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
董作賓(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3日)[1][2],原名作仁(入學後名),字彥堂,號平廬。男,河南南陽人。知名文史學者,在考古學、殷商史、文字學、書法及篆刻藝術等方面頗有貢獻。
董作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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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 男 |
出生 |
大清河南省南陽府南陽縣 (今南陽市) | 1895年3月20日
逝世 |
1963年11月23日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 | (68歲)
籍贯 | 河南南陽 |
研究领域 | 中國上古史、甲骨學、考古學 |
配偶 | 熊海平 |
儿女 |
董玉京(次子) 董敏(三子)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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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涯 | |
职务 | 中華民國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
曾任福建私立協和大學、國立中州大學教授,國立中山大學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授。1951年1至1955年8月,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3]
目录
生平
1923年入新成立的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開始研究甲骨文。1925年,至福州,任協和大學國文系教授,翌年改任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1927年,南下廣州,任中山大學副教授。
1928年,受聘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員,前往小屯調查。史語所從該年至1937年,針對河南安阳殷墟發掘甲骨15次,董作賓參加了前7次和第9次發掘[4],將收集到的甲骨文分為五期:盤庚武丁時代、祖庚祖甲時代、稟辛康丁時代、武乙文丁時代、帝乙帝辛時代[5]。被譽為甲骨學四堂之一。
1948年回國。[6]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臺。
1950年擔任《大陸雜誌》發行人並編《臺大文史哲學報》。
董舉家來台之後,生活貧困,家中十餘口,食指浩繁[7]。
1955年8月,他应香港大学之请,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8]。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力邀董作宾返台,史语所成立“甲骨学研究室”[9],由董作宾担当主任主持工作。
主要成就
第一届院士
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并提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为该校中文系讲授古文学,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1950年,他和友人一起创办《大陆杂志》,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发表《武王伐纣年月日考》一文。1951年后,先后编著出版了《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8月,他应香港大学之请,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编写工作,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基、新亚、珠海三书院的教授。此间,他完成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
1949年后到台湾,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语言所所长、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等。
著作
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计约200篇,内容除甲骨学外,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台北世界书局和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学术论著》和《平庐文存》。1978年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先生全集》,分甲、乙编,共12册。董作宾书法及篆刻作品今存《平庐印存》一册。
其他作品有:《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1924)、《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年)、《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1951)、《中国年历总谱》(1956,中英文对照)、《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
1928年-1934年,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由他主编的《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13047片。1931年,他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
1933年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证了甲骨断代学说,确定了甲骨文的10项断代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董作賓以十年時間研究,於1945年出版《殷曆譜》一書,根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建設殷商年代學,成為當時「古學之最高峰」。[12]
考古
1928-1934年间,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由他主编的《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 13047 片。1931年,他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由“贞人”(他把“卜问的人”称为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 。
甲骨文
除了考古学外,董作宾对中国甲骨文的研究有卓然贡献,并显赭于国际间,学界把他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他对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包含:大龟四版与贞人的发现;十个断代标准的提出;殷历的建构,着有《殷历谱》;甲骨文字的考释与解读;殷代地理的推测及制度的研究等。从比较么些文字与埃及文字中,他证明甲骨不是造字的开始,而有更遥远的源头,这除了对文字学的影响外,也开拓了古代文化研究的另一途径。
参考文献
- ↑ 農曆生日為三月初一。
- ↑ 董作賓的個人資料 -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生於南陽自宅。
-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届所长">
- ↑ 石璋如:〈董作賓先生與殷虛發掘〉
- ↑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
- ↑ 6.0 6.1 〈飛渡太平洋〉作者董作賓傳略,載梁容若、齊鐵恨、何容、洪炎秋編《古今文選註》第三十七期,台北,國語日報社,1952年6月2日。
- ↑ 岳南《南渡北歸》:“董作賓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兼課後,有幾位要好的同事經常看到他每次下課回家,都從校內的小賣部買一包花生米邊吃邊走,且吃得很香甜的樣子,就問他為何總是買花生米吃?董說講完課後肚子就有點餓,吃幾個花生米充饑,別的買不起,花生米便宜些。對方不解地問,為何不拿到家中再吃?董一邊用手指捏著花生米往嘴裡送,一邊不好意思地笑笑說:‘我家食指浩繁,拿回去,這包花生米就不是我的了。’”
- ↑ 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 ↑ 据石璋如说:“就编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组,是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不过这时我们也没有想太多。”李敖曾表示:“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 ↑ 據石璋如回憶:“到11月23日,董作賓先生也過世了,恰逢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身亡日,我們說董先生是大人物,能與甘迺迪同日過世。董先生的身體底子並不壞,只是不愛運動,而且董先生既忙著《大陸雜誌》社的事,又擔任所長,去香港任教回臺又擔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勸他裝假牙,但他忙到沒有空去。牙齒不好就吃不好,連帶消化不好影響建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齒的問題,身體就容易養好了。”(《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 ↑ 董作賓(已故)的個人資料-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網站
- ↑ 傅斯年:〈殷曆譜序〉,《傅孟真先生學術論文集》(香港:龍門書店,1969),頁263-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