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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是十三部儒家經書的合稱,是儒學的核心文獻,《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附《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十三經」的整體性概念成熟於明朝(1368-1644),以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神宗頒布詔令欽定《十三經註疏》為完全確立的標誌;是從漢武帝(前156-前87在位)確立五經博士[1]開始,學術潮流與政治權力不斷調整儒家經書名目的共同成果,是儒家經書的最近一次結集。

十三經的內容龐雜,來源及時代不一,主要形成於先秦,既有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之前已經長期流傳的古代文獻,也有主要由戰國(前468-前221)儒家學者編寫的著述。其中一部分與孔子、早期儒家思想和其他儒家典籍的關係存在爭議,如《春秋》、《周禮》、《左傳》。更強烈的爭議是所謂的「偽書」問題,如今本《尚書》的部分篇目。

儒家經書的整理、加工、流傳與結集是一個非常複雜且漫長的過程,從孔子用當時已經很古老的文獻教育學生開始,直至十三經完全確立,已經跨越了兩千多年。時至今日,整理工作仍然持續。其間的合稱先後有比較正式的六經、五經、九經和相對隨意的七經、十二經、十四經等,各自涵蓋名目不盡相同的典籍。

儒學是中國從漢武帝到清朝(1644-1911)結束的官方意識形態、主流學術思想,其提倡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是千百年來華人社會日常生活的普遍指導原則。儒學的核心是經學。經學即研究經書、闡發經義的學問。儒家經書既是經學研究的直接對象,也是不同時代各派儒學理論與相應的社會、人生主張及實踐得以成立的根基所在。十三經及其前身五經、九經等,是傳統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的「聖經」,與基督宗教《新舊約全書》、伊斯蘭教《古蘭經》在其各自社會及文化傳統中的作用與地位非常類似。

從先秦六經到南宋十三經

《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俗稱為六藝)[2],六藝中的《樂經》很早就亡佚了,《漢書·藝文志》中已無此書的記載。其他五種著作就稱為「五經」。漢朝時,以《易》、《書》、《詩》、《禮》(儀禮)、《春秋》為「五經」,立有五經博士,並收納弟子員。唐朝時,五經中的《禮經》,由《儀禮》改為《小戴禮記》,沿用至今。

後來經書的內涵不斷擴大。《後漢書·趙典傳》和《三國志·秦宓傳》中都有「七經」的記載,但未記載是哪七部典籍。後人有六經加上紀錄孔子言行的《論語》;東漢將五經加上《論語》、《孝經》;五經加上《周禮》、《禮記》三種說法。唐代時有「九經」的記載,後人認為是五經加上《論語》、《孝經》、《周禮》、《禮記》或是五經加上《周禮》、《禮記》並用春秋三傳即《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代替《春秋》。九經也立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宋代的晁公武說唐文宗開成年間,在國子學刻石,將五經中《春秋》改為春秋三傳,再加上《周禮》、《禮記》、《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二經」。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提倡《孟子》之書。取《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單獨成書,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於是本為子部書的《孟子》也升格成為經書的一部分,合稱十三經。

明代李元陽刻十三經註疏,十三經之名完全確定。

清朝乾隆鐫刻《十三經》經文於石,1815年學者阮元刻《十三經註疏》,從此,「十三經」在儒學典籍中的地位更加鞏固。

影響

西漢以來,經書被確立為國家經典,宋代以來又被定為科舉用書,成為讀書人之必讀。故其地位崇高,影響巨大。《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十三經不過65萬字,而關於它們的註解達到三億字左右,為原文的四五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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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