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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中学1906年，官立江津中学堂开办后，“特科贡士”杨仕钦为首任监督（后称校长），他倡导“究中国学者，排斥西学是为守旧，习西方科学者，诋毁中学是谓忘本”，名曰“保粹开新”，为学校办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体现在课程上，即在学习国文的同时，开设物理、化学、生物课程，并将实验引入课堂，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展。其时，江津中学的开课行事，既是遵学部规定，又是仿日本体制。

尤其是在第一班入学的开学典礼上，先做了一个“制取氢气”的实验，然后才进行其它仪式。今天，这样的实验不足为奇，但在那时堪称是“洋把戏”了，唤起了多少青年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1917年，聂荣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在这里，他得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1]、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籍中吸取营养。此外，包括后来成为国家科学院院士的陈文贵、李先闻等祖国栋梁，恰同学少年，正是在这样的“新学”中深受教益，对他们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风气开化，使江津县的留学勤工俭学学生，成为四川最多的县之一，其中江津中学又占到整个江津县的一半以上。聂荣臻正是赴欧勤工俭学精英之一，直到他年届八秩犹自题：“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

可以说，百年前江津中学的诞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封建迷信和守旧势力的诋毁，但她顺应了引进新文化、新思想的潮流，以新的姿态面世，成为了江津民风开化的结晶。

反对读死书

新学在江津中学得以继承和发展，与其历届“掌灯人”不无关系。

1928年，校长施俊杰颁校训“勤、诚、恒”，劝勉诸生“修学以勤、立身以诚、以恒继之”，而这一校训沿续至今，对于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影响深远。

1931年，乡人吴芳吉返津，任江津中学校长。

在管理上，吴芳吉十分重视学生德、智、体三方面同步发展，作一个有高尚情操、丰富知识和健康身体的有用人才。并亲自设计校征图案为“一笔、一琴、一球”，作诗解释为“当中图样意难搜，一笔、一琴与一球，红、蓝、白色最明眸，德、智、体育期三优。”

1932年，建校26周年，除开纪念会外，在新运动场上，举行了学校首届运动会。教师、学生、工人，人人参加。不爱运动的学生，也要用乒乓拍子端着鸡蛋竞走50米，工人有切菜比赛，挑水竞走等。

吴芳吉还要求学生不要读死书，并规定每周星期三为家书日。为了改进英语的教学方法，他特邀请重庆大学加拿大籍教授文幼章博士，来校作示范教学，文氏系英语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并着有一套中学英语教材，由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示范教学，使教师们在观摩中都大开眼界，对改进历来在英语教学上的陈旧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年，傅成琼、朱孝鸿、施民瞻继任校长，主张学习国外现代教育^[2]，倡导教育民主，引导师生采用西方教育思想，尊重学生意愿，减轻学习负担，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发展自己的兴趣。由此，江津中学现代教育思想日臻完备。

解放后，江津中学列为四川省首批重点中学，教学质量享誉全川，并于1960年被四川省列为三所重点中学之一（另两所为成都四中、重庆三中）。经历“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72年恢复办学后，学校再度将文化教学提到重要地位。

1978年7月，聂荣臻元帅为母校题词：“振奋精神、加备努力、精心培育、刻苦学习，让教育的春天开出万紫千红绚丽多彩的花朵，为人类做出并应有的贡献”。

江津中学将聂帅题词与学校的办学历史结合起来，形成了“热爱祖国、艰苦创业、勤奋学习、勇攀高峰”的“津中精神”，并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最好的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及“会学习、会创新、会处世、会生存；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目标，和以“和谐、特长、卓越”为主导的江津中学办学特色。

其内涵是，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学好，都是学校培养的对象；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要用发展的观点正视学生成长；因材施教，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和促进学生积极健康的人生价值取向。

根据这一教育思想，江津中学认真设计和实施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打造教育文化环境，如1995年起，教师即运用声、像、影等现代化手段，增加课堂教学效果，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形成了持久稳定，独具特色的津中办学模式，为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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