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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
藝人或藝術家
民族 漢族
籍貫 浙江諸暨
出生 中國
職業 校長
母校 私立東文學堂

字致祥,號孝懷,原籍浙江諸暨縣,隨父宦遊來川,遂定居。1899年東渡日本,考察學校、警校、實業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帶學生20名赴日本留學,並聘回日本教習 來成都開設私立東文學堂

個人簡介

不久,赴瀘州任川南經緯學堂學監。1902年任警察傳習所總辦。後赴粵,任督署副總文案兼廣東將弁學堂監督。錫良任川省總督後回川任警察局總辦。先設巡警教練所,仿效外國在城市設警察,維護治安。每省設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周孝懷。他開辦巡警教練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愛題字補壁,杜甫草堂內現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題寫的。 繼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廠、乞丐工廠、老弱廢疾院,並力戒鴉片煙,改造監獄,預防火災,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勸業道總辦,通令各屬普設勸業局,培訓勸業員,大力資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任內多次舉辦展銷商品的工商賽會、商業勸工會,還在成都設立能容納300餘家商戶的勸業場,這些措施推動了四川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還倡導和督促成立川江輪船公司,參與討袁護國運動。國民政府成立後,潛心治學,不問政事,抗戰初期在天津設電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劉湘對外聯絡。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著有《周易雜卦正解》及回憶錄《辛亥四川爭路記》等。(巴蜀網)

相關典故

作者:章立凡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性豪逸,眾易之,法眼獨契重。一日眼問眾:"虎項金鈴,是誰解得?"眾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對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錄》

國號之鈴 至今無解

一九一九年出席巴黎和會的中華民國代表團由陸征祥率領,成員包括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其中王正廷系廣州軍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團最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一九四五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中華民國代表團中,宋子文為首席代表,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以上國民黨)、胡適吳貽芳胡霖(以上無黨派)、李璜(青年黨)、張君勱(國社黨)、董必武(共產黨)為代表,並共同在《舊金山宣言》上簽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內不同政治勢力共享中華民國名器的歷史就此終結。此後大陸與台灣(背後是統治這兩塊中國領土的黨派)分別使用兩個國號,並為聯合國的"CHINA"席位爭鬥了二十五年,最終大陸取勝,但國家至今分裂依舊……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統一障礙,皆與國號問題有關。"台獨教父"李登輝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在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說:"毛澤東最大遺憾是改了國號,如果他們還叫中華民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

關於更換國號的故事,《黃炎培日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記載:"夜,在毛主席住處頤年堂小組討論……年號改從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處"三八"即指中華民國紀年的"民國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記載:

午,周恩來、林伯渠邀餐六國飯店,會集徵求人民政協文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名詞下應否去掉原稿簡稱中華民國一個括弧。

此前,《共同綱領》草案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寫法,是民革代表陳劭先提議寫上的。黃的日記過於簡略,另一當事人司徒丙鶴(司徒美堂的秘書)曾詳述午宴上關於國號問題的討論。

當日出席者有張元濟、何香凝、周致祥(孝懷)、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茅盾、車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發言的黃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華民國"的簡稱,但輪到第三位發言時,形勢很快逆轉:

再是前清進士周致祥,據說辛亥革命後"歸隱"三十八年,生平不寫民國國號,但目前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他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司徒丙鶴:《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一十輯,第三十頁)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帶頭抵制之後,反對的意見就"一邊倒"地占了上風,最終否決了簡稱中華民國的意見。

李敖在二OO四年十月二十七日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節目一六八集裡,談到了國號問題的另一版本: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主席接見了法國人道報記者馬嘉麗,說到一件令他後悔的事情,就是四九年不應該把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四九年不改名的話,會減少很多麻煩,解決很多問題,好比聯合國問題、台灣小朝廷問題等。

那麼為什麼要改呢,當時就在大家投票決定繼續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時候,毛主席身邊的一個清客,周善培(浙江諸暨縣人也)向毛旁敲側擊地說:"如果不改國號的話,就沒有太祖高皇帝了",於是,共產黨把中華民國這個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後毛後悔了。

李先生講的這段古,我在少年時代就不止一次聽長輩談論過,看來也不像空穴來風。從事研究工作以後,查過很多資料,都無法證實此事。中國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決策,若此事屬實,則六國飯店的午宴,不過是走一個過場而已。這種私下說的話,正史也不會記載,當是作俑者自己對外吹噓,才以口碑流傳至今。

官場商場 輪番投注

周善培,政聲鵲起;他是近代中國警政的先驅(任提法司),在成都首創開闢紅燈區的先例;他還是地方官員中最早剪掉發辨的一位(四川人稱"周禿子"),其思想之新銳可見一斑。入民國以後,他雖以遺老自居,但長袖善舞,仍系"與時俱進"的人物。上述小傳稱他在"國民政府成立後,潛心治學,不問政事",顯然遺漏了不少重要歷史情節。

討袁護國戰爭結束後,周善培出任大總統黎元洪的顧問,並於1916年11月與李根源谷鍾秀張耀曾楊永泰等人在北京發起"政學會",此即所謂"舊政學系"之由來。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組成倒直"三角同盟"。據《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記載,1922年3月20日"伍朝樞偕張作霖之代表朱慶瀾、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鄧鏗、謝持自廣州來晤。"

周善培因此捲入一宗歷史血案:鄧是粵軍參謀長,謝是大總統府秘書長,二人皆周之學生,陪老師甫抵廣州車站,鄧即遭遇刺殺。而周自述此事,則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資於戴傳賢(季陶)、張人傑(靜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損失,聽說張人傑電求陳炯明借一百萬元為交易所復業,立刻電知鄧鏗即日赴粵,不料抵達後發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戰爭爆發前夕,周善培曾與韓國鈞張一麐等耆宿,奔走調停於兩省督軍齊燮元盧永祥之間。1925年,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遺老,又捲入宗社黨人的政治陰謀,企圖利用白俄將軍謝米諾夫幫助廢帝溥儀復辟。其間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機家,曾在給溥儀的奏摺中密陳:

倘蒙皇上召見臣,更有謝米諾夫、周善培諸臣密陳之言,並臣與鄭孝胥羅振玉、榮源諸臣所商籌款之法,謹當縷陳,請旨定奪,謹奏。(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24頁)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對在戰犯看守所中關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於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黃炎培,為溥儀開脫說:"此公真是傷心人,丁巳誤於康(有為)、沈(曾植),辛未誤於羅(振玉)、鄭(孝胥),皆自許為臣,共推為學者、為詩人。舊書真有毒,可嘆!"。丁巳指1917年張勳復辟,辛未指1931年溥儀出關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還拜託黃炎培:"對於溥公,我卻有幾件永遠忘記不了的事實,寫如別紙。請閱後轉呈毛、周二公,以備參考。"

在"別紙"中,他提到兩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間,溥儀捐款支持朱慶瀾為陝西和長江災區募捐的義舉;二是1932年2月18日(舊曆正月十三日)赴旅順為溥儀祝壽時,溥儀曾對他指天畫地說:"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國人",故其出任偽滿"攝政"絕非本願。黃炎培接到此信後,於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來,轉呈周善培來信並有所關說。

歷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遺老周善培為故主求情,將視線引到了密籌偽"滿洲國"的歷史關節點上,也無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蹤。且看溥儀對這位舊臣的回憶:

挑戰是從我去日軍司令部的前幾天就開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從東北來的兩封信,一封是羅振玉的,一封是給溥偉當秘書的周善培(在清末給岑春煊做過幕僚)的,都要求我"給以便宜行事"的"手諭",以便為我活動。照他們的話說,時機已至,各方面一聯絡即成,目前只差他們的代表身份證明了。我把這事告訴了鄭孝胥,他慌忙攔阻道:"此事萬不可行!此類躁進之人見用,必有損令名!"(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71頁)

溥儀這段文字還有一個更早的版本,談及羅、周二人"說他們可以憑此去聯絡那些熱望我'復位'的日本軍方人士和東北的軍政要人" 。(愛新覺羅·溥儀《我怎樣當上的偽滿"執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第102頁)

原來"自許為臣"並將故主推上認賊作父之路的,不止鄭孝胥和羅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過是各懷心思,爭當擁戴的功臣而已。最後鄭孝胥憑藉日本人將溥儀搶到手,"躁進之人"羅、周被排斥在外,沒有當成"開國功臣",才僥倖洗脫了歷史罪名。

從以上這些歷史片斷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個周善培,一個不斷用商業法則進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信之不祥

進入民國以來,以遺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掛後過黎元洪、段祺瑞、孫中山、溥儀、劉湘,與政學系、皖系、奉系、孫系、宗社黨、白俄、關東軍、四川軍閥也都聯絡過感情,當然不會忽視日益壯大的中共。

國民黨元老謝持父子,與周善培有兩代師生之誼。謝持的孫子謝幼田,曾有如下回憶:

我祖父和父親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遠長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護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張瀾羅隆基,與周恩來也有往來。他告訴我父親,中共將會需要我父這種有名望的經濟學家。我父對家人講,他"一生不問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巴黎就研究過,不過憑本事吃飯,不必怕。"於是就留下來了,並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謝持這位不問政治的兒子謝德堪,回到四川富順老家後,很快在土改鎮反中被捕。謝家人十萬火急地跑去懇求周善培,請他出面找陳毅營救:

周鄭重告訴我大哥轉家母:"不必急,你父親遲早會受歡迎的。"周沒找陳毅。當時,周很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即由他取,毛澤東到上海數次登門請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請吃飯。於是我母親沒找在北京教大學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濟深和周恩來,周在法國與我父亦有交情。(謝幼田:《我父親的一張判決書》)

由於"周很忙",而謝家人又過於信任這位兩代恩師,放棄了直接找李濟深周恩來求救的機會,結果謝德堪於1951年3月14日以"惡霸罪"判處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運的前輩,與"船王"盧作孚的交誼非同一般。新政權成立之後,周力勸盧及其民生公司船隊從香港來歸,功不可沒,他還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長。

1952年"五反"運動中,高壓下的盧作孚於2月8日夜間自殺,西南當局嚴密封鎖消息。據《黃炎培日記》記載,2月15日從周善培的來信中得知盧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駐京代表何乃仁盤問詳情,接着往訪張瀾磋商,下午便將周的來信交給了統戰部長李維漢。其後數日間,盧作孚自殺的內情在北京上層逐漸傳播開來。

周善培同時將消息透露給《大公報》記者張蓬舟,22日該報二版披露盧"病故"消息後,當即受到華東軍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張春橋的嚴厲責問,總編輯王芸生被迫做檢查並受記過處分,該報副總編輯李純青、編輯主任孔昭愷、副編輯劉克林、採訪課主任周雨分別受到警告處分。

親朋好友不斷觸霉頭,周善培卻始終安然無恙。素以"眼光遠長"著稱的他,常在不經意間給人瞎馬騎。他表字致祥卻多致不祥,友人從盧作孚到王芸生,弟子從鄧鏗謝德堪,主子從溥儀到毛澤東,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種不祥。

另據《張元濟日記》記載,1949年10月11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周培善兩位前清進士到中南海晚餐,陳毅作陪。毛談及章士釗欲居北京經營商業,並為老東家杜月笙說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馬上反對,張元濟也認為杜月笙的名聲不佳,門徒眾多,恐地方受擾,陳毅表示將對此事慎重處置。周在席間主張讀經,張則認為不能向大眾普及,"將來大學不妨別立一科,聽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對待杜月笙的問題上,周善培頗有見地,因為偉大領袖肯定不會喜歡幫會領袖;他的"讀經"主張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為"聖之時者"。而張元濟別立經學一科的倡議,如今已在大學中現身……

敵人的敵人即朋友,前清遺老支持新政權,毛澤東也顯得特別敬老尊賢,蓋因國民黨乃共同宿敵也。遺老周善培對中華民國"毫無好感"、捲入復辟密謀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換國號的理由點撥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後人的熊貓式和親及施琅式意淫,越發顯得稚嫩可愛。

周善培晚年終於過了一把"開國功臣"癮,於1958年壽終正寢。新國號滿足了毛澤東的歷史舞台感,卻令他在統一大業上抱憾終生。

系鈴人去矣,周善培拴在歷史虎項上的金鈴鐺,至今猶未能解……

2006年清明節 風雨讀書樓

《鳳凰周刊》2006年第15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