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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1976年7月1日），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原名应 皋也作荫皋），字“闻天”，曾长期使用化名洛甫。江苏南汇县（今上海浦东新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前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是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回国，1933年1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中被推举为党内最高负责人，主要著作编为《张闻天选集》。1937年7月27日，毛泽东、张闻天强调红军改编原则。194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1976年7月1日病逝。

基本信息

中文名：张闻天

别名：应皋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张闻天和妻子儿子原图链接

出生地：江苏省南汇（今属上海市）

出生日期：1900年8月30日

逝世日期：1976年7月1日

信仰：共产主义

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毕业院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其他成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

其他作品：《张闻天选集》

人物简介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 - 1976年7月1日），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张闻天同志是江苏省南汇县人，祖籍江苏无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委派前往苏联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是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半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3年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在会上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被推举为党中央“总负责”-总书记；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所担任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酷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逝。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出席并致悼词，赞颂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担任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在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奋斗不息，把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一壮丽的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赢得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尊敬和思念。

生平经历

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少年时期，他先后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学和汇南小学读书。1914年，张闻天考入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1916年，进入浦东中学，191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攻读，受《新青年》影响倾向革命。

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

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遵义会议前夕，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5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曾长期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作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龙江省内)省委书记；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次年调任辽东省(今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到外交战线工作。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此后离开外交部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原则，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斗争，并遭到迫害。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同志在江苏无锡病逝，7月13日，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登出张闻天逝世的消息。这则消息由北京方面拟定，仅78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

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同志学习：“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在举行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张闻天在肇庆写成、又在无锡精心修改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8月27日，又发表了肇庆文稿中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使全党共享他在“文革”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一，事变爆发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同时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根本方向。

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短期的曲折变化过程，前后变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

事变爆发之初，在1936年12月13日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多数人（包括毛泽东）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的，大致上反映这次会议初步方针的公开文件是12月15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个电文发布不久，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周恩来赴西安后争取和平努力的尝试，迅速改变了原来不成熟的方针。在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开始有所表示，及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和平调解事变的最终决策——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明确地表示这个方针是比以前更进步的方针。

这次发现的张闻天一份最为可贵的发言纪录稿，就是他在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开始就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作出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在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这个推测的正确性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

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在张闻天发言之后不久，会议作出了结论。结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张闻天的意见，但是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还有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不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形成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第二，在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19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张闻天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对决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继13日会议之后党中央讨论西安事变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一次会议。和平解决方针的确定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一次决定，尽管它经历了一个从除蒋到有条件放蒋的曲折过程，但是仅仅五、六天时间，经过民主讨论，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作出为后来历史证明完全正确的决策，这正说明了我党的英明，也生动体现了党中央集体智慧和民主决策的精神。毛泽东在19日会议上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的讨论，毅然作了修改原来方针的结论。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之前他在西安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向中央陈述的意见，对于会议的决策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为全面阐述决策的思想和精神而作的。发言共分七点，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一一作了论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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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发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作了鲜明、透彻的说明。发言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理由是：“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鉴于党内在事变爆发后已经有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徘徊，发言批评了“审蒋”这一类的错误口号，发言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时刻，张闻天对此关键问题作出如此鲜明的表示，对于统一党内的思想和步伐是十分必要的。发言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基础上将和平解决事变的总方针作了明确的概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第三，在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出现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张闻天揭破蒋所玩弄手法的实质，教育党内仍从实现和平的全局上正确处理西北局势，并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　　

蒋介石在作出接受抗日等六项诺言之后获释，使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蒋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陷入了又一次危机之中。当张学良被扣消息传到西北的时刻，广大群众无不为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径而感到义愤，西安方面主张武力解决的舆论顿时上升，党内也有的同志对于是否还要争取蒋介石发生了动摇。紧迫而复杂的局势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能作出正确的对策。就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7年1月2日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作了一次全面分析形势和提出对策的发言。

他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作了这样的分析：“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指蒋介石——引者）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并且指明：“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发言建议西安方面发表通电，呼吁“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同时提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发言最后要人们看到：“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

……

文献还向人们提供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就是在张学良被扣后西北局势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张闻天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张闻天是1937年1月25日从延安动身，27日抵达西安的。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发一电文致周恩来：“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在张闻天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少数激烈分子到周恩来住所请愿的事件。博古后来回忆时说道，“洛甫同志来了，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现在找到了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的个人署名的几份电报，其中两封已由《党的文献》发表。电报之一是他到达西安第二天（1月28日）向毛泽东通报西安贯彻“坚决为和平奋斗”方针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的；另一封电报则是同日发自云阳前敌总指挥部，向毛泽东提出红军及时撤出陕南的重大提议的。这两封电报是体现我党为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努力的一个光辉的历史见证。

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闻天(左1)在陕北原图链接

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

婚姻爱情

张闻天和妻子刘英原图链接

1929年，刘英在苏联学习，就见到过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那时，刘英把张闻天看作老师。1932年刘英回国，1933年6月进入江西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张闻天也来到了苏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当他得知刘英也来到了苏区，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尤克娜（刘英的俄文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原来，对于刚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费用，用于置办生活必需品，一般都可以余下一些，就要拿出来请客吃饭了，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天傍晚，刘英带上钱就到张闻天那里去了，约上张闻天、博古、潘汉年，再加上少共中央的年轻干部，走了10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熬豆腐、红烧肉之类的饭菜。从那时起，张闻天和刘英渐渐熟悉了。刘英的感觉是，那时的张闻天就对自己有了好感。他有时会到中共中央来坐一坐，活泼的刘英会向他请教些问题。有时候，刘英带着部下胡耀邦等人到张闻天那里“打土豪”，看看他那里有没有一点好吃的东西。碰巧了，真会在他那里发现像巧克力那样的好东西。张闻天喜欢打乒乓球，有时主动招呼刘英挥拍打上一盘。这时候，刘英觉得张闻天是一位可敬的领导。相比起来，刘英和毛泽东就熟悉多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刘英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的要好同学。也许是这层关系，毛泽东很喜欢和娇小的刘英聊天，有些好吃的，也愿意给刘英留着。

有一天傍晚，她走上楼，看到张闻天坐在床边写东西。赣南的蚊子很多，张闻天好像没有感觉似的。刘英奇怪地问：“你怎么不挂蚊帐”一边说，一边帮他把蚊帐放下了。张闻天回答：“我没有老婆嘛。”刘英马上顶了他一句：“放帐子还要老婆？”话虽这么说，刘英的心里却是一跳。此后不久就开始长征了。刘英编入由机关、后勤等人员组成的“红章纵队”，跟随司令员李维汉行军。

离开苏区后，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小小的“三人团”，一路走一路谈。经历了严酷战争实践的陶冶，又有毛泽东的引导，张闻天和他过去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地决裂了。他和王稼祥、毛泽东决心纠正李德、博古错误的领导，将红军引向正确的方向。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报告”，随后为中央政治局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并获得通过。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

刘英和张闻天的美满婚姻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一手促成的。

就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已经有了意思，开始逗刘英。有一回刘英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突然对她说：“你那个秘密跟我讲一讲，你喜欢哪一个呀”

刘英说：“哪个也不喜欢。”毛泽东马上追问：“那你已经有人了”刘英连声说没有。毛泽东马上接过话题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刘英对毛泽东说：“我不要结婚，我怕生孩子。你看贺子珍，怀孕了还在行军，生孩子也放在老乡家里，这个样子怎么行呢？”

毛泽东笑道，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嘛。他扭头念起前些日子行军时写给张闻天的打油诗：“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摔跤……”刘英听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毕竟有些难为情，赶紧走了。该轮到张闻天自己向刘英射出丘比特之箭了。

不久，红军二占遵义，红军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那天，有了片刻闲暇，刘英和邓小平、陆定一一起逛街，迎面遇到了张闻天。张闻天说：“刘英，到我那里去聊聊，好吗”刘英以为毛泽东也和他住在一起，说，好呀，跟着就去了。

张闻天住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平房，相当宽敞。到了那里，张闻天才以实相告，毛泽东到前方去了。说了几句，不知怎么地，从来口齿伶俐的刘英话少了。早春季节，天气还相当阴冷，屋子里有一盆碳火，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动手在碳火上煮醪糟给刘英吃。

“吃着吃着，我已经觉得张闻天有话要对我说。他一向说话比较随便，这时候却变得羞羞答答了。等啊等啊，他终于鼓起勇气，仍然是婉转地说：刘英，我们都已经比较了解了，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做一般的同志，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进一步呀”

“我一听就明白了。但是我当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对闻天向来怀有敬爱的感情，但是从来没有往“恋爱”上想。因为从‘敬爱’到‘恋爱’，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呢。何况长征开始，每天行军累得要死，有时候累得连绑腿也不松，倒下来就睡，连‘恋爱”也没有工夫去想了。”

当时刘英挺生硬地对张闻天说：“不行，我早有打算，5年不结婚。”话题扭开了，张闻天还是凝神地看着刘英。刘英感觉异样，心头跳动不已，有些不能把握，又说了几句话，即匆匆离去。她的内心已被张闻天卷起了汹涌的波涛，再也不能平静。

她一桩桩地回忆起与张闻天的交往，打球、吃饭、治箔…当时一丁点儿也不曾在意的事情，一下子历历在目。她猛然觉得，张闻天可亲可爱。毫无疑问，她的心，被张闻天的爱情之箭准确地射中了，过去的那个“敬爱”之舵被拨向了“恋爱”。可是她又在内心告诉自己：“现在恋爱和结婚，还远不是时候。要不然，婚后怀孕生孩子，怎么行军呢”

心头百转，越是矛盾，张闻天的形象越是在心头挥之不去。用她自己的说法是：“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被捅破了。”很快，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也和刘英开起了玩笑。有一回宿营，蔡畅有意对刘英说：“快，煮一点醪糟给洛甫同志吃。”鬼使神差，刘英乖乖地听她的话，居然找到一些醪糟，煮来送给张闻天吃了。这自然是一个微妙的，只有情侣才明白的变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红军的最高领导层，部队轻装，打仗也变得灵活机动了。4月，原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调往作战部队。

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给刘英写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刘英一惊，骑马来到总政治部，对李富春说，邓小平同志多能干呀，我是做群众工作的，我干不了邓小平的事情。李富春打趣说：“刘英现在怎么谦虚起来了。”他还说：“不要紧，那里自然有人会帮助你嘛。”原来李富春话里有话。刘英转身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问：“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刘英说：“是李富春呀。”毛泽东摇摇头，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在一边的王稼祥也说：“刘英，你干得了。”正说着，张闻天回来了，一听是这么回事，他说：“刘英，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作个记录。”张闻天一言九鼎，这件事就定了。刘英从此来到张闻天的身边，抬头不见低头见，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刘英到中央队以后，她的警卫员也上了前线。张闻天从自己的警卫员中调了一个给刘英。

这下子，行军中的毛泽东就有打趣的事可做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对张闻天和刘英说两句打趣的话。不久后有一天宿营，安排房子的管理员把陈云住的屋子安排在张闻天和刘英的屋子之间。陈云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毛泽东就发言了，对管理员说，你怎么让陈云同志当大灯泡呀意思是监视自己的两边。

陈云马上回过味来，连声说，这个不行，我可不当这个灯泡，他马上退出了屋子。张闻天一遇到这种事就不善于言谈，只是笑。

长征播下了爱情种子，它的生命力自然比平常岁月的爱情要丰满和扎实得多。待到红军来到陕北，于当年11月10日进驻瓦窑堡，有了稳固的后方，这颗种子就成熟了。张闻天对刘英说，这下子有了家，“可以了吧。”

那还说什么呀，张闻天分得了一孔窑洞，刘英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对于自己在陕北的第一个家，刘英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她回忆说，她和张闻天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情投意合，环境许可，两个行李合在一起就是了。倒是毛主席随后赶来瓦窑堡，来到窑洞里闹了一闹，算是补上了“闹新房”的一课。

那天，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已经大获全胜，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他兴致很高，兴冲冲闯进了张闻天和刘英的窑洞，大声对刘英说：“刘英，你结婚不请客我可不承认呀。”接下来，毛泽东信口念出一段打油诗：“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作皇帝，又爱江山又爱美人。”

庐山会议

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张闻天和刘少奇原图链接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出悲剧。

张闻天是在7月21日发言的，那时已是彭德怀上书后的多日，气氛相当紧张，一部分讲缺点讲得多的同志，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张闻天发言之前，田家英、胡乔木等了解内情的同志也打来电话，劝他少讲。但是，张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犯上”也要讲。

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这确实是一篇剖析1958年“大跃进”错误的深刻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张闻天特别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

7月23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了，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逐条的驳斥，从反“左”到反右，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张闻天听了，先是惊愕，继而是困惑。从会场出来，他一半是忧虑，一半是愤怒地对秘书肖扬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说话？”

在全信500多个字中，有两句话对张闻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说张闻天发言中的那些材料“尽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张闻天“旧病复发”。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如同圣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论。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参加的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会场改在庐山人民剧院。

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他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8月16日，全会闭幕后，会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8月18日，张闻天含冤下山，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巨大的压力下，张闻天不得不承认错误。在下山的当天，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张闻天却没有感受到一丝“热情”，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火力更凶猛的批判斗争。一盆盆污水随意泼到张闻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吓辱骂，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非常伤心。他对妻子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刘英从没有见过丈夫流过眼泪，这时他却止不住地淌眼泪。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剧了，尿中毒威胁着生命，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被送进了医院。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

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

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但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

凄惨晚年

用张闻天自己的话说，庐山会议后，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

张闻天和毛泽东原图链接

“文革”风暴的到来使得张闻天不再“孤独”，并立即被卷入喧嚣之中；7月12日，中央专案组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5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住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分别将张闻天夫妇武装“监护”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重逢。

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一个半山坡的平房里。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　

1972年4月2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45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让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1976年7月1日下午7时30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享年76岁。

江苏省委当夜急电中共中央，请示丧事安排问题；7月3日，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一个方案，“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领导同志主持，无锡市委一领导同志讲话。同时报送了草拟的一份讲话稿，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这样简到不能再简的仪式，低到不能再低的评价，上面都不同意。

江苏省委一再催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7月8日下午，中央有关部门才电话指示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在无锡，《新华日报》发一消息，刘英由江苏安置。在这之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反映：遗体告别时如送花圈，写张闻天还是写张普？家属说：“人都死了，还保什么密!”答复是继续保密。所以，7月9日下午向遗体告别，“张闻天”这个名字都不许出现。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绝情悖理，一至于此! 张闻天遗体于10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木箱里面。 又过了3天，7月13日，才在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登出张闻天逝世的消息。这则消息由北京方面拟定，仅78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首都报纸一概保持缄默。 呜呼!一代伟人，就这样无声息地殒落！他能够安息吗?

冤案昭雪

张闻天逝世后不到一百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

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同志学习：“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举行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张闻天在肇庆写成、又在无锡精心修改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8月27日，又发表了肇庆文稿中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使全党共享他在“文革”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政治经济学笔记”、“肇庆文稿”的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生前的遗愿终于实现。《〈张闻天选集〉编辑说明》高度评价张闻天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指出：“张闻天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对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的理论创造和革命业绩，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越来越赢得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敬佩。

在张闻天90诞辰时，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上海、南京、遵义、佳木斯、无锡等地也以多种形式纪念他。 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纪念文章，称张闻天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函刘英同志说：“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不朽历史贡献。他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学问家的谨严风范，他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人物轶事

“红色教授”

张闻天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1922年1月5日，张闻天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文章说，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早感到不安，不过用什么方法去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的烦闷。但永久不决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

1928年9月，张闻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被选送到该学院学习与研究的有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等人。位于莫斯科克雷姆河畔的红色教授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学府。

张闻天等入学在旅莫中国学生中反响很大。大家都戏称张、王、沈、郭为“四大教授”。

就在张闻天进红色教授学院前后，他用“刘云”的笔名同吴亮平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李敬永翻译、经他校订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的书名如此），都在莫斯科出了中文版。虽然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当研究生的这几位学习基础较好，但学院还是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入学考试。张闻天有一门课程（俄国史）不合格，被录取为旁听生。他读的是历史系东方史专业。在完成第一学年规定的学业时，东方史专业研讨组于1929年5月23日对张闻天的学年成绩作出如下评定：张闻天“提出了两个报告并对他人的报告作了三次发言。对报告完全胜任。表现了工作能力和善于理解问题。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是有内容的”。评语肯定张闻天“完全胜任”在劳动大学的教学工作，说他在劳大研究所和中文出版社“作为编辑进行工作，对此有好的反应”。评语还说，“在党性方面张闻天同志是坚强的和守纪律的”。结论是“认为应该列为正式学员，升至二年级，但需通过必要的考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可予免试”。1929年6月1日经历史系系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6月6日红色教授学院院务委员会决定，同意张闻天升为东方史专业二年级的正式生，但必须在9月1日前通过俄国史的口试。张闻天按时补考合格，9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他为红色教授学院的正式学员。

张闻天进入红色教授学院以后，原来很感兴趣但“苦无时间”加以特别研究的“中国革命问题”，成了学习、研究的重点。

张闻天故居 原图链接

调查研究

1943年3月27日，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发表《出发归来记》一文。作者率领部分同志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先后调查了陕北地区的神府县贺家川、米脂县杨家沟村，绥德县西川、子洲县双湖峪，并到晋西北调查了兴县高家村。通过长期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写出了《出发归来记》，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从事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张闻天还搜集整理出《贺家川8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兴县14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报告。

三次“让贤”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

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人物故居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邓三村九村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南汇祝桥镇（现浦东新区机场镇）邓三村张家宅。

张闻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民宅，一面正屋，两边厢房，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屋脊上有古代官吏形象的雕刻，显示房屋主人有较高的地位。正屋有五间，两侧厢房各两间，在西厢房外侧有杂用房四间，共十三间。

这十三间分三次建成，先建正屋，后建厢房，再建杂房。故居中间是青砖铺地的天井，前面有木结构门亭，古称秀才亭，亭上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亭前有两块用绿篱笆围的菜地；屋后原为水流潺潺作响的宅河沟，沟边有翠竹、绿树，放有水车等农具。随着岁月变迁，宅河沟逐渐形成砚台状的小和沟，现称砚台沟。沟边是张闻天少年时代经常与小伙伴读书、玩耍的地方。正屋中间是客堂称孝友堂，是张氏族邀请至亲好友聚会议事之处。右侧是卧室，陈列着衫木大床、印花夏布蚊帐以及梳妆台、脚箱、开门厨等家具。这儿是张闻天出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书房里陈列有小木床、书桌、书架和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这儿是张闻天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故居建筑面积共488平方米，占地面积686平方米。

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他的光辉一生，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庐山罢官、文革被禁，自始至终胸怀坦荡，公而忘私，忠于革命。他一生俭朴不为名利，他的儿子张虹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几十年一直默默无闻；临终时张闻天把历年来积蓄的四万元全部交了党费，没有给子女留下分文。

1979年，在张闻天含冤去世三年后，党中央为张闻天隆重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作的悼词中对张闻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作出了充分肯定。

1985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对张闻天故居进行了修缮，张闻天故居现被列为上海市旅游局推荐观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