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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是哲学著作,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王阳明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1]。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内容简介

《传习录》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

《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2]。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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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