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風雨（老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作品欣賞
一 前奏
雖然用了個頗象小說或劇本的名字的標題——八方風雨——這卻不是小說，也不是劇本，而是在八年抗戰中，我的生活的簡單紀實。它不是日記，因為我的日記已有一部分被敵人的炸彈燒毀在重慶，無法照抄下來，而且，即使它還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麼簡單無趣，也不值得印出來。所以，憑着記憶與還保存着的幾頁日記，我想大概的，簡單扼要的，把八年的生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寫下來。我希望它既能給我自己留下一點生命旅程中的印跡，同時也教別離八載的親友得到我一些消息，省得逐一的在口頭或書面上報告。此外，別無什麼偉大的企圖。在抗戰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戰後，仍然是個乎凡的人。那也就可見，我並沒有乘着能夠混水摸魚的時候，發點財，或作了官；不，我不單沒有摸到魚，連小蝦也未曾撈住一個。那麼，騰達顯貴與金玉滿堂假若是「偉大」的小注兒，我這裡所記錄的未免就顯着十分寒磣了。我必定要這麼先聲明一下，否則教親友們看了傷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簡言之，這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報告。假若有人喜歡讀驚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應該另寫一部傳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謂，「八方風雨」者，因此，並不是說我曾東討西征，威風凜凜，也非私下港滬，或飛到緬甸，去弄些奇珍異寶，而後潛入後方，待價而沽。沒有，這些事我都沒有作過。我只有一枝筆。這枝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我不肯，也不應該，放棄了它，而去另找出路。於是，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後跑到重慶。由重慶，我曾到洛陽，西安，蘭州，青海，綏遠去遊蕩，到川東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觀光。到處，我老拿着我的筆。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濕了我的瘦小的鋪蓋捲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
二 開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離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裡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動」。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機的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於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煩又危險。這是最淒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麼大的院子，只剩下我們幾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解除。院裡靜寂得可怕：賣青菜，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飯吃。
我着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消息越來越壞，我怕城市會忽然的被敵人包圍住，而我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漢奸，怎麼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
幾次我把一隻小皮箱打點好，幾次我又把它打開。看一看痴兒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走。這情形，在我到了武漢的時候，我還不能忘記，而且寫出一首詩來：
弱女痴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可是，我終於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門。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黃昏。在將要吃晚飯的時候，天上起了一道紅閃，緊接着是一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三個紅閃，爆炸了三聲。這是——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軍隊破壞黃河鐵橋。鐵橋距我的住處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樹木都被震得葉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鋪戶都上了門，街上幾乎斷絕了行人。大家以為敵人已到了城外。我撫摸了兩下孩子們的頭，提起小箱極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遲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蜘躕，我就會放下箱子，不能邁步了。
同時，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臨別的末一句話是：「到車站看看有車沒有，沒有車就馬上回來！」在我的心裡，我切盼有車，寧願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敵人捉去我。同時我也願車已不通，好折回來跟家人共患難。這兩個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戰，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張不了什麼，走與不走全憑火車替我決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請他陪我到車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應着家中。
車站上居然還賣票。路上很靜，車站上卻人山人海。擠到票房，我買了一張到徐州的車票。八點，車入了站，連車頂上已坐滿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車。
生平不善爭奪搶擠。不管是名，利，減價的貨物，還是車位，船位，還有電影票，我都不會把別人推開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車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對友人說：「算了吧，明天再說吧！」
友人主張再等一等。等來等去，已經快十一點了，車子還不開，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還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間車的窗。窗子打開，一個茶役問了聲：「幹什麼？」友人遞過去兩塊錢，只說了一句話：「一個人，一個小箱。」茶役點了頭，先接過去箱子，然後拉我的肩。友人託了我一把，我鑽入了車中，我的腳還沒落穩，車裡的人——都是士兵——便連喊：「出去！出去！沒有地方。」好容易立穩了腳，我說了聲：我已買了票。大家看着我，也不怎麼沒再說什麼。我告訴窗外的友人：「請回吧！明天早晨請告訴家裡一聲，我已上了車！」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沒有地方坐，我把小箱豎立在一輛自行車的旁邊，然後用腳，用身子，用客氣，用全身的感覺，擴充我的地盤。最後，我蹲在小箱旁邊。又待了一會兒，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額恰好放在自行車的坐墊上——那個三角形的，皮的東西。我只能這麼坐着，不能改換姿式，因為四面八方都擠滿了東西與人，恰好把我鑲嵌在那裡。
車中有不少軍火，我心裡說：「一有警報，才熱鬧！只要一個槍彈打進來，車裡就會爆炸；我，箱子，自行車，全會飛到天上去。」
同時，我猜想着，三個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獨自還沒睡，等着我也許回去！這個猜想可是不很正確。後來得到家信，才知道兩個大孩子都不肯睡，他們知道爸走了，一會兒一問媽：爸上哪兒去了呢？
夜裡一點才開車，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維持着原來的姿式坐着，看不見外邊。我問了聲：「同志，外邊是陰天，還是晴天？」回答是：「陰天。」感謝上帝！北方的初冬輕易不陰天下雨，我趕的真巧！由泰安再開車，下起細雨來。
晚七點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沒有吃什麼，見着石頭仿佛都願意去啃兩口。頭一眼，我看見了個賣干餅子的，拿過來就是一口。我差點兒噎死。一邊打着嗝兒，我一邊去買鄭州的票。我上了綠鋼車，安閒的，漂亮的，停在那裡，好象「戰地之花」似的。
到鄭州，我給家中與漢口朋友打了電報，而後歇了一夜。
到了漢口，我的朋友白君剛剛接到我的電報。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從這一天起，我開始過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 在武昌
離開家裡，我手裡拿了五十塊錢。回想起來，那時候的五十元錢有多麼大的用處呀！它使我由濟南走到漢口，而還有餘錢送給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結的婚。
白君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在武漢，還另有兩位同學，朱君與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們。蔡君還送給我一件大衣。
住處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將幹些什麼呢？」這好決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錢出來，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掙飯吃的本領。我的資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懶，勤動着我的筆，我就有飯吃。
在漢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給《大公報》寫的。緊緊跟着，又有好幾位朋友約我寫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問題了。
倒是繼續住在漢口呢？還是另到別處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國府明令移都重慶。二十二日，蘇州失守。武漢的人心極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響到我。我的行李簡單，「貨物」輕巧，而且喜歡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願意再走。
我打電報給趙水澄兄，他回電歡迎我到長沙去。可是武漢的友人們都不願我剛剛來到，就又離開他們；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猶豫不決。
在武昌的華中大學，還有我一位好友，游澤丞教授。他不單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與床鋪都讓給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雲架橋——多麼美的地名！——地方安靜，飯食也好，還有不少的書籍。以武昌與漢口相較，我本來就歡喜武昌，因為武昌象個靜靜的中國城市，而漢口是不中不西的烏煙瘴氣的碼頭。雲架橋呢，又是武昌最清靜的所在，所以我決定搬了去。
游先生還另有打算。假若時局不太壞，學校還不至於停課，他很願意約我在華中教幾點鐘書。
可是，我第一次到華中參觀去，便遇上了空襲，這時候，武漢的防空設備都極簡陋。漢口的巷子裡多數架起木頭，上堆沙包。一個輕量的炸彈也會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壓死人。比這更簡單的是往租界裡跑。租界裡連木架沙包也沒有，可是大家猜測着日本人還不至於轟炸租界——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裡邊用木頭撐住，上覆沙袋，這和漢口的辦法一樣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報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樹林裡邊。這，只須機槍一掃射，便要損失許多人。
華中更好了，什麼也沒有。我和朋友們便藏在圖書館的地窖里。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虧。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國的猛襲波蘭與倫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軍事或政治或工業的中心炸得一乾二淨，我與我的許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漢了。可是，日本人那時候只派幾架，至多不過二三十架飛機來。他們不猛襲，我們也就把空襲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們還覺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與望雲諸兄也都來到武昌千家街（註：應為千戶街。）福音堂。馮先生和朋友們都歡迎我們到千家街去。那裡，地方也很清靜，而且有個相當大的院子。何容與老向打算編個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幫他們一點忙。於是我就由雲架橋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長沙去的事。流亡中，本來是到處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這麼在武昌住下去。
四 略談三鎮
把個小一點的南京，和一個小一點的上海，搬攏在一處，放在江的兩岸，便是武漢。武昌很靜，而且容易認識——有那條象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難迷失了方向。漢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樣的嘈雜混亂，而沒有上海的忙中有靜，和上海的那點文化事業與氣氛。它純粹的是個商埠，在北平，濟南，青島住慣了，我連上海都不大喜歡，更不用說漢口了。
在今天想起來，漢口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雖然武昌的黃鶴樓是那麼奇醜的東西，雖然武昌也沒有多少美麗的地方，可是我到底還沒完全忘記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蕩船，在華中大學的校園裡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適高興。
特別值得留戀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這是老字號。掌柜與多數的夥計都是河北人。我們認了鄉親。每次路過那裡，我都得到最親熱的招呼，而他們的馳名的二鍋頭與碧醇是永遠管我喝夠的。
漢陽雖然又小又髒，卻有古蹟：歸元寺、鸚鵡洲、琴台、魯肅墓，都在那裡。這些古蹟，除了歸元寺還整齊，其他的都破爛不堪，使人看了傷心。
漢陽的兵工廠是有歷史的。它給武漢三鎮招來不少次的空襲，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彈。．
武漢的天氣也不令人喜愛。冬天很冷，有時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極熱，使人無處躲藏。武昌，因為空曠一些，還有時候來一陣風。漢口，整個的象個大火爐子。樹木很少，屋子緊接着屋子，除了街道沒有空地。毒花花的陽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熱，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間屋子裡，我曾在傍晚的時候，守着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擊落了幾百架小飛機。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灑了雄黃；雖然不准知道，這是否確能避除毒蟲，可是有了這點設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穩一些。有一天，一撕一個的小的郵卷，呼，裡面跳出一條蜈蚣來！
提到飲食，武漢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除了珍珠丸子一類的幾種蒸菜而外，烹調的風格都近似江蘇館子的——什麼菜都加點燴粉與糖，既不特別的好吃，也不太難吃。至於燒賣裡面放糯米，真是與北方老粗故意為難了！
五 寫鼓詞
當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因時局的緊張，與宣傳的重要，我已經想利用民間的文藝形式。我曾隨着熱心宣傳抗戰的青年們去看白雲鵬與張小軒兩先生，討論鼓書的作法。
在漢口，我遇見了富少舫（山藥旦）先生，董蓮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鄭先生。這三位，都能讀書寫字，他們的愛國心也自然比一班的藝員更豐富。他們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供給他們新詞兒，他們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調，去背誦，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響到生意，（都市中有閒的人們，既不喜新詞兒，又不喜接受宣傳，）他們也不管。他們以為能在生意之外，多盡些宣傳的責任，是他們的光榮。
和他們認識之後，我便開始寫鼓詞。
這時候，馮先生正請幾位畫家給畫大張的抗戰宣傳畫，以便放在街上，照着「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辦法，教民眾們看。這需要一些韻語，去說明圖畫，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臘月好冷天」的套子，給每張作一首歌兒。
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於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麼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與小曲而覺得有失身分。
在馮先生那裡，還來了三位避難的唱河南墜子的。他們都是男人，都會拉會唱。他們都是在河南鄉間的集市上唱書的，所以他們需要長的歌詞，一段至少也得夠唱半天的。我向他們領教了墜子的句法，就開始寫一大段抗戰的故事，一共寫了三千多句。他們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們的書詞里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語。他們的用韻也以鄉音為準，譬如「叔」可以押「樓」，因為他們的「叔」讀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會用北平的俗語；於是，我雖力求通俗，可是有許多用語與詞彙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由這點經驗，我曉得了通俗文藝若失去它的地方性，無論在言語上，還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躍與感動力。因此，我覺得民間的精神食糧，應當用一個地方的言語寫下來，而後由各地方去翻譯成各地方的土語；它的故事與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減改動，才能保存它的文藝性。反之，若僅用死板的，沒有生氣的官話寫出，則儘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強聽懂，也不會有多大的感動力量。
這三千多句長的一段韻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確知道那三位唱墜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誦得飛熟，並且上了弦板。說不定，他們會真在民間去唱過呢一一他們在武漢危急的時候，返回了故鄉。
六 組織文協
文人們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漢。我大大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並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現在，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與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的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於抗敵的文藝。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於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的快。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吊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並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着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
這是，一點也不誇大，歷史上少見的一件事。誰曾見過幾百位寫家坐在一處，沒有一點成見與隔膜，而都想攜起手來，立定了腳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親熱的，一心一德的，成為筆的鐵軍呢？
大會是在商會裡開的，連寫家帶來賓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這位老先生是文協首次大會的主席，也是後來歷屆年會的主席。上午在商會開會。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飯後即在普海春繼續開會，討論會章並選舉理事。真熱鬧，也真熱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傳大會的宣言，有的人朗讀致外國作家的英文與法文信。可是警報器響了，空襲！誰也沒有動，還照舊的開會。普海春不在租界，我們不管。一個炸彈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國作家，我們不管。
緊急警報！我們還是不動。高射炮響了。聽到了敵機的聲音。我們還繼續開會。投彈了。二十七架敵機，炸漢陽。
解除警報，我們正在選舉。五點多鐘散會，可是被推為檢票——我也是一個——及監票的，還須繼續工作。我們一直干到深夜。選舉的結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黨派，不管對文藝的主張如何，而只管團結與抗戰。就我所記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郁達夫，姚蓬子，樓適夷，王平陵，陳西瀅，張恨水，老向，諸位先生都當選。只就這幾位說，就可以看出他們代表的方面有多麼廣，而絕對沒有一點誰要包辦與把持的痕跡。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裡開的。會裡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願作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與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文協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隻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那一面，我求豐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並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願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里，沒有會長或理事長。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聲明，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七 抗戰文藝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題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極的，它要儘量避免象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泄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裡。他們——象馮乃超和孔羅蓀幾位先生——決定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離開武漢。於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幾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這個變動的痕跡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周年紀念日起，會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萬份以上。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復刊後，只能行銷於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幾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於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協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於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後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協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與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幾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勝利，也並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着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着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着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周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嘆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只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閒書。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確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於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八 入川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遇到夜襲，我們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燈把黑暗劃開，幾條銀光在天上尋找。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幾乎是透明的敵機。而後，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着開了火。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與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看着敵機被我機打傷，曳着黑煙逃竄，走着走着，一團紅光，敵機打幾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麼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機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機截住，它就好象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的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凶了，而且沒有了空戰。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着豎着，上下與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撐住，頂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敵機到了。一陣風，我們聽到了飛沙走石；緊跟着，我們的洞就象一隻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的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離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濕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武昌已經被炸得不象樣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蛇山的山坡與山腳死了許多人。
因為我是文協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裡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
這樣，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與肖伯青（文協的幹事），便帶着文協的印鑑與零碎東西，辭別了武漢。只有友人白君和馮先生派來的副官，來送行。
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這是條設備齊全，而一切設備都不負責任的船。艙門有門軸，而關不上門；電扇不會轉；衣鈎掉了半截；什麼東西都有，而全無用處。開水是在大木桶里。我親眼看見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腳水用完，又倒在開水桶里！我開始拉痢。
一位軍人，帶着緊要公文，要在城陵磯下船。船上不答應在那裡停泊。他耽誤了軍機，就碰死在繞錨繩的鐵柱上！
船隻到宜昌。我們下了旅館。我繼續拉痢。天天有空襲。在這裡，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熱鬧——是熱鬧，不是緊張。中國人仿佛不會緊張。這也許就是日本人侵華失敗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國人的「從容不迫」的道理。
我們求一位黃老翁給我們買票。他是一位極誠實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他極願幫我們的忙，可是連他也不住的抓腦袋。人多船少，他沒法子臨時給我們趕造出一隻船來。等了一個星期，他算是給我們買到了鋪位——在甲板上。我們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們浮着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下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的開飯。茶役端着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着一排候補員呢！
三峽有多麼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見。人太多了，若是都擁到船頭上去觀景，船必會插在江里，永遠不再抬頭。我只能側目看下面，看到人頭——頭髮很黑——在水裡打旋兒。
八月十四，我們到了重慶。上了岸，我們一直奔了青年會去。會中的黃次咸與宋傑人兩先生都歡迎我們，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滿。這時候重慶已經來了許多公務人員和避難的人，旅館都有人滿之患。青年會宿舍呢，地方清靜，床鋪上沒有臭蟲，房價便宜，而且有已經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遠客滿。我們下決心不去另找住處。我們知道，在會裡——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補，是最牢靠的辦法。黃先生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教我們暫住在機器房內。這是個收拾會中的器具的小機器房，很黑，響聲很大。
天氣還很熱。重慶的熱是出名的。我永遠沒睡過涼蓆，現在我沒法不去買一張了。睡在涼蓆上，照舊汗出如雨。牆，桌椅，到處是燙的；人仿佛是在爐里。只有在一早四五點鐘的時候，稍微涼一下，其餘的時間全是在熱氣團里。城中樹少而坡多，頂着毒花花的太陽，一會兒一爬坡，實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東西可真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板買一束鮮桂圓。好吧，天雖熱，而物價低，生活容易，我們的心中涼爽了一點。在青年會的小食堂里，我們花一二十個銅板就可以吃飽一頓。
文協的會友慢慢的都來到，我們在臨江門租到了會所，開始辦公。
我們的計劃對了。不久，我們便由機器房裡移到樓下一間光線不很好的屋裡去。過些日子，又移到對門光線較好的一間屋中。最後，我們升到樓上去，屋子寬，光線好，開窗便看見大江與南山。何容先生與我各據一床。他編《抗到底》，我寫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點左右才起來。我呢，到十一點左右已寫完我一天該寫的一二千字。寫完，我去吃午飯。等我吃過午飯回來，他也出去吃東西，我正好睡午覺。晚飯，我們倆在一塊兒吃。晚間，我睡得很早，他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們，這樣，雖分住一間屋子，可是誰也不妨礙誰。趕到我們偶然都喝醉了的時候，才忘了這互不侵犯協定，而一齊吵嚷一回。
我開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學大鼓書。好幾個月，才學會了一段《白帝城》，腔調都摹擬劉（寶全）派。學會了這麼幾句，寫鼓詞就略有把握了。幾年中，我寫了許多段，可是只有幾段被富先生們採用了：
《新拴娃娃》（內容是救濟難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嘆》（內容是掃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禮》（內容是讚美重慶），富貴花小姐唱。
《王小趕驢》（內容是鄉民抗敵），董蓮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時常在陪都演唱。其中以《王小趕驢》為最弱，因為董女士是唱山東犁鏵大鼓的，腔調太緩慢，表現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調。於此，知內容與形式必求一致，否則勞而無功。
我也開始寫舊劇劇本——用舊劇的形式寫抗戰的故事。這沒有多大的成功。我只聽說有一兩齣曾在某地表演過，我可是沒親眼看到。舊劇，因為是戲劇，比鼓詞難寫多了。最不好辦的是教現代的人穿行頭，走台步；不如此吧，便失去舊劇之美；按葫蘆挖瓢吧，又使人看着不舒服；穿時裝而且歌且舞吧，又象文明戲。沒辦法！
這時候，我還為《抗到底》寫長篇小說——《蛻》。這篇東西沒能寫成。《抗到底》後來停刊了，我就沒再往下寫。
轉過年來，二十八年之春，我開始學寫話劇劇本。對戲劇，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曉得小說與劇本有什麼分別。不過，和戲劇界的朋友有了來往，看他們寫劇，導劇，演劇，很好玩，我也就見獵心喜，決定瞎碰一碰。好在，什麼事情莫不是由試驗而走到成功呢。我開始寫《殘霧》。
初夏，文協得到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的資助，派出去戰地訪問團，以王禮錫先生為團長，宋之的先生為副團長，率領羅烽，白朗，葛一虹等十來位先生，到華北戰地去訪問抗戰將士。
同時，慰勞總會組織南北兩慰勞團，函請文協派員參加。理事會決議：推舉姚蓬子，陸晶清兩先生參加南團，我自己參加北團。
這是在五三、五四敵機狂炸重慶以後。重慶的房子，除了大機關與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篾為牆，上敷泥土，因為冬天不很冷，又沒有大風，所以這種簡單、單薄的建築滿可以將就。力氣大的人，一拳能把牆砸個大洞。假若魯智深來到重慶，他會天天闖禍的。這種房子蓋得又密密相連，一失火就燒一大片。火災是重慶的罪孽之一。日本人曉得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燒彈——不為炸軍事目標，而是蓄意要毀滅重慶，造成恐怖。
前幾天，我在公共防空洞裡幾乎憋死。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氣不夠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裡，所以沒受到什麼委屈。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機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遊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裡跑到馮先生那裡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徹夜，人們象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經過這個大難，文協會所暫時移到南溫泉去，和張恨水先生為鄰。我也去住了幾天。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籌備慰勞團與訪問團出發的事情。我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準備遠行。此後，我老穿着這樣的衣服。下過幾次水以後，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象個清道夫。吳組緗先生管我的這種服裝叫作斯文掃地的衣服。
文協當然不會給我盤纏錢，我便提了個小鋪蓋卷，帶了自己的幾塊錢，北去遠征。
在起身以前，我寫完了《殘霧》。沒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發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來，《殘霧》已上演過了，很成功。導演是馬彥祥先生，演員有舒繡文，吳茵，孫堅白，周伯勛諸位先生。可惜，我沒有看見。
慰勞團先到西安，而後繞過潼關，到洛陽。由洛陽到襄樊老河口，而後出武關再到西安。由西安奔蘭州，到由蘭州榆林，而後到青海，綏遠，寧夏，興集，一共走了五個多月，兩萬多里。
這次長征的所見所聞，都記在《劍北篇》里——一部沒有寫完，而且不大象樣的，長詩。在陝州，我幾乎被炸死。在興集，我差一點被山洪沖了走。這些危險與興奮，都記在《劍北篇》里，即不多贅。
王禮錫先生死在了洛陽，這是文藝界極大的一個損失！
九 由川到滇
從二十九年起，大家開始感覺到生活的壓迫。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我只好經常穿着斯文掃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煙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產的捲菸——也可美其名日雪茄。別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隨着香煙而降格。
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有時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炸重慶，有時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於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轟炸壓迫zheng府投降。這是個夢想。中國人絕不是幾個或幾千個炸彈所能嚇倒的。雖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裡我沒法子寫作。於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上我這兒來吧，城裡沒法子寫東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裡。園裡只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種的鳥兒為我——也許為它們自己——唱歌。我在這裡寫《劍北篇》。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我們就寫了《國家至上》。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他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窮。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並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趕寫《面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貧血遇L努力工作，就害頭暈——一低頭就天旋地轉，只好靜臥。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病一到，即須臥倒，工作完全停頓！着急，但毫無辦法。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我不否認。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適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璣的東西來呢？
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我先到歌樂山，後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這時候，羅莘田先生來到重慶。因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梅先生聽到我的病與生活狀況，決定約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氣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願意去。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機，三個鐘頭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象北平。不過，論天氣，論風景，論建築，昆明比成都還更好。我喜歡那比什剎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明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象北平萬壽山下的人造的那個。土是紅的，松是綠的，天是藍的，昆明的城外到處象油畫。
更使我高興的，是遇見那麼多的老朋友。楊今甫大哥的背有點駝了，卻還是那樣風流儒雅。他請不起我吃飯，可是也還烤幾罐土茶，圍着炭盆，一談就和我談幾點鐘。羅膺中兄也顯着老，而且極窮，但是也還給我包餃子，煮俄國菜湯吃。鄭毅生，陳雪屏，馮友蘭，馮至，陳夢家，沈從文，章川島，段人，聞一多，蕭滌非，彭嘯咸，查良釗，徐旭生，錢端升諸先生都見到，或約我吃飯，或陪我游山逛景。這真是快樂的日子。在城中，我講演了六次；雖然沒有什麼好聽，聽眾倒還不少。在城中住膩，便同莘田下鄉。提着小包，順着河堤慢慢的走，風景既象江南，又非江南；有點象北方，又不完全象北方；使人快活，仿佛是置身於一種晴朗的夢境，江南與北方混在一起而還很調諧的，只有在夢中才會偶爾看到的境界。
在鄉下，我寫完了《大地龍蛇》劇本。這是受東方文化協會的委託，而始終未曾演出過的，不怎麼高明的一本劇本。
認識一位新朋友——查阜西先生。這是個最爽直，熱情，多才多藝的朋友。他聽我有願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馬上決定陪我去。幾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們作兩部運貨到畹汀的卡車的高等黃魚。所謂高等黃魚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錢，第二坐司機台，第三司機師倒還請我們吃酒吃煙——這當然不在協定之內，而是在路上他們自動這樣作的。兩位司機師都是北方人。在開車之前他們就請我們吃了一桌酒席！後來，有一位摔死在瀾滄江上，我寫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們沒有停住，馬上奔了喜洲鎮去。大理沒有什麼可看的，不過有一條長街，許多賣大理石的鋪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蒼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鎮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圖畫中。喜洲鎮，雖然是個小鎮子，卻有宮殿似的建築，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華中大學由武昌移到這裡來，我又找到游澤丞教授。他和包漠莊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們游山泛水。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而且在趕集的時候，能看到許多夷民。
極高興的玩了幾天，吃了不知多少條魚，喝了許多的酒，看了些古蹟，並對學生們講演了兩三次，我們依依不捨的道謝告辭。在回程中，我們住在了下關等車。在等車之際，有好幾位回教朋友來看我，因為他們演過《國家至上》。查阜西先生這回大顯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車，一天便可以趕到昆明。
在昆明過了八月節，我飛回了重慶來。
十 寫與游
這時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報館。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面寫文章，一面辦理文協的事。文協也找到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價象發瘋似的往上漲。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難。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裡都是空空的。文協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着冷落。可是，在重慶的幾個人照常的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辦事很困難，只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打擺子」（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過，頭暈並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只要能掙扎着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這麼掙扎着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寫了：
鼓詞，十來段。舊劇，四五出。話劇，八本。短篇小說，六七篇。長篇小說，三部。長詩，一部。此外還有許多篇雜文。
這點成績，由質上量上說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把病痛，困苦，與生活不安定，都加在裡面，即使其中並無佳作，到底可以見出一點努力的痕跡來了。
書雖出了不少，而錢並沒拿到幾個。戰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這樣的：商務的三本（《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因滬館與渝館的失去聯繫，版稅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駱駝樣子》，《櫻海集》，《牛天賜傳》，《老牛破車》四書，因人間書屋已倒全無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駱駝樣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賜傳》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櫻海集》與《老牛破車》都無機會在渝付印。其餘的書的情形大略與此相同，所以版稅收入老那麼似有若無。在抗戰中寫的東西呢，象鼓詞，舊劇等，本是為宣傳抗戰而寫的，自然根本沒想到收入。話劇與鼓詞，目的在學習，也談不到生意經。只有小說能賣，可是因為學寫別的體裁，小說未能大量生產，收入就不多。
不過，寫作的成績雖不好，收入也雖欠佳，可是我到底學習了一點新的技巧與本事。這就「不虛此寫」！一個文人本來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錢呢？沒有餓死，便是老天爺的保佑；若專算計金錢，而忘記了多學習，多嘗試，則未免掛羊頭而賣狗肉矣。我承認八年來的成績欠佳，而不後悔我的努力學習。我承認不計較金錢，有點愚蠢，我可也高興我肯這樣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來的。
有許多去教書的機會，我都沒肯去：一來是，我的書籍，存在了濟南，已全部丟光；沒有書自然沒法教書。二來是，一去教書，勢必就耽誤了亂寫，我不肯為一點固定的收入而隨便擱下筆。筆是我的武器，我的資本，也是我的命。
三十一年夏天，我隨馮先生去游灌縣與青城山。
我真喜愛青城山。它的翠綠的顏色直到如今還印在我的腦中。三峽，劍門，華山，終南，祁連山我都看過了，它們都有它們的特點，都有它們的奇偉處，可是我覺得它們都不如青城。我是喜安靜的人，所以特別喜歡青城的幽寂。
可惜，我沒能到峨嵋去！四川真偉大，有多少奇山異水可看呀！一個人若能走遍了四川，也就夠開眼的了！就是在重慶那麼亂的山城裡，它到底有許多青峰，和兩條清江可以作詩料呀！
我愛花，即使不能去看高山大川，我的案頭一年四季總有一瓶鮮花給我一點安慰。梅，各色的梅；臘梅，各種的臘梅；杜鵑，茶花，水仙，菊，和各種的花，都能在街頭買到。看着花，我想象着那山腰水濱的美麗，便有些樂不思「離」蜀矣！
十一 在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個小鎮子，離重慶有五十多公里，這原是個很平常的小鎮市；但經盧作孚與盧子英先生們的經營，它變成了一個「試驗區」。在抗戰中，因有許多學校與機關遷到此處，它又成了文化區。此地出煤。在許多煤礦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設備與輕便鐵路。原有的手工業是製造石器——石硯及磨石等——與掛麵，現在又添上小的粉麵廠與染織廠。
這裡的學校是復旦大學，體育專科學校，戲劇專科學校，重慶師範，江蘇省立醫學院，兼善中學和勉仁中學等。遷來的機關有國立編譯館，禮樂館，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館，兒童福利所，江蘇醫院，教育電影製片廠……。有了這麼多的學校與機關，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榮起來。它的整潔的旅舍，相當大的飯館，浴室，和金店銀行。它也有公園，體育場，戲館，電燈，和自來水。它已不是個小鎮，而是個小城。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可供遊覽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虛大師與法尊法師，他們在縉雲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兩年，此地遭受了轟炸，炸去許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隨炸隨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齊美麗了。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體而微的，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慶，百貨可以源源而來。它的安靜與清潔又遠非重慶可比。它還有自己的小小的報紙呢。
林語堂先生在這裡買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國的時候，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與文協看管着。因此，一來這裡有許多朋友，二來又有住處，我就常常來此玩玩。在復旦，有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松慶，伍蠡甫，方令孺諸位先生，在編譯館，有李長之，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老向，諸位先生；在禮樂館，有楊仲子，楊蔭瀏，盧前，張充和，諸位先生；此處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着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於教他們破產。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象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哪知道，這樣一來可就不再動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裡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鐘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幾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只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庵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麼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着過日子。
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作。但是，一個閒散慣了的文人會作什麼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在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只帶二三百元（這並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後一把搗一把的去經營，說不定我就會成為百萬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作買賣，要作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志願呢。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志願。那麼，去作公務人員吧？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願。我寧可受苦，也不願改行。往好里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壞里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麼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到此時才看明白，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煙。這卻專為省錢。可是，戒了三個月，又吸上了。不行，沒有香煙，簡直活不下去！
既不常進城，我開始計劃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一百萬字，我想，能在兩年中寫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寫一千五百字的話。三十三年元月，我開始寫這長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頭昏與瘧疾時常來搗亂。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寫了三十萬字。這篇東西大概非三年寫不完了。
北碚雖然比重慶清靜，可是夏天也一樣的熱。我的臥室兼客廳兼書房的屋子，三面受陽光的照射，到夜半熱氣還不肯散，牆上還可以烤麵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影響到頭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揮，它們還會乘機而入，把瘧蟲注射在人身上。「打擺子」使貧血的人更加貧血。
三十三年這一年又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中原，廣西，我們屢敗；敵人一直攻進了貴州。這使我憂慮，也極不放心由桂林逃出來的文友的安全。憂慮與關切地減低了我寫作的效率。
十二 望北平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遊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並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並不怎麼好；友人們的鼓勵我，正象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那麼，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誼，我就該更堅定的守住崗位，專心一志的去寫作，而且要寫得更用心一些。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萬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什麼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三十三年的戰局很壞，我可是還天天寫作。除了頭昏不能起床，我總不肯偷懶。這一年，《四世同堂》得到三十萬字。
三十四年，我的身體特別壞。年初，因為生了個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頭暈。春初，又打擺子。以前，頭暈總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這病。秋間，患痔，拉痢。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
抗戰勝利了，我進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協既是抗敵協會，理當以抗戰始，以勝利終。進城，我想結束結束會務，宣布解散。朋友們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關門。他們都願意把「抗敵」取銷，成為永久的文藝協會。於是，大家開始籌備改組事宜，不久便得社會部的許可，發下許可證。
關於復員，我並不着急。一不營商，二不求官，我沒有忙着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處為家；反正到哪裡，我也還是寫作，幹嗎去擠車擠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鄉，這是當然的。可是，我既沒錢去買黑票，又沒有衣錦還鄉的光榮，那麼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寫了一首「鄉思」的七律，就拿它結束這段「八方風雨」吧：
茫茫何處話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餘年心愿半庭花！
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嶽霜天翔角斜；
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髮待歸鴉！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四川北碚 [1]
作者簡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滿族，北京人(正紅旗)。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趙子曰》、《老張的哲學》、《四世同堂》、《二馬》、《小坡的生日》、《離婚》、《貓城記》、《正紅旗下》，劇本《殘霧》、《方珍珠》、《面子問題》、《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戲劇集》、《柳樹井》、《女店員》、《全家福》、《茶館》，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的一生，總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
筆名來歷，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絜青、絜予等筆名。因為老捨生於陰曆立春，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後，自己更名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捨棄；予，我。含有「捨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這一筆名，是他在1926年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後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現今人們熟知的「老舍」。這個「老」並不表示年齡大，而是含有一貫、永遠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一貫、永遠「忘我」。他用「老舍」這一筆名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慶春是誰。「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 [2]
他於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