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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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俄界会议是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等21人。会议讨论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俄界会议

属性：政治会议

时间：1935年9月12日

地点：甘肃俄界

主要人物：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

原名：高吉会议

简要介绍

俄界会议是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等21人。会议讨论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仅传达至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电示张国焘率部北上，但他却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本次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

会议地点

俄界会议旧址原图链接

俄界会议遗址，位于迭部县城东南68公里处的达拉乡高吉村。此地属岷山峡谷地带，山峦重叠，阻断南北通道，达拉河穿行岷山南北，沟通甘川，使达拉沟成为甘川天然通道之一。古来用兵征战，屡经此道，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以及1253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取此道。

1935年，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此地，并在高吉村召开十分重要的“俄界会议”，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地名。会址于1981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俄界会议遗址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妥善保护，1993年，迭部县政府又拨款进行了维修。遗址房屋是典型的藏族山寨土围墙木楼建筑，总面积238平方米，建筑面积102平方米，高6米。其中红军司令部面积69平方来，毛泽东居室面积15平方米。现设展览室15平方米。

参加人员

俄界会议 原图链接

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

右路军之一、四方面军在巴西分离后，党中央率一、三军团于1935年9月11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俄界会议会址广场纪念碑 原图链接

行动方针

毛泽东首先报告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其一，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1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其二，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其三，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会议决定

俄界会议后，决定

将原有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并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俄界会议还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其一，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其二，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其三，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决定》最后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历史意义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

俄界新貌

俄界仅46户人家。寨中转悠，空空荡荡难见人影。村人不锁门，至多用一根树枝把门扣别上。原来，当年红军从四川带来的翻译先误将“高吉”读为“俄界”，政治局作会议记录的同志便将“俄界”记下了，会议也成了“俄界会议”。

“高”在藏语里意为山，“吉”为八。“俄界”历史可追溯到八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村民祖先是早年吐蕃的守边军士。这一带流传着一种尕巴舞，被专家认为很可能起源于当时的军事训练。

到村头桥上，一群年轻的汉子们，手里都抱着孩子。问村长或支书呢？回答说到兰州学习去了。问怎么不见村上有女人？汉子们大笑，说女人们都到上山干活了！30岁的村民扎西丹珠说，俄界看似有山有水，其实得靠天吃饭。他家6个人、8亩地、7头牛。由于亩产不高，每年都得花1500元买粮食，家里现在还没电视机。27岁的村民叫巴卖了一头牛，买了一辆重庆产摩托车。他说全村有10多辆摩托，“只要勤快，上山办些山货，日子还是很好过。你看，村里不是很多人盖了新瓦房吗？”30岁的村民年九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家7个人，地有10多亩，“但不够吃，每年都得到迭部县去买一千多斤粮。”“你已经3个小孩了，准生这么多吗？”年九说按政策是准许的。“生活紧张与孩子多有没有关系呢？”年九羞涩地笑了，“我说不来。”

村头古老的大杨树在风中沙啦啦摇曳。它曾目睹当年八千勇士从这里向北挺进，但它何时能目睹老乡们过上幸福生活？

教育意义

这里正在建设旅游设施，充分利用其森林资源天然绿色氧吧，把红色旅游带动起来，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这儿来，走走长征路，亲身感受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使之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