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二元之痛(畢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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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二元之痛》是中國當代作家畢光明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城鄉二元之痛

今年十一月，在路遙逝世十五周年的日子，我們去延安，在路遙就讀過的延安大學，參加了關於他的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借着這次活動和會議，我們得以再一次走進路遙的精神世界。在研討會上，日本學者安本•實的發言給我的觸動最大。在題為《一個外國人眼裡的路遙文學——路遙「交叉地帶」的發現》里，他提到了城鄉二元結構與路遙小說人物命運的關係，引起我的許多聯想。安本•實說了這樣一段話： 　　

……中國存在的二元社會結構，即中國革命在「農村包圍城市」取得勝利之後農村所處的地位。更直接地說，就是戶籍制度把農民限制在了農村，他們的自由被限制了。這讓我對生活在農村和城市二元社會結構中的有為農村青年產生了興趣。主要是對馬建強和高加林，還有孫少平他們的人生產生了興趣。 　　

是啊，路遙筆下的人生，寫得最富有命運感和悲劇衝擊力的就是高加林這類農村有為青年的人生，這些青年人的奮鬥與痛苦，又都與一種特定的社會結構即城鄉二元結構有關。一種不合理的戶籍制度，把他們的命運跟極度貧困落後的農村捆縛在了一起，使他們的青春人生不能不經受飢餓、貧窮、勞累、困頓和屈辱的折磨。他們所遭受的生存與精神痛苦，是沒有處在過他們那個位置，有過他們那種生活體驗的人所無法想象的。那時候的城市和鄉村，簡直有着天堂與地獄般的差別。而不幸的是，馬建強（《在困難的日子裡》）、高加林（《人生》）、孫少平（《平凡的世界》）這些青年，又生活在城鄉交叉地帶，不僅清楚地看到這種地獄與天堂的區別，而且要不可改變地去親身承受這種面向天堂的地獄生活，時時在天堂和地獄的對比中體驗自己的人生，那該是多麼劇烈的心靈煎熬。不是感同身受，難以理解這種煎熬。路遙幫助了我們。這個童年就在苦難中浸泡的農民的兒子，從他的不平凡的人生經歷中提煉出農村知識青年的精神汁液，讓我們看到當代中國曾經有過的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是如何限制了有為者的自由，給他們帶來過怎樣的精神痛苦。 　　

城鄉二元造成的農村人的生存痛苦，以知識青年為甚，因為他們所經受的是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比他們的沒有文化的父兄多一重痛苦。肉體的痛苦是農村原始的體力勞動帶來的身體的極度勞累，以及農村人缺吃少穿帶來的飢餓和寒冷。這樣的痛苦產生在「新社會」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要是按照報紙上的宣傳，新中國農民翻身解放了，當家作主了，怎麼會當牛做馬般吃苦受累，乞丐似的啼飢號寒。事實是，在搞集體化、講階級鬥爭的年代裡，農民所遭受的艱辛與貧窮是城裡人完全無法想象的。路遙自己就有過農村生活的痛苦經驗，他在文章里就提到，在他參加工作之前，從小到大吃過幾次好飯他都數得出來。難怪他能夠那樣真實生動地寫出馬建強、孫少平們以極大的毅力忍受飢餓的情景。從《在困難的日子裡》我們看到，靠着「百家姓糧」終於上了高中的馬建強，「飢餓仍然是一個主要的威脅」，到最缺糧的時候，「兩碗別人當湯喝的清水米湯就是一天的伙食。至於菜，那更是想也不敢想了」，飢餓經常使他「一陣又一陣的眩暈。走路時東倒西歪的，不時得用手托扶一下什麼東西才不至於栽倒」。為了不被餓死，在本能的驅使下，他只能走向山野，「在城郊的土地上瘋狂地尋覓着：酸棗、野菜、草根，一切嚼起來不苦的東西統統往肚子裡吞咽。」《平凡的世界》一開頭寫到的，也是通過年青讀書人體會的農村人的飢餓。少吃缺穿的農家子弟，在學校里只能吃丙等菜，而家庭條件最差的孫少平，常常連丙等菜也不敢要，只靠兩個焦黑的高粱面膜打發轆轆飢腸。 　　

比飢餓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因為出身不可選擇，但人的尊嚴和發展機會應該是平等的，而恰恰由於出身於農村，家境貧寒，沒有城市戶口，這些青年人的自尊心時時要受到傷害，人生理想往往被不公正的現實所挫敗。農村學生馬建強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縣中，被分到了「尖子班」，證明了他過人的天分。但是在這個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的班上，他「覺得自己在同學面前連頭都抬不起來」。他羨慕他的同班同學們，「他們的生活是多麼的幸運」，也為自己的寒酸而難過，以至「自卑感很快籠罩了我的精神世界」。後來果然遭到城裡的和家境富足的同學歧視，嘲笑，甚至懷疑和誤解，使他蒙受極大的委屈，遭受心靈的創痛。農村出身給他們造成人生失落感和巨大遺憾的是，他們不能憑藉他們的天分，得到理應屬於他們的愛情和生存位置。愛與功名被外部條件所扼殺，這才是青春人生的至痛。孫少安一九六四年考高小時，「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說他是個念書的好材料。」高小畢業後，「他參加了全縣升初中的統一考試。在全縣幾千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三名被錄取了。」但因為家窮供不起，為了弟弟上學，為了幫襯父親撐起這個家，他選擇了棄學，「他的學生生涯隨着這張錄取通知書的到來，也就完全終結了！」懂事的孫少安，認識到自己的家境和農民身份，先是放棄進城上學，後是拒絕已進城當了國家教師但仍然深愛着他的田潤葉的愛情，中國傳統人生價值觀里的兩件美事，像兩隻美麗溫順的鴿子，被他自己從手上放走了。僅僅因為生在農村，一個天資聰穎的人，人生的前程就這樣被完全改變！高加林失去了跟他有共同語言的高中同學黃亞萍，也失去了他十分稱職的縣宣傳部幹事的工作，原因也都在於他是一個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村人。這樣的喪失，對於這些「已經從山圪嶗里來到了一個大世界」，受了現代教育，開闊了眼界，懂得了真正的人生目標的知識青年來說，是多麼不公平而又讓人難以接受的命運安排啊！ 　　

這命運其實是由國家命運所決定的。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這一結構的真正奧秘是，國家為了實現工業化，只能通過「剪刀差」來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剪刀差」是來自蘇聯的經驗。蘇聯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設軌道後，國家為加快積累工業化資金，人為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使得部分農民收入在工農業產品交換過程中轉入政府支持發展的工業部門。社會主義中國從五十年代起，採取了同樣的辦法，依靠農業來完成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這些，是路遙小說中的悲劇人生的承受者無法知道的。

作者簡介

畢光明，男，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評論與研究工作，海南省作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