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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圖片來自痞客邦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簡稱上博楚簡或上博簡，是指上海博物館於1994年5月起，陸續自香港古玩市場購入的一批竹簡共約1200餘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總80餘種，包括原存書題20餘篇，涉及歷史、哲學、宗教、文學、音樂、文字、軍事等內容。長度23.8至57.2厘米，簡寬約0.6厘米，厚度為0.1至0.14厘米，字數有35000字。

1999年1月5日，上海文匯報以頭條《戰國竹簡露真容》報導此一批竹簡，而後上海博物館於2000年起陸續公開內容並發表成書，由於數量龐大，當中又有許多新發現的文獻，因此對於相關學界可說是一大發現。另外上博簡並非直接經由考古出土，因此原始出土地點不詳，經推測出土的墓時間約在戰國中期偏晚、後期偏早，也就是公元前300年附近。

楚竹書簡介

來歷

1994年春戰國楚竹書出現於香港文物市場。關注戰國竹簡文字編纂的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光裕將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同時電傳了一些摹本圖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館（下簡稱上博）斥資購回。為第一批竹簡，殘簡、完簡1200餘枚。

1994年秋冬之際，又一批相關竹簡在香港出現，文字內容與第一次楚竹書有關聯，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節等多位香港人士出資收購，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為第二批竹簡。這一批竹簡的特徵和第一批竹簡相同，並可相互綴合，共計497枚。

古籍

經上博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的科學測試與比較分析，當為戰國晚期楚國貴族墓中的隨葬品。內容總80餘種，包括原存書題20餘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書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戰國古籍，涉及歷史、哲學、宗教、文學、音樂、文字、軍事等。其中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多為傳世本所無。有些雖有傳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

由於竹簡是劫餘截歸之物，出土的時間和地點已無從確認。雖傳聞來自湖北，但無確證。

研究

1995年，上博邀請北京大學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類、釋文。 1997年，上博完成了全部竹簡的脫水和去除污色工整。同年夏，上博召開所藏竹簡文字內容整理和注釋分工的會議，邀請簡牘文字專家參加。參與楚竹書整理注釋的專家人員分別來自上海、杭州、北京、香港等地，分別為馬承源、濮茅左、陳佩芬、張光裕、李零、李朝遠和曹錦炎。

整理注釋過程中，由於竹簡文字小，且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字跡識讀較困難。為此，上博購置一台高精度的電子數碼顯微儀，逐字放大百倍進行觀察。

內容

依照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9冊，順序如下：

• 第一冊，2001年11月出版，包括《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3篇。
• 第二冊，2002年12月出版，包括《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昔者君老》、《容成氏》6篇。
• 第三冊，2003年12月出版，包括《周易》、《恆先》、《仲弓》、《彭祖》4篇。
• 第四冊，2004年12月出版，包括《採風曲目》、《逸詩》、《柬大王泊旱》、《昭王毀室》、《內豊》、《相邦之道》、《曹沫之陳》7篇。
• 第五冊，2005年12月出版，包括《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8篇。
• 第六冊，2007年7月出版，包括《競公瘧》、《孔子見季桓子》、《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天子建州》（乙本）9篇。
• 第七冊，2008年12月出版，包括《武王踐阼》、《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吳命》5篇。
• 第八冊，2009年12月出版，包括《子道餓》、《顏淵問於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書乃言》、《有皇將起》、《李頌》、《蘭賦》、《鶹鸝》10篇。
• 第九冊，2012年12月出版，包括《成王為城濮之行（甲、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舉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稱》、《史蒥問於夫子》、《卜書》7篇。

楚竹書的價值

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

戰國楚竹書的文化震撼，首先來自於它的文化經典價值。經典當指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在於它是先秦文獻的主要文化依託、千古歷史之謎的重要文化載體。新的文獻發現，鬆動了約定俗成的文化板塊。文獻編次和本意的坦露，引來了對傳本文獻的變革性的認識。早本文獻的提供，在比較學的意義上使後人杜撰之處顯而易見。不少文獻的面世，在填補文獻空白、完善精闢論述和便於今本篇目對照的結合上顯示了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

文學史的文化價值

以《孔子詩論》、《緇衣》和《性情論》為例，足見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孔子詩論》為先秦儒家佚文，是弟子就孔子授詩內容的追記，可與《子羔》和《魯邦大旱》同卷。《孔子詩論》有總論和分論。在形式上總論和分論的記載方式不同，總論起首有5枚簡，簡上下留白，內容為表述賦詩、奏樂、著文必須具有的志、情和言，並論《訟》、《大夏》及《邦風》，有關論述《小夏》的簡雖失散，但從文意及他篇竹簡可判斷出《小夏》的存在；分論以若干詩篇為單位，對每一篇詩作了簡短、深入、反覆的遞進論述，一論、再論、乃至三論來解釋詩義，以加深對詩的深入理解。詩篇的組合次序今本未見，為研究者進一步理解、研究詩的內容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證據。孔子提出的「詩毋離志、樂毋離情、文毋離言」三條準則性的論點為首見。「詩毋離志」這個提法，比《詩譜序》中「詩言志」的提法更有文學語言的意趣。賦詩的人必須有自己意向，印證了《左傳》和其他古籍中記載的，在一定的政治場合和禮儀中，古人賦詩以表明吟詠者的態度，以及樂和情、文與言的關係。《孔子詩論》是一篇重要的儒家經典，將對我國的文學史產生很大影響。

儒學文獻的文化價值

《緇衣》有別於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和傳世本《禮記·緇衣》。《緇衣》講述的內容是忠君愛民、恭敬廉節、謹慎言行，提倡德教在先、法治在後的「刑不試而民咸服」的理想教化，是有關儒家的著述，基本內容也見於傳世本《禮記·緇衣》，或以為出自公孫龍子，或以為出自子思子。《緇衣》篇與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內容基本相同，而與今本有異，如章節不同，章序不同，引句不同。今本有些內容、文字為漢人所杜撰，作了較多的修改和補充，面目已變。《緇衣》的問世，能使研究者看到真正的《緇衣》原貌，實為可靠的歷史文獻。《緇衣》旁及了很多作品，所引之《詩》涉及《大雅》、《小雅》、《曹風》、《周南》，所引之《書》涉及《尹誥》、《君牙》、《呂刑》、《君陳》、《君奭》、《葉公之顧命》等，這些珍貴的資料對研究《禮記》、《尚書》、《詩》等的成書年代、文字運用，及其真實的思想內容有着重要的意義，同時，使研究者對今本文獻及儒學有了更直接的認識。 文法文體的文化價值 《性情論》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起論，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關係，主論「性」、「情」，兼及「道」的概念與特性，提出了彼此間的派生關係說。全文觀點鮮明，結構嚴整。文中所說的「性」是指「人之本性」，人的自然共性，樸素地指出「性可習」，注意到性與習的關係，闡明了人性的可變性，認為人性的變化在於「用心各異，教使然也」，由於出發點的不同，指導思想的不同，接受教育的不同，導致人性的變化不同。《性情論》辯證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恆則固、「待習而後奠」。本文闡述了七種使人性變化的方法，在人的道德修養、禮教、樂教等方面提出了有關理論及概念。「情」來源於「性」，《性情論》提出了人情七愛、五知、三惡等準則。《性情論》明確「道」為人道，人道是以禮為主體，提出人的道德行為是可以用「四術」即《詩》、《書》、《禮》、《樂》引導。《性情論》中的墨釘、墨節、墨鈎等墨標使研究者看到了戰國時代用字、詞、句、章的結構原形，為研究者研究當時的文法、文體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