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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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衛戰（Battle of Hong Kong；香港の戦い，又稱香港攻防戰、十八日戰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 的初期，日軍侵略英屬香港所發動的一場戰役。戰役於1941年12月8日清晨爆發，日軍於12月13日攻佔九龍；於12月18日晚上登陸香港島，但遭遇英軍頑強抵抗，雙方從19日起先後在黃泥涌峽、淺水灣及赤柱等地爆發激戰；至12月24日，英軍在孤立無援下已兵疲力竭，多次反攻都不敵兵力和火力皆明顯佔優的日軍，無力扭轉敗局；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於12月25日決定投降，在赤柱的英軍於12月26日停止戰鬥及棄械投降，戰事方告結束。香港遂進入歷時「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同年8月30日香港重光。
目錄
英國的遠東戰略部署及香港佈防策略沿革
日本對英國開戰及入侵香港的歷史概要
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是英國在亞太區的重要據點。19世紀晚期，隨著俄國在東亞擴張勢力，英國與日本出於抗衡俄國的需要，兩國在1902年1月締結英日同盟，日本繼而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擊敗俄國，兩國又在一次大戰中的青島戰役合力清除德國在亞洲的勢力，但日本持續擴充軍力並謀求稱霸亞洲，其戰略野心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召開的華盛頓會議逐漸浮現，英國開始對日本持續擴張軍事勢力有所警惕，遂將日本視為威脅英國在遠東利益的假想敵，並按時局調整香港的防衛策略，以配合英國在遠東的戰略部署。至於謀求軍事擴張的日本，亦視英國為其稱霸亞洲的阻礙，隨著《倫敦海軍條約》於1936年失效，日本決定擺脫各項限武條約的制肘，全心擴充軍力準備排除英美在亞洲的勢力，日本開始深入研究對英國開戰所需的部署，並開始構思攻打香港的計劃。二戰爆發後，日本在1940年7月2日的御前會議中訂立兩大國策，其一是以日本為中心，建設以日、滿、華為骨幹的「大東亞新秩序」，其二是伺機執行「南進政策」進軍東南亞及太平洋，至此埋下侵佔香港的伏筆。
華盛頓條約、遠東戰爭備忘錄及司徒拔報告（1920年代）
1920年，英國海軍本部撰寫了《遠東戰爭備忘錄》，成為英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遠東戰略藍本。雖然《備忘錄》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曾有多次修改，但大致維持如下：一（I），日本向英國宣戰後，英國皇家海軍在本土及地中海海域集結，然後向遠東駛去；二（II），皇家海軍抵達中轉站新加坡，向北增援、重奪、或佔據中轉基地，包括香港；三（III），皇家海軍由中轉基地出發，與大日本帝國海軍進行艦隊決戰，取勝後包圍日本，逼使日本政府談判或投降。受此戰略框架影響，香港一直是皇家海軍的遠東戰略核心，促使英國政府及軍部早於1920年代開始討論香港佈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在1921年邀請列強參與華盛頓會議，商討德意志帝國戰敗後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勢力分配，並嘗試恢復勢力均衡，避免再次引發戰爭。當時會議的其一焦點，在於重新劃分美國、英國及日本三國於遠東的海權勢力，而爭議則聚焦於限制海軍軍備、殖民地佈防及德屬殖民地的再分配事宜。由於香港是英國亞洲殖民地的前沿，位處日本與東南亞之間，擁有重要戰略價值，其佈防問題亦被納入議程之內。
根據華盛頓會議的協商成果，英美日等國於1922年2月分別簽署組成《華盛頓條約》的《四國公約》及《華盛頓海軍條約》。按照《四國公約》，1902年締結的英日同盟必須解散；而《華盛頓海軍條約》的締約國須根據條文限制其海軍的規模及部署。美國及英國獲分配的海軍主力艦艇總噸位比例較日本高（英、美、日的噸位比例是5: 5: 3），此規限令日本海軍的規模不能超趕英美兩國，並使日本須拆毀多艘建造中的戰艦，不過，日本亦成功爭取在條約加入限制在東亞增建軍事基地的條文，其中第19條規定，包括香港在內所有東經110度以東的英屬島嶼，除澳洲、紐西蘭及加拿大的屬島之外，其海防設施及海軍基地都有維持現狀，不得增建，只可維修或替換已破舊的裝備。有關條文是特別針對香港、菲律賓及關島，這三個英美在東亞的屬地，使英國及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開展防務計劃時受到限制，因此在條約生效期間的1922至1936年，英國不能在香港增建海防炮台或擴充海軍基地。在一次大戰後，日本取得德屬中南太平洋群島的控制權，作為日本在太平洋制衡美國勢力的緩衝地帶，但同樣不得在島上建造海軍基地及海防設施。換言之，條約將美國、英國及日本分為三大勢力，美英兩國雖可保有較大規模的海軍艦隊，卻難以固守遠東領地；兩國海軍主力須先在本土集結，再跨越重洋，方能抵達遠東作戰，使美英兩國俱陷入戰略被動。至於日本，雖然在亞洲擁有地利之便，戰略上處於優勢，但整體海軍規模將比不上英美，難以單獨與美國或英國長期作戰。簡而言之，條約的理想目標，是令到三國俱無法在亞洲佔有絕對優勢，從而達成勢力均衡。
在海軍條約簽訂後，雖然國際局勢暫時緩和，但英國軍方從未停止探討遠東的防務事宜。1920年英國海軍本部撰寫了《遠東戰爭備忘錄》（War Memorandum (Eastern)），構思英日戰爭的作戰藍圖。按照當時海軍本部的構思，倘若英國與日本爆發戰爭，整場戰事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本土動員，皇家海軍將從英國本土派出艦隊開往遠東的海軍基地，並利用沿途的英國屬土及殖民地作為補給站，而爆發戰事的英國遠東屬土必須盡量死守，等待皇家海軍的主力來援。第二階段是建立中轉基地，令皇家海軍可在日本本土附近建立據點，英國將以軍事行動奪取或奪回，或者通過外交手段獲取鄰近日本的港口控制權。第三階段是圍堵日本，皇家海軍將會逼近日本本土，誘使日本海軍進行艦隊決戰，皇家海軍於取勝後將對日本進行海上封鎖，逼使日本談判或投降。這個作戰計劃於1920年代已開始構思，到1930年代初期日臻成熟。
按照海軍本部在1920年代的想法，由於新加坡位居印度洋進入南中國海的要衝，而且遠離其他列強的直接威脅，因而成為皇家海軍在遠東的核心基地，英國在遠東的防衛策略將以新加坡為核心，並名為「新加坡戰略」。不過，在馬來半島南端的新加坡，距離日本及英國在中國的租界都過於遙遠，並不適合用作第二階段行動的中轉站，因此皇家海軍必須使用香港或香港以北的港口作為中轉基地，方能展開第三階段的作戰行動。換言之，皇家海軍的策略是香港一旦遭到入侵，英軍將通過新加坡的基地增援或重奪香港，而香港必須在戰爭爆發後盡量死守，直到皇家海軍抵達增援。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防務問題便備受軍方關注。早在《華盛頓條約》簽訂之前，英國陸軍部便開始研究香港的防守策略。起初，英國陸軍部認為香港太接近日本的勢力範圍，根本無法抵禦日軍入侵，只能棄守。然而在1925年，英國陸軍部仍電令香港總督司徒拔爵士及駐港英軍，檢示香港的防衛能力。港府在1926年向倫敦提交報告，指香港海灘甚多，難以防守，故此防衛目標應限於阻止敵軍使用海港。報告同時建議軍部向香港增兵至四營正規軍，以及派駐18架飛機。這些討論釐清了當時香港防務的戰略目標。
雖然英國在一次大戰結束後的1920年代尚未計劃再度擴充軍力，但英國政府及軍部俱同意在不違反《華盛頓條約》的前提下，適度增強香港防衛。在總督金文泰任內，香港政府有意發展航空業，而當時持有啟德土地的「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在開發該片土地為大型商住項目時陷入經濟困難，港府及軍方俱認為啟德土地適合作為機場，港府於是在1927年出資收購整片啟德土地。為因應日本陸軍飛行第8聯隊於1927年5月進駐台灣高雄，皇家空軍也於同年進駐香港，但當時駐港空軍只能使用水上飛機。受制於《華盛頓條約》，軍部不能在香港建築空軍基地，所以先由港府在啟德興建供民航用途的機場，啟德機場於1929年啟用，該機場由海事處的前身「船政廳」管理，但同時供軍方飛機使用，之後在機場的東側設置啟德空軍基地，基地設施在1930年代中期陸續落成，啟德成為軍民兩用機場。
雖然司徒拔報告建議將香港的防務集中於固守香港島，但英國參謀長委員會的戰爭計劃小組卻另有打算。小組在1927年提議將香港的防線延伸至包括九龍半島在內，可提防日軍採取攻打旅順港的策略，先佔據九龍的山地並架設大炮，再從九龍的高地炮擊維多利亞港及香港島，因此有必要在新界及九龍之間設立防線，方可保障維多利亞港及海港兩岸的設施如太古船塢的安全。小組亦重申香港是皇家海軍在遠東的重要前哨基地，故此香港守軍必須堅守45至55日，令皇家海軍有足夠時間調動艦隊到香港增援。小組後來在1930年及1934年分別兩次提交相近的報告，促成在1936年建造醉酒灣防線。這道防線橫貫九龍山脊，是英國在戰間期少有的海外大型防禦工事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