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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出自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兵書《六韜》卷一《文韜》。

《六韜》分別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六韜》中的《虎韜》(日本作:「虎之卷」),在日本成為「成功之路必讀之書」的同義詞[1]

原文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不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請釋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台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台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例證

唐朝貞觀年間,「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安靜。這一和平繁榮的大治景象的出現,同唐太宗李世民的愛民政策密切相關。

唐朝是在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隋末農民起義推翻隋王朝的事實,給李世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後,經常和臣下總結隋亡的歷史教訓,注意以隋亡為戒。他把君主比作舟,把民眾比作水,認為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治國必先安民,「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因此,把「存百姓」作為治國的大政方針。「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存百姓的關鍵是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所謂「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從這一思想出發,唐太宗採取了許多重農措施。如推行均田法,獎勵墾荒,實行租庸調法,輕徭薄賦,防止濫征民力,反對勞役無時,去奢省費,躬行節儉。當時群臣再三建議營造一座高燥的台閣,以改善「宮中卑濕」的狀況,但唐太宗堅決不答應。因為「崇飾宮字,游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勸課農桑,不奪農時,設置義倉,救災備荒,增殖人口,發展生產,興修水利等等。

由於上述政策的推行,經濟迅速恢復,社會趨向穩定,幾年之後,便出現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的太平盛世景象。

軍事思想

《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鈎,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2]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英語、法語等多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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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