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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Dunhuang ),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东汉应劭解释。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敦煌曾是中西方交通的枢纽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是飞天艺术的故乡、佛教艺术的殿堂,有“戈壁绿洲”、“西部明珠”之称,被誉为“世界的敦煌”、“人类的敦煌”。 敦煌市先后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际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中国自驾车旅游十大目的地”、“2008中国魅力中小城市”、“游客最喜爱的旅游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

地理位置

敦煌是我国甘肃省最西端的县级市,是河西走廊最西边的一个城市,而河西走廊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枢纽地段,敦煌是朝西的一个出口。河西走廊从地理上讲确实是一条走廊。是中国境内的古代各个民族交往的十字路口。

境内东有三危山,南有鸣沙山,西面是沙漠,与塔克拉玛干相连,北面是戈壁,与天山余脉相接。南北高,中间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 另外,祁连山又是一个东西方向的走廊。中原的地区跟西域乃至于更远的中亚西亚印度西亚伊朗阿拉伯乃至欧洲的交通和交往都要经过这个狭窄的河西走廊的地带。

这里四季分明,春季温暖多风,夏季酷暑炎热,秋季凉爽,冬季寒冷。年平均气温为9.4℃,月平均最高气温为24.9℃(7月),月平均最低气温为-9.3℃(1月),极端最高气温43.6℃,最低气温-28.5℃,年平均降雨量39.9毫米,蒸发量2490毫米,年平均无霜期142天,属典型的暖温带干旱性气候。

敦煌在1987年改为市之前它仅仅是一个小县。可是由于它拥有以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艺术,及在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了数万件古代文书,而使这个边远小县的知名度却远远超出中州大郡,不但国内海外皆知,更令全国全世界钦仰。如果说乐僔在鸣沙山麓首开第一个佛窟是肇源于三危山顶佛光的启示,有些偶然,那么此后1000多年间敦煌石窟艺术的蓬勃发展却是古代敦煌社会、宗教不断演进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藏经洞文书历时千年而不毁是得益于西北气候干燥、水分稀少的自然地理条件,那么如此庞博的文献产生并封存于此处却是敦煌经济、文化繁荣发达所致,同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在“敦煌热”勃兴全球的今日,探讨敦煌艺术与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即敦煌的历史就不是多余,而是必需的了。

建立简史

探究敦煌的历史虽然也像研习其他地区史那样要借助史籍与方志,但是我国传世史书中对敦煌的记载却远较其他地区简略,有时甚至出现了大段的空白。这并不是因为敦煌不够发达、不够重要,而是由于敦煌偏处西陲,曾长期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或沦为异族领地,或自建了独立半独立王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状况,中原无以闻其详,史官无以书其状。故而传世史书能提供给我们的材料也就很有限了,我们必须更多依靠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来补其不足。

敦煌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又是当地人书当时事的真实记录,未经后人改篡,足资证史,也最可凭信,是不可或缺的难得史料。敦煌文书流散后,近百年来各收藏国,特别是我国学者就这些文书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借此勾勒出了敦煌地域史的基本脉络,使敦煌成为了我国,乃至世界上存留历史真相最真切最丰富的地区而熠熠生辉。试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地区保存有数量如此巨大,内容如此繁复,跨越时间如此长久的地方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揭示的全方位的敦煌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可以更形象生动地认知我们伟大民族成长演进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

但是,敦煌文书并不是系统的历史档案,其内容的分布很不均衡。这与文书的来源和当初封闭藏经洞的原因密切相关。关于这两点学界历来争论不休,一说主张洞之封闭系沙州人为避战乱,将实用文书封存留用;一说则主张系当地人出于敬惜字纸的传统习俗,将不适用的故纸废弃封消。无论支持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到:藏经洞中的文物并非有系统有条理的档案文卷,而是仓促或随意堆积而成的集合体。这样,这些文献所供给后世的史料必然不够全面均衡,换言之,我们在介绍敦煌历史时自然要受史料局限而详略不一。

所幸的是,敦煌文书数量至巨,涵括至广,目前已被研究剖析的主要是一些汉文卷子,大量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有些卷册甚至还未编目公布,敦煌文书潜在的研究价值非常大。相信随着研究工作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对敦煌历史和敦煌学本身都会有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两汉时期的敦煌

汉代是敦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正是张骞出使西域敦煌有了确切纪年的历史。

西汉初年的汉匈关系

早在刘邦建国不久,强大的匈奴就已成为西汉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匈奴铁骑不断南下寇边,掳掠人畜、财物,破坏了西北地区的生产和居民生活,终于迫使汉朝动用武力,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由刘邦亲率大军与匈奴激战于平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南)。结果是汉军失利,陷入重围,断水断粮7日,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巧用陈平计策突围,高祖等才得生还。这次的失利表明,在社会经济凋敝,割据势力严重,国力虚弱的汉初,中原王朝还无力抗击剽悍的匈奴。所以汉初统治者不得不与匈奴言和,采用和亲的政策以求苟安,将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并赠送大量丝织物、酒类等,以维持和平局面。从高祖到武帝,西汉曾先后将4位公主远嫁匈奴单于。

但是,“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西汉的妥协并没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仍然不断侵扰汉朝边地,并恣意向各方扩张其势力范围,特别是月氏乌孙相继西迁后,匈奴占有了整个河西地区,对汉朝西北边地的直接威胁更大了。河西水草丰美,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河西又位居要冲,匈奴据此,南可与羌人相勾结,西可控制西域,把持住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割断汉朝和西域的联系,因而匈奴占有河西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在西域设置了僮仆(意为奴隶)都尉征敛赋税,大大加强了其军力、物力。到汉武帝登极时,匈奴环处于西汉王朝的西北方,已成为汉朝最严重的边患,而河西与西域正是其对西汉进击的一只强有力的右臂。

不过,汉武帝时的西汉已不再疲弱可欺。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其中央集权已得到加强和巩固,“文景之治”的积极成果也使西汉经济发达、国力大增,士兵、军马及军械粮用都很充实,完全具备了反击匈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壮盛之年在位执政,征讨匈奴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治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张骞出使西域

为打败强大的匈奴,汉武帝首先进行了一番周密筹划。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一说建元三年),张骞率领100多人组成的使团,由奴隶出身的甘父做向导,从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西进。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张骞一行进入河西走廊后不久就被匈奴人俘获,将他们扣留了10年,并为张骞娶妻,后来还有了孩子。但是张骞始终不忘汉廷使命,至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终于逃离匈奴地区,到达大宛、康居。

张骞在其附近考察了一年多,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踏上归途,在经过羌人居住区时又被匈奴虏获,直到一年多后的元朔三年,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携妻带子,与甘父一同回到了汉朝。

张骞此行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要道,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书写了中西交通史上光辉的第一页,同时他还带回了有关西域等地的大量见闻和丰富知识,开阔了汉人的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张骞还朝后,曾就此行向汉武帝呈交了一个翔实具体的报告,详细描述了所经各地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人口兵力、经济物产以及风俗习惯等,为汉朝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个报告后来被收入《汉书•西域传》,是我国有史以来有关敦煌河西及西域地区最早的确切记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历时13载,去时100多人,归来时却只有他和甘父2人,为表彰他们的功绩,汉武帝将他们分别封为太中大夫、奉使君。

汉武帝时争夺河西敦煌的军事举措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以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三大战役最具重要战略意义,其中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敦煌河西地区的繁荣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河西之战。汉武帝组织这场大战役的目的就在于争夺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遣青年将领霍去病统率骑兵万余人从陇西出发向西迂回,汉朝军将翻越祁连山,转战6日,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进击1000多里,杀掉了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使匈奴折损近万人。

同年夏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分两路出北地和陇西进击匈奴,尽管公孙敖军在进军途中迷失方向,使原作战方案落空,但霍去病一路仍然取得了重大胜利。霍去病率军大战2000里,渡过居延泽,直逼祁连山,斩、虏匈奴3万余人,基本击溃了匈奴在河西的军事力量。

汉军两次战役,使匈奴贵族受到沉重打击。汉军的胜利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长期控制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因在河西之战中惨败,遭到了匈奴单于的猜忌和怨恨,单于准备将他们召回王廷处死。休屠王和浑邪王得知大祸临头,便决定归降汉朝,并派人同汉朝取得了联系。元狩三年秋,汉武帝派霍去病领兵相迎,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斩杀,霍去病也率兵杀掉了匈奴哗变士兵8000多人,护送浑邪王及其部众4万余人归降汉朝。汉武帝封浑邪王及其亲信数人为侯,并将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5郡故塞之外,称为五属国。至此,河西之战大获全胜。

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得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版图,西汉王朝开始据此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并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及中西关系的发展

汉军打败匈奴之后,张骞第二次于元狩四年出使西域,以巩固反击匈奴的战果。 张骞此次出使与前次相比大不一样。首先,使团的组成规模远较前次庞大、壮观,它既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外交使团,又是一支规模宏大的商队。这个使团中除张骞外还有许多持节副使,可以沿途分赴各地,扩大交往范围,其他随员也成倍增加,共有随从约300人,每人各备2匹马,又携带着成千上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及1万多头牛羊,可以与所到诸国进行物资交换。其次,使者们所面对的形势要比前次优越得多,此时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已处在西汉的统治之下,使者们不必再过多担心匈奴骑兵的袭击,可以跃马扬鞭,顺利前行了。因而这次张骞所率的使团很快就到达了乌孙。所带大量的物资和当地进行交易形成了贸易,人员的往来奠定东西交往的基础。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长安,被汉武帝拜为大行令(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后改为大鸿胪),第二年便去世了。 从这时起,西北各国便开始和汉朝正式交通往来,中西交往更为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外国使者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中国使者一年中也有五六起或十余起。通过频繁的交往,中国的文化与物产,特别是丝绸源源不断地传向西方,西方的火浣布等也传入了中国。这些交往既加深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使位于丝路必经之地的敦煌变成了连接东西的交通枢纽。此后,西汉王朝对敦煌地区实行进一步的开发经营,为敦煌以后的繁荣兴盛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对于敦煌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因而敦煌人民从没有忘却张骞的功绩,今日莫高窟中还存有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

敦煌郡的设立

西汉占有河西地区以后,为施行有效统治,于元狩二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在敦煌地区设立“酒泉玉门都尉”,隶属于邻近的酒泉郡。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敦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故数年后又分武威、酒泉地更设张掖郡和敦煌郡,与先设的二郡合称“河西四郡”(也有研究者认为四郡的设立次第是先酒泉、张掖,后敦煌、武威)。敦煌郡的建立是敦煌史上的大事,是敦煌正式划归汉帝国版图的开始,是确立敦煌在中华文明史上重要地位的关键一步,而敦煌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也始于敦煌郡的建立。

东汉时期敦煌的经济与文化

敦煌郡建立后,汉朝还修筑了郡城外围的塞城、天田,是环卫郡城的重要屏障。敦煌郡设立的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同时也为敦煌地区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汉政府实行一系列经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进步,丝绸之路的畅通更促进了敦煌商业的发展。历史上敦煌的盛衰,始终与丝路的顺畅与否及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

东汉是敦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汉之际中原动荡不安,而河西,特别是敦煌却相对富足稳定,这种局面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前往避难,他们带来了中原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敦煌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很快赶上了内地的发展水平,甚至还涌现出一些硕儒大家,为全国和后世推崇。那时的敦煌文化名人首推张奂张芝父子。张奂出生于儒林世家,不仅是有名的清官,更是著名的学者。他辍官后闭门讲学,授徒千人,对儒学在敦煌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张芝是张奂的长子,好学善书,尤精草书。他习学名家崔瑗、杜操的草书,创制了今草和游丝草。其书体精劲绝伦,被后人称为“一笔飞白”,他本人更被尊为“草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对他的书迹赞羡不已。东汉时的学术多为家学传承,非世家大族不能为。张氏一门名人迭出,张芝弟弟张昶的书法也十分精妙。此外东汉末年敦煌还出了一位博士侯瑾。他自幼孤贫,苦学成才,曾作《矫世论》讥讽时弊,又著《汉皇德传》30篇,记汉光武帝至冲帝100多年间的史事。河西人民敬慕侯瑾的德才,尊他为“侯君”。

敦煌莫高窟艺术篇

由于东西方的贯通以敦煌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上,生活着各个民族的人们,外来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发展,莫高窟也因此而诞生。 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烁,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为“莫高窟”。由于统治者信崇佛教,石窟的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旺,到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

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敦煌壁画主要分为尊像画、经变画、佛教故事画、供养人画、图案画、山水画以及传统神话故事画等 此外,敦煌壁画中还有花鸟画、建筑画、器物画、动物画以及表现道教题材的故事。品种繁多、丰富多彩。

从人物来说,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种类较多,形象鲜明。 从故事情节来说,敦煌壁画中保存了大量的连环画。 从篇幅来说,敦煌壁画篇幅宏大,令人叹为观止 从绘画风格来说,敦煌壁画在各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敦煌壁画是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融会贯通的产物。它既能突出西域文化的野性之美,也能描绘东方文化的清秀之风。它既有接近现实的写实主义作品,也有优美高雅的浪漫主义作品。它们反映了说法、传教、修行等宗教生活的内容,涵盖了舞蹈、建筑、战争、狩猎、耕织、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了佛教东传的历史变化,保存了中西交流的文化史实。它们宏伟瑰丽、博大精深、神韵兼得、天生化成,是当之无愧的“戈壁滩上的历史卷轴”、“墙壁上的图书馆”。它们从中西文化的张力中成功地寻找到了新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大多都已不存,它们的重见天日,为中国绘画史增添了生命力,使那些被历史尘封的中华文明瑰宝重放光辉,更是艺术的殿堂,是中国贡献与全人类的艺术宝库。[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