報告及支持文件，並正式向皮奇家人致歉。

紹索爾對抗議示威採取的警務活動令當地社區關係受損。皮奇去世後，倫敦警察廳又牽涉多起重大事故，後續調查更顯不力，如1993年的斯蒂芬·勞倫斯謀殺案，2005年瓊·查爾斯·德梅內塞斯之死，2006年森林門突襲的拙劣表現，以及2009年湯姆林森之死，每起事件都令民眾對警務看法大變。流行音樂組合、拉爾富·麥可泰爾和林頓·奎西·約翰遜都推出紀念皮奇之死的音樂作品；英國教師聯合會設立布萊爾·皮奇獎，獎勵貢獻平等和種族多樣化的人士，伊靈還有學校以他命名。

1947年印巴分治促使大量人口遷移，英國貧困人口數量過千萬。19世紀50年代後期，這些人大多已經搬遷。許多錫克教徒與印度教徒離開印度次大陸定居大倫敦，特別是工廠工人短缺、附近希思羅機場就業前景良好的紹索爾。部分早期移民在工廠做工，1965年時所有基層工人都來自波蘭或印度次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錫克教徒軍人並肩作戰，樂於聘請昔日戰友。工作場所的種族歧視屢見不鮮，這些亞裔工人有八成五是在教育或培訓達到要求後進入英國，但他們找到的工作對技術和熟練程度要求普遍不高。肯尼塔·哈蒙德·佩里（Kennetta Hammond Perry）的戰後移民歷史著作指出，這種情況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對他們的工作和英語能力有成見。印度工人同樣面臨白人占絕對主導的工會歧視，於是他們自行組建英國印裔工人協會（Indian Workers' Association）。

20世紀60年代，部分候選人參與地方選舉時鼓吹反移民言論，不少人因此登台，紹索爾等地的小型右派政黨以移民為議題立足。1964年5月，反對移民的極右派新納粹主義英國國家黨在紹索爾的地方選舉中得票一成五，黨魁約翰·比恩（John Bean）同年十月大選時獲紹索爾選區9.1%的選票支持。兩年後，比恩在大選中的得票率跌至7.4%。英國國家黨解散後取而代之的國民陣線在1970年英國大選中支持率只有4.4%。

1976年6月，種族主義者在紹索爾的英國印裔工人協會辦公室門外殺害古迪普·辛格·查加爾（Gurdip Singh Chaggar），國民陣線前主席約翰·金斯利·里德（John Kingsley Read）對此公然宣稱「搞死一個，還剩一百萬」。查加爾之死促使當地組建紹索爾青年運動（Southall Youth Movement），對抗國民陣線的種族主義行徑和襲擊。當地的加勒比黑人青年組建類似紹索爾青年運動的「人民團結」（Peoples Unite）組織，他們和亞裔青年多次與警方發生衝突。

特別巡邏課

1961年成立的特別巡邏課（Special Patrol Group）是倫敦警察廳下屬專職行動隊。所有人員身着制服，屬於中央控制、負責支援地方的機動後備隊，主要在發生重大犯罪或內亂時執行警務。特別巡邏課的警察能夠維持紀律防止公眾騷亂，維護嚴重犯罪地區的秩序，執行截停和搜查，應對恐怖主義威脅。1978年英國共有1347名特別巡邏課警員，其中倫敦警察廳的204人分成六組，每組包括負責督查、三名中士和30名警員。

動用特別巡邏課有時引發爭議。1974年，年僅21歲的華威大學學子凱文·蓋特利（Kevin Gately）在紅獅廣場抗議國民陣線遊行時被鈍器打中後腦致死，特別巡邏課涉案但兇手身份始終沒有確認，許多人指控警方行為失當，對示威者暴力相向。前警察局長蒂姆·布萊恩（Tim Brain）指出，特別巡邏課同樣屬於警察，但公眾和媒體對他們尚存疑慮；倫敦警察廳的歷史文獻稱，特別巡邏課執行任務往往引起不必要的關注。前警察局長傑弗里·迪爾（Geoffrey Dear）表示，特別巡邏課雖然「能夠解決問題，但又會帶來少數族群和警察關係普遍惡化的新問題」。

特別巡邏課1986年解散，地區支援隊取而代之。1987年1月，地區支援隊又因媒體譴責解散，換成地區支援課。

1979年4月23日

國民陣線宣布1979年4月23日聖喬治節當天在紹索爾市政廳開會，為1979年英國大選準備，該組織共在紹索爾等三百個選區推舉候選人競爭國會議席。國民陣線的類似活動已於4月22日在北倫敦伊斯靈頓與反種族主義示威者發生衝突，4月23日又在萊斯特引發同類事件。兩次事件都有警察為將雙方隔開受傷。

當地一萬居民在請願書上簽字要求取消會議，但不起作用。伊林議會已經阻止國民前線多次會議，但在《1969年改革法案》制約下，他們同意該組織使用市政廳。英國印裔工人協會計劃在前一天舉行遊行示威，從紹索爾市中心經紹索爾市政廳最後抵達伊林市政廳。遊行全程八公里路上共布署1200名警察，期間共19人被捕。4月23日還有兩起已經計劃好的反對國民前線會議示威活動，一起是在市政廳對面人行道上抗議，另一起是在大廳外靜坐示威。為應對潛在暴力，當局共出動2876名警察，其中有94名騎警，他們在上午十一點半抵達，示威者下午一點開始聚集，國民前線的會議計劃在下午七點半開始。

市政廳的示威人數增多，其中包含警方眼中的好戰分子。警察和抗議者發生衝突，數人被捕。警方決定圍繞市政廳設立警戒線，但允許少量受控人群在高街抗議示威。瑪格麗特夫人路、百老匯、高街和南路分別設置警戒線。下午兩點半到三點十五分，高街警戒線附近有人向警察投擲物品，警方用防暴盾圍堵人群。

警方正式報告聲稱，下午五點半到六點半，高街警戒線示威人群開始投擲物品，暴力行徑升級，下午六點二十分左右，約五百至兩千名示威者企圖突破警戒線，警方於是出動騎警驅散人群。當天就在現場的作家雅斯明·阿利拜-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認為，警方戰術從遏制改為驅散導致局面轉變，人群因此向警察投擲物品。

位於果園大道的人民團結組織總部充當急救站。警方正式報告宣稱屋內居民「大多是拉斯塔法里教徒」，經佔屋居於此地，還稱這些人就在屋裡向街頭警察投擲物品。特別巡邏課警察進入屋內，兩名警員在隨後的爭執中被刺傷。屋內無論居民、急救站人員還是接受治療的人都遭警棍毆打，財物損失估計達一萬英鎊，其中包括Misty in Roots樂隊的設備；樂隊經理克拉倫斯·貝克Clarence Baker）被警棍打得頭破血流，陷入昏迷達五個月。屋內人員無論當時在做什麼都被趕出去，他們隨後投訴警方種族和性別歧視，屋內及附近共七十人被捕。其中一人受審時，參與行動的特別巡邏課警員在作證時稱，警方當時的行動沒有整體指示方案，所有警察都能自主行動。

下午七點，國民陣線開始抵達會場，並按計劃時間開會。會議期間，組織發言人呼籲「推平紹索爾，代以『和平的英格蘭小村莊』」。根據《1969年改革法案》規定，國民陣線必須准許至少四名外界人士進入會場，但他們拒絕《每日鏡報》記者入內，聲稱該報「愛護黑鬼」。晚上十點會議結束後，部分與會者在市政廳台階上行納粹禮，再由警察護送到安全地點。

會議開始後，警方決定將示威者所在地清場，由他們沿百老匯朝諾斯科特大道和比奇克勞夫特大道的十字路口方向離開。比奇和四名友人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抵達後一直待在百老匯，七點半左右他們決定開車朝警方指示的路口前進。這在此時，有人朝百老匯的警用客車方向投擲發焰筒或汽油彈。司機——身邊還站着警察——駕駛客車衝過人群，所幸無人受傷，但目證者稱此時群眾情緒生變。兩輛特別巡邏課警車沿百老匯向西行駛，一路清理出兩箱群眾離開後離下的磚頭和瓶子。有人向他們投擲物品，屋頂上的警督通過無線電告知中央控制組現場發生騷亂。

皮奇和朋友離開百老匯後沿比奇克勞夫特大道南下，滿以為能就此離開，但這條路實際上與果園大道相連，又將轉回警察雲集的南路。百老匯和比奇克勞夫特大道拐角約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示威者，特別巡邏課第三組的警車開向百老匯、諾斯科特大道和比奇克勞夫特大道交匯處應對。人群向走出車廂的警察投擲物品，磚頭打中警員面部，導致下巴三處骨折。帶隊督查用無線電呼叫「需要緊急援助」。

皮奇之死的官方調查結論表明，截至此時發生的所有情況雖然曲折，但還算簡單，此後的情況就因「平民與警察陳述相互衝突」難以釐清。特別巡邏課第一組接到第三組的無線電呼叫後立即響應，兩輛警車從百老匯駛入比奇克勞夫特大道後停在果園大道街角，警察走出車廂時遭磚塊和石頭襲擊。負責第一組第一輛警車（即第一分組）的艾倫·默里（Alan Murray）督察率先下車，身後是警員賓特（Bint）、懷特（White）、弗里斯通（Freestone）、理查森（Richardson）和史考特（Scottow）。六人拔出警棍，用防暴盾驅散人群。皮奇在此期間頭部遭受重擊，十四名證人聲稱看到事發，而且肇事者是警察。死因研訊期間附近居民作證時稱：

（我）看到藍色麵包車（警車）從比奇克勞夫特大道過來，速度很快，繞過比奇克勞夫特大道後停車。我看到警察拿着盾牌下車，人們開始逃跑，警察想把他們趕走。我看到警察打人，有個白人站在那兒……警察見人就打，有些人逃進小巷，還有人跑到我家……我看到皮奇，然後看到拿盾牌的警察打他。

附近的果園大道71號住戶看到皮奇挨打後把他帶回家，但他連水杯都拿不穩，眼睛上翻而且說不出話。居民立即呼叫救護車，呼叫紀錄時間是晚上八點十二分。救護車十分鐘後抵達，將皮奇送到伊靈醫院。院方發現病人出現大面積硬膜外血腫並馬上手術，但他的情況在手術期間惡化，醫院在4月24日凌晨零點十分宣告皮奇死亡。

4月23日紹索爾共有三千人遊行示威，警方共逮捕345人。共97名警察和39名被捕入獄者受傷，另有包括皮奇在內的25名公眾受傷。紹索爾火車站附近還有國民陣線成員被打成重傷，在重症監護室治療兩天後出院。

餘波

倫敦警察廳投訴調查科（{Complaints Investigation Bureau）主任約翰·卡斯（John Cass）在醫院宣告皮奇死亡不到24小時後就開始調查，聽取參與行動的特別巡邏課警員匯報。時任倫敦警察廳總監戴維·麥克尼（David McNee）也花費八天時間審查抗議示威活動，但他的分析紀錄沒有涉及皮奇之死。

1979年4月26日，皮爾的死因研訊在西倫敦死因裁判官約翰·伯頓（John Burton）監督下啟動，他第一天就允許死者家屬安排獨立病理學家二輪驗屍，接下來死因研訊延期一個月。1979年5月25日恢復後，卡斯作證時表示還需要兩到三個月才能完成調查，死因研訊因此再度推遲。卡斯及下屬此時已訊問四百人。伯頓表示，死因研訊將推遲到刑事檢控專員托尼·赫瑟靈頓爵士（Sir Tony Hetherington）拿到警方調查報告。

警方和政府當時堅稱紹索爾的事態是外來人士引發，但遭起訴的342人中僅兩人不是當地居民。為防陪審團無法公正裁決，這些案件不在伊靈當地審理，而是在40公里外的巴尼特區開庭。霍爾丹社會主義律師學會《公報》的拉利斯·德考威（Lalith de Kauwe）撰文指出，法院起初裁定九成被告罪名不成立，但媒體開始宣傳後比例就降至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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