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風雨(老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作品欣賞
一 前奏
雖然用了個頗象小說或劇本的名字的標題——八方風雨——這卻不是小說,也不是劇本,而是在八年抗戰中,我的生活的簡單紀實。它不是日記,因為我的日記已有一部分被敵人的炸彈燒毀在重慶,無法照抄下來,而且,即使它還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麼簡單無趣,也不值得印出來。所以,憑着記憶與還保存着的幾頁日記,我想大概的,簡單扼要的,把八年的生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寫下來。我希望它既能給我自己留下一點生命旅程中的印跡,同時也教別離八載的親友得到我一些消息,省得逐一的在口頭或書面上報告。此外,別無什麼偉大的企圖。在抗戰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戰後,仍然是個乎凡的人。那也就可見,我並沒有乘着能夠混水摸魚的時候,發點財,或作了官;不,我不單沒有摸到魚,連小蝦也未曾撈住一個。那麼,騰達顯貴與金玉滿堂假若是「偉大」的小注兒,我這裡所記錄的未免就顯着十分寒磣了。我必定要這麼先聲明一下,否則教親友們看了傷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簡言之,這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報告。假若有人喜歡讀驚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應該另寫一部傳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謂,「八方風雨」者,因此,並不是說我曾東討西征,威風凜凜,也非私下港滬,或飛到緬甸,去弄些奇珍異寶,而後潛入後方,待價而沽。沒有,這些事我都沒有作過。我只有一枝筆。這枝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的武器。我不肯,也不應該,放棄了它,而去另找出路。於是,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後跑到重慶。由重慶,我曾到洛陽,西安,蘭州,青海,綏遠去遊蕩,到川東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觀光。到處,我老拿着我的筆。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濕了我的瘦小的鋪蓋捲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
二 開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離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裡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又告訴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動」。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機的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於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煩又危險。這是最淒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麼大的院子,只剩下我們幾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鐘才解除。院裡靜寂得可怕:賣青菜,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飯吃。
我着急,而毫無辦法。戰事的消息越來越壞,我怕城市會忽然的被敵人包圍住,而我作了俘虜。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漢奸,怎麼辦呢?這點恐懼,日夜在我心中盤旋。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
幾次我把一隻小皮箱打點好,幾次我又把它打開。看一看痴兒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走。這情形,在我到了武漢的時候,我還不能忘記,而且寫出一首詩來:
弱女痴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
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
可是,我終於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門。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黃昏。在將要吃晚飯的時候,天上起了一道紅閃,緊接着是一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三個紅閃,爆炸了三聲。這是——當時並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軍隊破壞黃河鐵橋。鐵橋距我的住處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樹木都被震得葉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鋪戶都上了門,街上幾乎斷絕了行人。大家以為敵人已到了城外。我撫摸了兩下孩子們的頭,提起小箱極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遲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蜘躕,我就會放下箱子,不能邁步了。
同時,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臨別的末一句話是:「到車站看看有車沒有,沒有車就馬上回來!」在我的心裡,我切盼有車,寧願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敵人捉去我。同時我也願車已不通,好折回來跟家人共患難。這兩個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戰,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張不了什麼,走與不走全憑火車替我決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請他陪我到車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應着家中。
車站上居然還賣票。路上很靜,車站上卻人山人海。擠到票房,我買了一張到徐州的車票。八點,車入了站,連車頂上已坐滿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車。
生平不善爭奪搶擠。不管是名,利,減價的貨物,還是車位,船位,還有電影票,我都不會把別人推開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車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對友人說:「算了吧,明天再說吧!」
友人主張再等一等。等來等去,已經快十一點了,車子還不開,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還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間車的窗。窗子打開,一個茶役問了聲:「幹什麼?」友人遞過去兩塊錢,只說了一句話:「一個人,一個小箱。」茶役點了頭,先接過去箱子,然後拉我的肩。友人託了我一把,我鑽入了車中,我的腳還沒落穩,車裡的人——都是士兵——便連喊:「出去!出去!沒有地方。」好容易立穩了腳,我說了聲:我已買了票。大家看着我,也不怎麼沒再說什麼。我告訴窗外的友人:「請回吧!明天早晨請告訴家裡一聲,我已上了車!」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沒有地方坐,我把小箱豎立在一輛自行車的旁邊,然後用腳,用身子,用客氣,用全身的感覺,擴充我的地盤。最後,我蹲在小箱旁邊。又待了一會兒,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額恰好放在自行車的坐墊上——那個三角形的,皮的東西。我只能這麼坐着,不能改換姿式,因為四面八方都擠滿了東西與人,恰好把我鑲嵌在那裡。
車中有不少軍火,我心裡說:「一有警報,才熱鬧!只要一個槍彈打進來,車裡就會爆炸;我,箱子,自行車,全會飛到天上去。」
同時,我猜想着,三個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獨自還沒睡,等着我也許回去!這個猜想可是不很正確。後來得到家信,才知道兩個大孩子都不肯睡,他們知道爸走了,一會兒一問媽:爸上哪兒去了呢?
夜裡一點才開車,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維持着原來的姿式坐着,看不見外邊。我問了聲:「同志,外邊是陰天,還是晴天?」回答是:「陰天。」感謝上帝!北方的初冬輕易不陰天下雨,我趕的真巧!由泰安再開車,下起細雨來。
晚七點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沒有吃什麼,見着石頭仿佛都願意去啃兩口。頭一眼,我看見了個賣干餅子的,拿過來就是一口。我差點兒噎死。一邊打着嗝兒,我一邊去買鄭州的票。我上了綠鋼車,安閒的,漂亮的,停在那裡,好象「戰地之花」似的。
到鄭州,我給家中與漢口朋友打了電報,而後歇了一夜。
到了漢口,我的朋友白君剛剛接到我的電報。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從這一天起,我開始過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 在武昌
離開家裡,我手裡拿了五十塊錢。回想起來,那時候的五十元錢有多麼大的用處呀!它使我由濟南走到漢口,而還有餘錢送給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結的婚。
白君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在武漢,還另有兩位同學,朱君與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們。蔡君還送給我一件大衣。
住處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將幹些什麼呢?」這好決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錢出來,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掙飯吃的本領。我的資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懶,勤動着我的筆,我就有飯吃。
在漢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給《大公報》寫的。緊緊跟着,又有好幾位朋友約我寫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問題了。
倒是繼續住在漢口呢?還是另到別處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國府明令移都重慶。二十二日,蘇州失守。武漢的人心極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響到我。我的行李簡單,「貨物」輕巧,而且喜歡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願意再走。
我打電報給趙水澄兄,他回電歡迎我到長沙去。可是武漢的友人們都不願我剛剛來到,就又離開他們;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猶豫不決。
在武昌的華中大學,還有我一位好友,游澤丞教授。他不單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與床鋪都讓給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雲架橋——多麼美的地名!——地方安靜,飯食也好,還有不少的書籍。以武昌與漢口相較,我本來就歡喜武昌,因為武昌象個靜靜的中國城市,而漢口是不中不西的烏煙瘴氣的碼頭。雲架橋呢,又是武昌最清靜的所在,所以我決定搬了去。
游先生還另有打算。假若時局不太壞,學校還不至於停課,他很願意約我在華中教幾點鐘書。
可是,我第一次到華中參觀去,便遇上了空襲,這時候,武漢的防空設備都極簡陋。漢口的巷子裡多數架起木頭,上堆沙包。一個輕量的炸彈也會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壓死人。比這更簡單的是往租界裡跑。租界裡連木架沙包也沒有,可是大家猜測着日本人還不至於轟炸租界——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裡邊用木頭撐住,上覆沙袋,這和漢口的辦法一樣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報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樹林裡邊。這,只須機槍一掃射,便要損失許多人。
華中更好了,什麼也沒有。我和朋友們便藏在圖書館的地窖里。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虧。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國的猛襲波蘭與倫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軍事或政治或工業的中心炸得一乾二淨,我與我的許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漢了。可是,日本人那時候只派幾架,至多不過二三十架飛機來。他們不猛襲,我們也就把空襲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們還覺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與望雲諸兄也都來到武昌千家街(註:應為千戶街。)福音堂。馮先生和朋友們都歡迎我們到千家街去。那裡,地方也很清靜,而且有個相當大的院子。何容與老向打算編個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幫他們一點忙。於是我就由雲架橋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長沙去的事。流亡中,本來是到處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這麼在武昌住下去。
四 略談三鎮
把個小一點的南京,和一個小一點的上海,搬攏在一處,放在江的兩岸,便是武漢。武昌很靜,而且容易認識——有那條象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難迷失了方向。漢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樣的嘈雜混亂,而沒有上海的忙中有靜,和上海的那點文化事業與氣氛。它純粹的是個商埠,在北平,濟南,青島住慣了,我連上海都不大喜歡,更不用說漢口了。
在今天想起來,漢口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雖然武昌的黃鶴樓是那麼奇醜的東西,雖然武昌也沒有多少美麗的地方,可是我到底還沒完全忘記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蕩船,在華中大學的校園裡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適高興。
特別值得留戀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這是老字號。掌柜與多數的夥計都是河北人。我們認了鄉親。每次路過那裡,我都得到最親熱的招呼,而他們的馳名的二鍋頭與碧醇是永遠管我喝夠的。
漢陽雖然又小又髒,卻有古蹟:歸元寺、鸚鵡洲、琴台、魯肅墓,都在那裡。這些古蹟,除了歸元寺還整齊,其他的都破爛不堪,使人看了傷心。
漢陽的兵工廠是有歷史的。它給武漢三鎮招來不少次的空襲,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彈。.
武漢的天氣也不令人喜愛。冬天很冷,有時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極熱,使人無處躲藏。武昌,因為空曠一些,還有時候來一陣風。漢口,整個的象個大火爐子。樹木很少,屋子緊接着屋子,除了街道沒有空地。毒花花的陽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熱,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間屋子裡,我曾在傍晚的時候,守着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擊落了幾百架小飛機。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灑了雄黃;雖然不准知道,這是否確能避除毒蟲,可是有了這點設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穩一些。有一天,一撕一個的小的郵卷,呼,裡面跳出一條蜈蚣來!
提到飲食,武漢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除了珍珠丸子一類的幾種蒸菜而外,烹調的風格都近似江蘇館子的——什麼菜都加點燴粉與糖,既不特別的好吃,也不太難吃。至於燒賣裡面放糯米,真是與北方老粗故意為難了!
五 寫鼓詞
當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因時局的緊張,與宣傳的重要,我已經想利用民間的文藝形式。我曾隨着熱心宣傳抗戰的青年們去看白雲鵬與張小軒兩先生,討論鼓書的作法。
在漢口,我遇見了富少舫(山藥旦)先生,董蓮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鄭先生。這三位,都能讀書寫字,他們的愛國心也自然比一班的藝員更豐富。他們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供給他們新詞兒,他們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調,去背誦,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響到生意,(都市中有閒的人們,既不喜新詞兒,又不喜接受宣傳,)他們也不管。他們以為能在生意之外,多盡些宣傳的責任,是他們的光榮。
和他們認識之後,我便開始寫鼓詞。
這時候,馮先生正請幾位畫家給畫大張的抗戰宣傳畫,以便放在街上,照着「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辦法,教民眾們看。這需要一些韻語,去說明圖畫,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臘月好冷天」的套子,給每張作一首歌兒。
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於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麼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與小曲而覺得有失身分。
在馮先生那裡,還來了三位避難的唱河南墜子的。他們都是男人,都會拉會唱。他們都是在河南鄉間的集市上唱書的,所以他們需要長的歌詞,一段至少也得夠唱半天的。我向他們領教了墜子的句法,就開始寫一大段抗戰的故事,一共寫了三千多句。他們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們的書詞里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語。他們的用韻也以鄉音為準,譬如「叔」可以押「樓」,因為他們的「叔」讀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會用北平的俗語;於是,我雖力求通俗,可是有許多用語與詞彙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由這點經驗,我曉得了通俗文藝若失去它的地方性,無論在言語上,還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躍與感動力。因此,我覺得民間的精神食糧,應當用一個地方的言語寫下來,而後由各地方去翻譯成各地方的土語;它的故事與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減改動,才能保存它的文藝性。反之,若僅用死板的,沒有生氣的官話寫出,則儘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強聽懂,也不會有多大的感動力量。
這三千多句長的一段韻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確知道那三位唱墜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誦得飛熟,並且上了弦板。說不定,他們會真在民間去唱過呢一一他們在武漢危急的時候,返回了故鄉。
六 組織文協
文人們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漢。我大大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並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現在,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與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的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於抗敵的文藝。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於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的快。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吊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並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着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
這是,一點也不誇大,歷史上少見的一件事。誰曾見過幾百位寫家坐在一處,沒有一點成見與隔膜,而都想攜起手來,立定了腳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親熱的,一心一德的,成為筆的鐵軍呢?
大會是在商會裡開的,連寫家帶來賓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這位老先生是文協首次大會的主席,也是後來歷屆年會的主席。上午在商會開會。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飯後即在普海春繼續開會,討論會章並選舉理事。真熱鬧,也真熱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傳大會的宣言,有的人朗讀致外國作家的英文與法文信。可是警報器響了,空襲!誰也沒有動,還照舊的開會。普海春不在租界,我們不管。一個炸彈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國作家,我們不管。
緊急警報!我們還是不動。高射炮響了。聽到了敵機的聲音。我們還繼續開會。投彈了。二十七架敵機,炸漢陽。
解除警報,我們正在選舉。五點多鐘散會,可是被推為檢票——我也是一個——及監票的,還須繼續工作。我們一直干到深夜。選舉的結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黨派,不管對文藝的主張如何,而只管團結與抗戰。就我所記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郁達夫,姚蓬子,樓適夷,王平陵,陳西瀅,張恨水,老向,諸位先生都當選。只就這幾位說,就可以看出他們代表的方面有多麼廣,而絕對沒有一點誰要包辦與把持的痕跡。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裡開的。會裡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聞風而至」,願作會員。大家告訴他:「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文藝就是文與藝術。」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文協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隻工筆的黑虎。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那一面,我求豐子愷給寫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丟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並須擔任總務組組長。我願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文協的組織里,沒有會長或理事長。在擬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准我推辭,甚至有人聲明,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點了頭。
七 抗戰文藝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別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題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極的,它要儘量避免象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泄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裡。他們——象馮乃超和孔羅蓀幾位先生——決定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離開武漢。於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幾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這個變動的痕跡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周年紀念日起,會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萬份以上。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復刊後,只能行銷於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幾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於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協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於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後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協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與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幾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勝利,也並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着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着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着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周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嘆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只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士兵們無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閒書。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我們確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於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八 入川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遇到夜襲,我們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燈把黑暗劃開,幾條銀光在天上尋找。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幾乎是透明的敵機。而後,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着開了火。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與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看着敵機被我機打傷,曳着黑煙逃竄,走着走着,一團紅光,敵機打幾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麼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機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機截住,它就好象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的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凶了,而且沒有了空戰。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着豎着,上下與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撐住,頂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敵機到了。一陣風,我們聽到了飛沙走石;緊跟着,我們的洞就象一隻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的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離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濕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武昌已經被炸得不象樣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蛇山的山坡與山腳死了許多人。
因為我是文協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裡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
這樣,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與肖伯青(文協的幹事),便帶着文協的印鑑與零碎東西,辭別了武漢。只有友人白君和馮先生派來的副官,來送行。
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這是條設備齊全,而一切設備都不負責任的船。艙門有門軸,而關不上門;電扇不會轉;衣鈎掉了半截;什麼東西都有,而全無用處。開水是在大木桶里。我親眼看見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腳水用完,又倒在開水桶里!我開始拉痢。
一位軍人,帶着緊要公文,要在城陵磯下船。船上不答應在那裡停泊。他耽誤了軍機,就碰死在繞錨繩的鐵柱上!
船隻到宜昌。我們下了旅館。我繼續拉痢。天天有空襲。在這裡,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熱鬧——是熱鬧,不是緊張。中國人仿佛不會緊張。這也許就是日本人侵華失敗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國人的「從容不迫」的道理。
我們求一位黃老翁給我們買票。他是一位極誠實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他極願幫我們的忙,可是連他也不住的抓腦袋。人多船少,他沒法子臨時給我們趕造出一隻船來。等了一個星期,他算是給我們買到了鋪位——在甲板上。我們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們浮着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下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的開飯。茶役端着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着一排候補員呢!
三峽有多麼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見。人太多了,若是都擁到船頭上去觀景,船必會插在江里,永遠不再抬頭。我只能側目看下面,看到人頭——頭髮很黑——在水裡打旋兒。
八月十四,我們到了重慶。上了岸,我們一直奔了青年會去。會中的黃次咸與宋傑人兩先生都歡迎我們,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滿。這時候重慶已經來了許多公務人員和避難的人,旅館都有人滿之患。青年會宿舍呢,地方清靜,床鋪上沒有臭蟲,房價便宜,而且有已經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遠客滿。我們下決心不去另找住處。我們知道,在會裡——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補,是最牢靠的辦法。黃先生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教我們暫住在機器房內。這是個收拾會中的器具的小機器房,很黑,響聲很大。
天氣還很熱。重慶的熱是出名的。我永遠沒睡過涼蓆,現在我沒法不去買一張了。睡在涼蓆上,照舊汗出如雨。牆,桌椅,到處是燙的;人仿佛是在爐里。只有在一早四五點鐘的時候,稍微涼一下,其餘的時間全是在熱氣團里。城中樹少而坡多,頂着毒花花的太陽,一會兒一爬坡,實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東西可真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板買一束鮮桂圓。好吧,天雖熱,而物價低,生活容易,我們的心中涼爽了一點。在青年會的小食堂里,我們花一二十個銅板就可以吃飽一頓。
文協的會友慢慢的都來到,我們在臨江門租到了會所,開始辦公。
我們的計劃對了。不久,我們便由機器房裡移到樓下一間光線不很好的屋裡去。過些日子,又移到對門光線較好的一間屋中。最後,我們升到樓上去,屋子寬,光線好,開窗便看見大江與南山。何容先生與我各據一床。他編《抗到底》,我寫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點左右才起來。我呢,到十一點左右已寫完我一天該寫的一二千字。寫完,我去吃午飯。等我吃過午飯回來,他也出去吃東西,我正好睡午覺。晚飯,我們倆在一塊兒吃。晚間,我睡得很早,他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們,這樣,雖分住一間屋子,可是誰也不妨礙誰。趕到我們偶然都喝醉了的時候,才忘了這互不侵犯協定,而一齊吵嚷一回。
我開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學大鼓書。好幾個月,才學會了一段《白帝城》,腔調都摹擬劉(寶全)派。學會了這麼幾句,寫鼓詞就略有把握了。幾年中,我寫了許多段,可是只有幾段被富先生們採用了:
《新拴娃娃》(內容是救濟難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嘆》(內容是掃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禮》(內容是讚美重慶),富貴花小姐唱。
《王小趕驢》(內容是鄉民抗敵),董蓮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時常在陪都演唱。其中以《王小趕驢》為最弱,因為董女士是唱山東犁鏵大鼓的,腔調太緩慢,表現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調。於此,知內容與形式必求一致,否則勞而無功。
我也開始寫舊劇劇本——用舊劇的形式寫抗戰的故事。這沒有多大的成功。我只聽說有一兩齣曾在某地表演過,我可是沒親眼看到。舊劇,因為是戲劇,比鼓詞難寫多了。最不好辦的是教現代的人穿行頭,走台步;不如此吧,便失去舊劇之美;按葫蘆挖瓢吧,又使人看着不舒服;穿時裝而且歌且舞吧,又象文明戲。沒辦法!
這時候,我還為《抗到底》寫長篇小說——《蛻》。這篇東西沒能寫成。《抗到底》後來停刊了,我就沒再往下寫。
轉過年來,二十八年之春,我開始學寫話劇劇本。對戲劇,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曉得小說與劇本有什麼分別。不過,和戲劇界的朋友有了來往,看他們寫劇,導劇,演劇,很好玩,我也就見獵心喜,決定瞎碰一碰。好在,什麼事情莫不是由試驗而走到成功呢。我開始寫《殘霧》。
初夏,文協得到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的資助,派出去戰地訪問團,以王禮錫先生為團長,宋之的先生為副團長,率領羅烽,白朗,葛一虹等十來位先生,到華北戰地去訪問抗戰將士。
同時,慰勞總會組織南北兩慰勞團,函請文協派員參加。理事會決議:推舉姚蓬子,陸晶清兩先生參加南團,我自己參加北團。
這是在五三、五四敵機狂炸重慶以後。重慶的房子,除了大機關與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篾為牆,上敷泥土,因為冬天不很冷,又沒有大風,所以這種簡單、單薄的建築滿可以將就。力氣大的人,一拳能把牆砸個大洞。假若魯智深來到重慶,他會天天闖禍的。這種房子蓋得又密密相連,一失火就燒一大片。火災是重慶的罪孽之一。日本人曉得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燒彈——不為炸軍事目標,而是蓄意要毀滅重慶,造成恐怖。
前幾天,我在公共防空洞裡幾乎憋死。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氣不夠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裡,所以沒受到什麼委屈。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機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遊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裡跑到馮先生那裡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徹夜,人們象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經過這個大難,文協會所暫時移到南溫泉去,和張恨水先生為鄰。我也去住了幾天。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籌備慰勞團與訪問團出發的事情。我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準備遠行。此後,我老穿着這樣的衣服。下過幾次水以後,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象個清道夫。吳組緗先生管我的這種服裝叫作斯文掃地的衣服。
文協當然不會給我盤纏錢,我便提了個小鋪蓋卷,帶了自己的幾塊錢,北去遠征。
在起身以前,我寫完了《殘霧》。沒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發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來,《殘霧》已上演過了,很成功。導演是馬彥祥先生,演員有舒繡文,吳茵,孫堅白,周伯勛諸位先生。可惜,我沒有看見。
慰勞團先到西安,而後繞過潼關,到洛陽。由洛陽到襄樊老河口,而後出武關再到西安。由西安奔蘭州,到由蘭州榆林,而後到青海,綏遠,寧夏,興集,一共走了五個多月,兩萬多里。
這次長征的所見所聞,都記在《劍北篇》里——一部沒有寫完,而且不大象樣的,長詩。在陝州,我幾乎被炸死。在興集,我差一點被山洪沖了走。這些危險與興奮,都記在《劍北篇》里,即不多贅。
王禮錫先生死在了洛陽,這是文藝界極大的一個損失!
九 由川到滇
從二十九年起,大家開始感覺到生活的壓迫。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我只好經常穿着斯文掃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煙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產的捲菸——也可美其名日雪茄。別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隨着香煙而降格。
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有時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炸重慶,有時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於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轟炸壓迫zheng府投降。這是個夢想。中國人絕不是幾個或幾千個炸彈所能嚇倒的。雖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裡我沒法子寫作。於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上我這兒來吧,城裡沒法子寫東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裡。園裡只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種的鳥兒為我——也許為它們自己——唱歌。我在這裡寫《劍北篇》。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我們就寫了《國家至上》。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他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窮。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並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趕寫《面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貧血遇L努力工作,就害頭暈——一低頭就天旋地轉,只好靜臥。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病一到,即須臥倒,工作完全停頓!着急,但毫無辦法。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我不否認。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適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璣的東西來呢?
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我先到歌樂山,後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這時候,羅莘田先生來到重慶。因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梅先生聽到我的病與生活狀況,決定約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氣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願意去。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機,三個鐘頭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象北平。不過,論天氣,論風景,論建築,昆明比成都還更好。我喜歡那比什剎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明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象北平萬壽山下的人造的那個。土是紅的,松是綠的,天是藍的,昆明的城外到處象油畫。
更使我高興的,是遇見那麼多的老朋友。楊今甫大哥的背有點駝了,卻還是那樣風流儒雅。他請不起我吃飯,可是也還烤幾罐土茶,圍着炭盆,一談就和我談幾點鐘。羅膺中兄也顯着老,而且極窮,但是也還給我包餃子,煮俄國菜湯吃。鄭毅生,陳雪屏,馮友蘭,馮至,陳夢家,沈從文,章川島,段人,聞一多,蕭滌非,彭嘯咸,查良釗,徐旭生,錢端升諸先生都見到,或約我吃飯,或陪我游山逛景。這真是快樂的日子。在城中,我講演了六次;雖然沒有什麼好聽,聽眾倒還不少。在城中住膩,便同莘田下鄉。提着小包,順着河堤慢慢的走,風景既象江南,又非江南;有點象北方,又不完全象北方;使人快活,仿佛是置身於一種晴朗的夢境,江南與北方混在一起而還很調諧的,只有在夢中才會偶爾看到的境界。
在鄉下,我寫完了《大地龍蛇》劇本。這是受東方文化協會的委託,而始終未曾演出過的,不怎麼高明的一本劇本。
認識一位新朋友——查阜西先生。這是個最爽直,熱情,多才多藝的朋友。他聽我有願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馬上決定陪我去。幾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們作兩部運貨到畹汀的卡車的高等黃魚。所謂高等黃魚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錢,第二坐司機台,第三司機師倒還請我們吃酒吃煙——這當然不在協定之內,而是在路上他們自動這樣作的。兩位司機師都是北方人。在開車之前他們就請我們吃了一桌酒席!後來,有一位摔死在瀾滄江上,我寫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們沒有停住,馬上奔了喜洲鎮去。大理沒有什麼可看的,不過有一條長街,許多賣大理石的鋪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蒼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鎮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圖畫中。喜洲鎮,雖然是個小鎮子,卻有宮殿似的建築,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華中大學由武昌移到這裡來,我又找到游澤丞教授。他和包漠莊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們游山泛水。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而且在趕集的時候,能看到許多夷民。
極高興的玩了幾天,吃了不知多少條魚,喝了許多的酒,看了些古蹟,並對學生們講演了兩三次,我們依依不捨的道謝告辭。在回程中,我們住在了下關等車。在等車之際,有好幾位回教朋友來看我,因為他們演過《國家至上》。查阜西先生這回大顯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車,一天便可以趕到昆明。
在昆明過了八月節,我飛回了重慶來。
十 寫與游
這時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報館。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面寫文章,一面辦理文協的事。文協也找到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價象發瘋似的往上漲。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難。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裡都是空空的。文協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着冷落。可是,在重慶的幾個人照常的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辦事很困難,只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打擺子」(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過,頭暈並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只要能掙扎着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這麼掙扎着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寫了:
鼓詞,十來段。舊劇,四五出。話劇,八本。短篇小說,六七篇。長篇小說,三部。長詩,一部。此外還有許多篇雜文。
這點成績,由質上量上說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把病痛,困苦,與生活不安定,都加在裡面,即使其中並無佳作,到底可以見出一點努力的痕跡來了。
書雖出了不少,而錢並沒拿到幾個。戰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這樣的:商務的三本(《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因滬館與渝館的失去聯繫,版稅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駱駝樣子》,《櫻海集》,《牛天賜傳》,《老牛破車》四書,因人間書屋已倒全無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駱駝樣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賜傳》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櫻海集》與《老牛破車》都無機會在渝付印。其餘的書的情形大略與此相同,所以版稅收入老那麼似有若無。在抗戰中寫的東西呢,象鼓詞,舊劇等,本是為宣傳抗戰而寫的,自然根本沒想到收入。話劇與鼓詞,目的在學習,也談不到生意經。只有小說能賣,可是因為學寫別的體裁,小說未能大量生產,收入就不多。
不過,寫作的成績雖不好,收入也雖欠佳,可是我到底學習了一點新的技巧與本事。這就「不虛此寫」!一個文人本來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錢呢?沒有餓死,便是老天爺的保佑;若專算計金錢,而忘記了多學習,多嘗試,則未免掛羊頭而賣狗肉矣。我承認八年來的成績欠佳,而不後悔我的努力學習。我承認不計較金錢,有點愚蠢,我可也高興我肯這樣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來的。
有許多去教書的機會,我都沒肯去:一來是,我的書籍,存在了濟南,已全部丟光;沒有書自然沒法教書。二來是,一去教書,勢必就耽誤了亂寫,我不肯為一點固定的收入而隨便擱下筆。筆是我的武器,我的資本,也是我的命。
三十一年夏天,我隨馮先生去游灌縣與青城山。
我真喜愛青城山。它的翠綠的顏色直到如今還印在我的腦中。三峽,劍門,華山,終南,祁連山我都看過了,它們都有它們的特點,都有它們的奇偉處,可是我覺得它們都不如青城。我是喜安靜的人,所以特別喜歡青城的幽寂。
可惜,我沒能到峨嵋去!四川真偉大,有多少奇山異水可看呀!一個人若能走遍了四川,也就夠開眼的了!就是在重慶那麼亂的山城裡,它到底有許多青峰,和兩條清江可以作詩料呀!
我愛花,即使不能去看高山大川,我的案頭一年四季總有一瓶鮮花給我一點安慰。梅,各色的梅;臘梅,各種的臘梅;杜鵑,茶花,水仙,菊,和各種的花,都能在街頭買到。看着花,我想象着那山腰水濱的美麗,便有些樂不思「離」蜀矣!
十一 在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個小鎮子,離重慶有五十多公里,這原是個很平常的小鎮市;但經盧作孚與盧子英先生們的經營,它變成了一個「試驗區」。在抗戰中,因有許多學校與機關遷到此處,它又成了文化區。此地出煤。在許多煤礦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設備與輕便鐵路。原有的手工業是製造石器——石硯及磨石等——與掛麵,現在又添上小的粉麵廠與染織廠。
這裡的學校是復旦大學,體育專科學校,戲劇專科學校,重慶師範,江蘇省立醫學院,兼善中學和勉仁中學等。遷來的機關有國立編譯館,禮樂館,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館,兒童福利所,江蘇醫院,教育電影製片廠……。有了這麼多的學校與機關,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榮起來。它的整潔的旅舍,相當大的飯館,浴室,和金店銀行。它也有公園,體育場,戲館,電燈,和自來水。它已不是個小鎮,而是個小城。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可供遊覽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虛大師與法尊法師,他們在縉雲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兩年,此地遭受了轟炸,炸去許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隨炸隨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齊美麗了。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體而微的,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慶,百貨可以源源而來。它的安靜與清潔又遠非重慶可比。它還有自己的小小的報紙呢。
林語堂先生在這裡買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國的時候,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與文協看管着。因此,一來這裡有許多朋友,二來又有住處,我就常常來此玩玩。在復旦,有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松慶,伍蠡甫,方令孺諸位先生,在編譯館,有李長之,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老向,諸位先生;在禮樂館,有楊仲子,楊蔭瀏,盧前,張充和,諸位先生;此處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着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於教他們破產。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象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哪知道,這樣一來可就不再動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裡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鐘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幾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只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庵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麼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着過日子。
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作。但是,一個閒散慣了的文人會作什麼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在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只帶二三百元(這並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後一把搗一把的去經營,說不定我就會成為百萬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作買賣,要作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志願呢。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志願。那麼,去作公務人員吧?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願。我寧可受苦,也不願改行。往好里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壞里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麼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到此時才看明白,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煙。這卻專為省錢。可是,戒了三個月,又吸上了。不行,沒有香煙,簡直活不下去!
既不常進城,我開始計劃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一百萬字,我想,能在兩年中寫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寫一千五百字的話。三十三年元月,我開始寫這長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頭昏與瘧疾時常來搗亂。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寫了三十萬字。這篇東西大概非三年寫不完了。
北碚雖然比重慶清靜,可是夏天也一樣的熱。我的臥室兼客廳兼書房的屋子,三面受陽光的照射,到夜半熱氣還不肯散,牆上還可以烤麵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影響到頭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揮,它們還會乘機而入,把瘧蟲注射在人身上。「打擺子」使貧血的人更加貧血。
三十三年這一年又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中原,廣西,我們屢敗;敵人一直攻進了貴州。這使我憂慮,也極不放心由桂林逃出來的文友的安全。憂慮與關切地減低了我寫作的效率。
十二 望北平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遊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並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並不怎麼好;友人們的鼓勵我,正象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那麼,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誼,我就該更堅定的守住崗位,專心一志的去寫作,而且要寫得更用心一些。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萬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什麼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三十三年的戰局很壞,我可是還天天寫作。除了頭昏不能起床,我總不肯偷懶。這一年,《四世同堂》得到三十萬字。
三十四年,我的身體特別壞。年初,因為生了個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頭暈。春初,又打擺子。以前,頭暈總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這病。秋間,患痔,拉痢。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
抗戰勝利了,我進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協既是抗敵協會,理當以抗戰始,以勝利終。進城,我想結束結束會務,宣布解散。朋友們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關門。他們都願意把「抗敵」取銷,成為永久的文藝協會。於是,大家開始籌備改組事宜,不久便得社會部的許可,發下許可證。
關於復員,我並不着急。一不營商,二不求官,我沒有忙着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處為家;反正到哪裡,我也還是寫作,幹嗎去擠車擠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鄉,這是當然的。可是,我既沒錢去買黑票,又沒有衣錦還鄉的光榮,那麼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寫了一首「鄉思」的七律,就拿它結束這段「八方風雨」吧:
茫茫何處話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餘年心愿半庭花!
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嶽霜天翔角斜;
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髮待歸鴉!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四川北碚 [1]
作者簡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滿族,北京人(正紅旗)。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趙子曰》、《老張的哲學》、《四世同堂》、《二馬》、《小坡的生日》、《離婚》、《貓城記》、《正紅旗下》,劇本《殘霧》、《方珍珠》、《面子問題》、《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戲劇集》、《柳樹井》、《女店員》、《全家福》、《茶館》,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的一生,總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
筆名來歷,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絜青、絜予等筆名。因為老捨生於陰曆立春,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後,自己更名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捨棄;予,我。含有「捨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這一筆名,是他在1926年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後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現今人們熟知的「老舍」。這個「老」並不表示年齡大,而是含有一貫、永遠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一貫、永遠「忘我」。他用「老舍」這一筆名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慶春是誰。「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 [2]
他於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