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洛

罗宗洛院士

罗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谱名启元，字涧东，浙江黄岩人，中国植物生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

罗宗洛
性别	男
出生	1896年3月26日 清朝浙江省黄岩
逝世	1978年10月26日(1978-10-26)（82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教育程度	上海南洋中学毕业（1917年） 日本仙台旧制第二高等学校（东北大学前身）毕业（1922年） 北海道帝国大学毕业（1919年） 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1930年）
职业	植物生理学家
经历 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国立暨南大学理学院教授兼中华学艺社总干事 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国立台湾大学代理校长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后改名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代表作 《植物生理知识》 《回忆录》

目录

生平

早年

旧制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仙台旧制第二高等学校卒业、北海道帝国大学本科卒业，1930年得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 1940年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其间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台湾

接收台北帝国大学

台北帝国大学由国民政府负责接收，国府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兼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派他主持接收工作。1945年10月17日，罗宗洛主任委员和陆志鸿、马廷英2位接收委员到达台湾，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3位接收委员随后赶到。1945年11月15日与前台北帝大总长安藤一雄完成接收手续。由于5位接收委员未有学医学及文学、社会科学的委员，10月19日加聘第1位台湾人委员杜聪明医生，以及留学日、美的台湾人林茂生（专业是哲学和教育学）为接收委员。接收情形：杜聪明接收医学部，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接收理农学部，陆志鸿和马廷英接收工学部，陈建功为教务长， 陈兼善为总务长。

国立台北大学

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后，暂名“国立台北大学”，并于1946年1月正式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由教育部直接管理。行政长官公署11月成立大学校务委员会，聘罗宗洛、马廷英、陆志鸿、杜聪明、林茂生、范寿康、赵廼传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罗宗洛、范寿康、杜聪明3委员为常务委员。（罗、马、陆、杜、林是原接收委员，赵迺传是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兼教育处处长，范寿康是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兼图书馆馆长，1946年1月16日赵辞处长职，范寿康馆长兼教育处处长）

国立台湾大学代理校长

1945年11月23日，候任校长陈大齐不愿接任，罗向朱家骅推荐章鸿钊或陈建功，朱在12月4日电请罗出任代理校长。

行政院核定校名国立台湾大学。

台大概况

此时期，台大分为六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原本没有法学院和理学院，法学院是由文学院下的政学系扩充，理学院则是努力凑齐资源建立的。除了六学院还有三个研究所(热带医学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在研究所内进行研究的都是日本名流，大多是45~55岁的学者。

台大沿用日本的讲座制度：每一系设立一至七个讲座不等，每一讲座，上面有一位教授一位副教授，下面有讲师助教等，大约十个人组成。每个系有自己的经费和预算完全独立，教授可在本系经费的范围内自由购买设备。而学校的经费分配医学院占二分之一，农学院占四分之一，其馀占四分之一。而学校的经费每年由国家支给，约合法币二十万万元，相当于当时十二个国立中央大学的开支。至于台大附属的设备的收入(例如其附属医院)，则缴交国库。也因为这样的经费制度，台湾大学的设备较当时中国其他大学还要完备。

罗宗洛代理校长的行政团队

• 教务长陈建功（1946年4月9日辞任离台，由戴运轨接任）
• 总务长陈兼善（达夫，同时是陈仪班底，兼行政长官公署博物馆馆长）
• 医学院院长杜聪明（同时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和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
• 理学院院长苏步青（兼数学系主任，1946年4月辞任离台，同年4月9日由沈璿接任）
• 工学院院长陆志鸿（筱海，1946年2月辞任，由魏喦寿接任）
• 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兼昆虫学系主任，1946年4月辞任离台，由王益滔接任）
• 先修班主任林茂生（同时兼校务委员和代理文学院院长）
• 法学院院长周宪文（1946年2月5日聘任，同时兼南方人文研究所所长）
• 主任秘书周昌寿（颂久）
• 校务委员马廷英（同时兼地质学系主任和海洋研究所所长）

台大医院罢诊事件

1946年2月9日，罗代理校长因公（向国民政府述职）离台，陈建功教务长代理校长，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师争取聘书，3月19日到校长室陈情，与留守的周主任秘书发生冲突，于是提出〈要求书〉：“编制内员额补足”、“编制外无给职者发出委任状”。

3月22日早上起，台大医院停止门诊，3月27日提出“限大学于28日发出委任状”、“大学当局应改正其官僚态度”2项新诉求。

4月9日，罗代理校长回到台北，4月10日下午会见医师代表，接受发委任状和大学民主化的诉求。

离开台湾

罗宗洛与陈仪的教育主张冲突

1945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赴台接收; 与此同时，教育部长朱家骅亦调罗以教育部台湾区特派员身份，前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虽然蒋介石赋予陈仪在接收台湾的各项事务上有极大权力，但实际上接收后的国立台湾大学实际上是由教育部所直接管理，也因次造成之后罗宗洛和陈仪的摩擦。

对于接收台北帝大，陈仪主张“在教育上须一扫奴化主义，使台湾同胞恢复其固有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并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其主张包括“台大凡日籍教授除学术有特殊研究可留用者外，其馀教职员一律遣送回国”“经费不要浪费”“学术与企业密切配合”其目的在于尽快将台大从严重的日本化转到中国化来，而台大的教学科研目标主要是为台湾的恢复与重建直接服务。罗宗洛则有不同的见解。罗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场所，目的在于探求真理，为人群谋福利，而台大应该是为此目的而努力的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大学。当时的台北帝大可说与日本本土的帝国大学齐名，学术水准甚高，因此罗主张“先设法将台北帝大全盘接收下来后，稳定秩序，再逐渐将日本式的台北帝国大学变成中国化的台湾大学”。而这种见解得到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支持。

陈仪利用台湾民众反日情绪

战后初期的台湾大学，首先面临的便是师资问题。为解决师资问题，罗宗洛提拔与新聘台籍教师。据统计至1945 年底，共计新聘台籍教职员134 名，其中教授、副教授有28 名，但对偌大的台大而言，这点师资显然无法 保证其正常运行。因此留用日籍教师成为必然，然而罗宗洛的想法却遭到台大师生的强烈反对。台胞学生不愿再受日人之教，欲将日人在台势力一扫而光。但为不使台大教育程度降低，罗坚持留用日籍教师，最后台大留用日籍教授近90 名。在此时陈仪主张教授以不留用为原则，宣称师资应该用本国人，大量培养以备补充。这个看似爱国的立场，对于台大师生的反日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罗宗洛等人的工作带来极大的障碍。

行政长官公署与罗宗洛在台大人事方面的扞格

就台北帝大接收后的校长人选而言，陈仪在重庆时多次向蒋介石建言并谈妥以考试院考选委员许寿裳出任，但许寿裳身为鲁迅密友而被国民政府猜忌，陈立夫和朱家骅另派了考试院考委会委员长陈大齐为接收后的台大校长。因陈大齐事务缠身，便另派罗宗洛为特派员前去接 收台北帝大。而在人事与校务上，行政长官公署与罗宗洛存在诸多扞格。但在政治势力的压迫下，台大在人事、校务上不得不与现实趋近，罗宗洛欲维持学术独立、校务自主的愿望也就渐渐落空。

台大经费之困扰及罗宗洛之离职

接收后的台大既 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其经费自然应由教育部拨付。但是台大的经费实际应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拨款。罗宗洛请求行政长官公署拨款给台大，陈仪却一再拖延，进而成为离职的理由。

5月17日罗代理校长组成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常务委员是教务长戴运轨、总务长陈兼善和陈仪的代表范寿康（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杜聪明、林茂生等各院院长为委员会成员（校务委员）。

5月18日罗代理校长飞离台湾，到南京争取台大经费，7月1日回到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做所长。台大校务仍由以戴运轨教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代理，1946年8月13日交棒给新任陆志鸿校长。

辅助庄长恭校长

罗和母语闽南语的泉州人庄长恭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同事（当时庄是理学院院长），后来都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工作（庄是化学研究所所长，罗是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庄1948年6月1日上任台大校长前曾向他请问台大情况。

1948年8月1日庄第1次请辞回到上海（后被朱家骅慰留），请罗到台大帮忙，发给他台大教授聘书，1948年8月29日，庄、罗飞到台北（机上还有候任教务长卢恩绪、候任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候任哲学系主任方东美）。

1948年11月1日，罗宗洛教授做了台大第27次校务会议的主席。

1948年11月末，罗因家庭因素（金圆券造成的经济问题）回到上海，1948年12月7日庄永远辞职，回到中央研究院。

辅助傅斯年校长

1948年12月15日行政院发表傅斯年校长人事案，已接庄校长台大教授聘书的罗留在上海，处理中研院植物所所务。

1948年12月18日和12月22日，罗都写信给傅谈校务，18日信上说“弟徒有热忱，全无能力，台大堕落至此，弟深感责任。前次重到台湾，小住两个多月，虽竭我驽钝，终于一事无成，尤觉痛苦。”

1948年12月29日，傅校长写信请罗教授到台湾，1949年1月5日，罗写信给傅：“植物所无一人愿去台湾，上海各所亦皆不愿迁移，大家既愿意与所共存亡，弟何能独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1948年当选第1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罗，不愿随傅斯年到台湾，1949年5月27日与整个中央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上海。

1953年在上海筹建新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为首任所长。

1955年当选第1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到文化大革命前，罗在植物生理研究所先后亲自创建了水分、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等研究室。1972年罗恢复工作后，为尽快跟上科学的新发展，又积极筹划成立了细胞研究室，为开展植物细胞生物学研究打好基础。也因此现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已成为拥有众多人才、成果累累的全国最重要的植物生理学研究中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罗宗洛被下狱六年，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虽然隔离在监狱的地下室，他仍然顽强不屈，拒绝接受任何对他的不实指控，出狱后被监督劳动改造，直到四人帮瓦解才获平反，在劳改时仍用利用时间进行研究完成《植物生理学知识》，另《罗宗洛回忆录》与《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报告书》等作为“交代”的材料皆完成于文革期间，原刊于《植物生理学通讯》，后于2003年辑成《罗宗洛回忆录》。。

1978年罗宗洛于4月17日在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全体会议上做了贯彻大会精神的讲话，激动地表达大会和副主席邓小平的报告使他深受感动，并说：“我年龄大，有病的人，也下了决心，凡能够做的事，我决心尽力地做。”并结合研究所的实验提出一些需要著重解决的问题。但此后卧病不起，于同年10月26日在中山医院逝世。

学术成就

1925年首先提出细胞质等电点的多点论，研究氢离子浓度对一般植物的影响，以及研究植物的离子吸收机制。农业方面研究硝酸盐、铵盐作为农作物的氮肥，何者效果为好。进行了许多有关植物吸收铵根、硝酸根的实验，证实当时苏联科学院所研究出铵盐可作为氮源的论点，也提供了有关碳酸氢铵肥的科学依据，对1950年代中国的化肥厂、以及推广碳酸氢铵肥有重要贡献。

1934年罗宗洛在中央大学展开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尤其是无菌条件下玉米根尖的研究，以及叶提取物中是否存在“成根素”一类的生长促进物质。从1935年起，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当时Protoplasma杂志甚至邀请他撰写一篇综合性的论文。然而研究组织培养的工作却因为八一三事变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而停顿。

1940年起开始研究微量元素对于植物生理功能的研究，特别是锰对于植物繁殖上的影响，先后共发表了8篇论文。

1958年开始进行高等植物的辐射生理研究，研究如何减轻辐射伤害的方法。

罗宗洛对于农林业生产建设也有所贡献，1952年将盐土上常见的树木以及富造林价值的树种，在不同含盐量的土壤上进行播种、苗木移栽、根插、插枝等试验，选出耐盐树种再进行实地的试验。并在实验室中，探讨土壤盐分和水分对树木幼苗生长影响的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海南岛、广东等地大力发展橡胶树种植，但是发展橡胶林一直受到灾害的威胁。因此邀请罗宗洛进行研究，探讨植物的抗寒力，并提出解决的措施：1.不盖草；2.用飞机在霜降之夜低飞；3.环状冷死形成后，用乳液渗进木质部，塞住导管，使茎干慢慢干枯，防止干枯蔓延到下部环枯干的部位；4.设置活动霜棚；5.从优良母树选出耐寒力强的品种，杂交培育出抗寒的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