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樹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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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914年，燕樹棠畢業於北洋大學法科。1916年，燕樹棠通過清華學校專科考試，赴美國留學，先後入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學習，1917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學位（L.L.M.），1920年獲耶魯大學法理學博士學位（J.S.D.）。
回國後，燕樹棠歷任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暨系主任，武漢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暨第一任系主任（燕樹棠曾三次到武漢大學任職，三次均任系主任），清華大學法律學系、政治學系教授暨法律學系第一任系主任，西南聯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暨系主任、系教授會主席，先後主講過國際私法、國際公法、法理學、憲法、民法概論、民法總則等課。[1]
此外，燕樹棠還曾兼任中央法制局編審、憲政實施協進會會員、監察院監察委員、第一屆司法院大法官、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中國委員會第一屆委員、中華民國法學會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負責起草《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草案，參與修改並討論《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
-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燕樹棠曾狀告段祺瑞。
-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在中國的反內戰運動中，燕樹棠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體教授為11月25日地方軍政當局侵害集會自由事件抗議書》的八名起草委員之一。同年，一二．一慘案發生後，燕樹棠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法律委員會委員之一，對前雲南省警備司令關麟征、國軍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等涉案人員提起訴訟。
- 1949年後，燕樹棠在武漢大學法律系編譯室、武漢大學圖書館工作，並且兼任湖北省政協委員、湖北省政協政治學習小組副組長、中國對外文化協會武漢分會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會理事等職。在中共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燕樹棠多次遭到打擊迫害。最終獲得平反。[1]
- 1984年2月20日，燕樹棠逝世，享年93歲。[1]
生平[2]
燕樹棠是河北定縣人，1891年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燕友三是前清的舉人，京師大學堂畢業後留學東瀛早稻田大學學教育，回國後曾任過河北大興師範和順德師範的校長。
燕樹棠從小酷愛學習，讀書特別認真，早年考入北洋大學，1914年畢業後曾在北洋政府短期供職，後考取官費負笈美國，他先後在美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學習，1920年獲耶魯大學的法學博士。
那時留洋的莘莘學子很少羈留不歸，燕先生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回了國。當時蔡元培先生正在北大廣羅天下英才，燕先生受聘於北大，講授法律，和陳獨秀、胡適、王星拱等先生同時執教于沙灘紅樓。他篤信法律、法制，只講服務於國家和社會，當然也不相信共產學說。
晚年，他向他小兒子的同學談起民國初年的往事時，也一再強調法律和法制的重要。世界本應是參差多態的，那時的大陸實在是太單調了。
燕先生在北大講課非常認真，對學生也十分嚴格，從來就不苟言笑，學生都有點怕他。但他課講得好，聲音洪亮，講解細緻，沒有廢話，教學效果非常好，學生都喜歡聽他的課。他幹事規規矩矩、豁達大度，從不妒賢嫉能。1921年周鯁生先生回國受聘為北大法律系的教授，燕聽了周的講課並看了他的講義後覺得周講得新、講得好，立即將自己長期講授的課讓給了周講。此事周老先生一直耿耿不忘。
26年後，在武漢大學的燕老先生又將自己的授課讓給了剛剛回國的韓德培先生。他這種大家風範一直為北大、武大的教授們所稱道。
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創建初期，燕先生就來到了武昌東廠口的武大，住在武昌的曇華林。受國民政府大學院（後改為教育部）的委派，他和劉樹杞、李四光等人到東湖邊勘察過新校址。他是武大法律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和王世傑、王星拱、楊端六、周鯁生、皮宗石...等先生都是當時學生仰慕的名教授。
當武漢大學遷至山明水秀、清雅絕倫的珞珈山下時，他回到了北大並兼任了清華大學政治系的教授。9.18事變後，他積極投入了愛國反日的行列，參加了教授救國的團體。那時他和張奚若、梁思成、陳岱孫、金岳霖...等教授幾乎每個週末都去吉祥胡同聚會。7.7事變當天，一個留日的教授戴修贊告訴他，日本人來了一定會抓他。 7 月9 日他隻身一人離開了北平又來到了武大。三個月後其夫人才攜兒女隨流亡學生一起來到了武漢。1938年燕先生全家隨武大西遷樂山。
一年後北大、清華、南開等校在滇成立了西南聯大，聯大的法律系沒有大牌教授，校長蔣夢麟特將燕先生請去任系主任。此時燕先生家大口闊，拖兒帶女，生活已十分拮据。但他仍酷愛教職，連兼職律師都不幹。據西南聯大的校史中記載，抗戰時的聯大，教師生活相當困難，連法律系主任燕樹堂教授都靠擺地攤來補貼家用...此時燕先生患眼疾，當地無法醫治，又無錢去外地治療。他曾請皮宗石先生幫忙到教育部申請補助。後來一個學生資助了旅費他才得以去成都醫治。
1938-1939年燕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了《民法概論》《憲法》《法理學》《國際私法》《國際法》等課程。當時在“國際法”界，一直有“南周（鯁生）北燕之說。西南聯大校史中記載，燕樹堂教授是老國民黨員，他為人正直，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一貫要求學生認真的學習法律，以便實現以法治國。在他的主持下法律學系形成了一種崇尚公正、廉明和以法治國的好學風。
由於他秉性梗真、敢於直言，又是著名的教授和社會賢達，所以他一直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此外他還兼任監察院的監察委員，國民政府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的委員。但是因為他不信仰共產主義，崇尚以法治國，更反對戰亂。在國民參議會上他不僅與民社黨、青年党人有齟齬，而且與周恩來、董必武也常常爭執。前四十年，珞珈山下一直有周恩來說，‘燕先生的話比國民黨的飛機大炮還厲害’的軼聞。抗戰勝利後周鯁生回國任武大校長，他又將燕老先生請到了武大，此時他膺選為國民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周校長勸他不去南京，他說，“我去看看，寫兩篇文章就回來。”在寧只住了幾個月，他又回到了珞珈山下。燕樹堂教授治學特別嚴謹，從不輕易行文撰書，半個世紀以來，他除了撰寫過民法章節，參與過《法律適用條例草案》的起草以及參加編審六法全書以外，只發表過幾篇論文。燕老先生有非常完美和獨立的人格，除了認真教書以外，他很少與人交往，不嗜煙酒，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現在看來，這樣的人當法官真是太合適了。1949年國民黨去臺灣，杭立武給他機票，請他去臺灣。他不願離開大陸，當時的回答是，“我不想當‘白華’。”於是這位58歲的老教授就留在了武大。現在已無法得知那時他是如何估計以後的命運了，只知道他對家人說，我一輩子愛國，共產黨不會殺我，我不想坐到外國人的軍艦上去。
但是，解放初期，武大的軍管會就宣佈解聘三位大約是為國民黨效力最甚的著名教授，農業專家葉雅各、礦業專家曹誠克（勝之）和燕樹堂。
葉、曹兩教授學的是自然科學，離校就找到了合適的位置。燕老先生學的是法律，是‘維護反動統治的上層建築’，年紀又大了，簡直是被斷了生計。武大的一些老教授看不過去，大家請當時比較走紅的韓德培先生等人出面，向軍管會接收組長潘梓年、朱凡進言。理由是燕老先生一家八口，全靠他一人的薪水維持，老先生還有耄耋的雙親在京靠他贍養，如果解聘...相信他經過思想改造，會回到人民的立場上來云云。大概燕老先生也對過去進行了深刻的認識和檢查，軍代表開恩，他又被准許留校工作，住在特二區十八號。
燕先生留在了武漢大學法律系的編譯室工作，一個在課堂上站了三十個春秋的鴻儒被迫離開了三尺講臺，再也沒能回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肅反、鎮反...燕老先生都沒出大問題，大概他循規蹈矩、老老實實沒講什麼話，也沒上課，沒接觸多少學生，更談不上做學問了。那時他名義上還是湖北省政協委員、中國政法學會理事、中國對外文化協會武漢分會理事。他還有每月196元的工資，儘管家大口闊，但生活仍可平平。孩子們個個聽話懂事，學習上進。
1957年黨號召群眾幫助黨整風。燕老先生畢竟還是名人，五四時代的名教授，又被世人想起。光明日報等記者採訪了他。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慷慨直言，當時有人說黨群之間有牆和溝，他卻說，豈止是牆和溝，簡直是江河和城牆...是年武大法律系大部份的老師和學生被打成了右派，他當然也不能倖免。此時，燕老先生已是年近古稀的老者，他沒有象韓德培、程千帆先生那樣被送到沙洋、八裡湖去勞改。只是降了幾級工資（每月110元）到圖書館去整理資料，住房減少，遷至老二區十號。從此以後，中國可以抗衡的獨立知識階層徹底崩潰，人格的力量日漸萎靡。有人說，最強烈的抗議，最勇敢的誠實，莫過於活著，並且開口。也有人說，孤獨感是一種貴族化的情緒，不是庸庸碌碌之輩所能擁有的，它是上天的福賜。他從此沉默寡言，很少與人交談，碰見‘老’人也不招呼了。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等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到來時，他老人家已是一隻名副其實的‘死老虎’了。文化革命把一些沒有受過文明教育的人從因無知和無能所造成的碌碌無為的深井中釋放了出來。文革初期，他和武大的百餘名“牛鬼蛇神”被趕到東升公社去勞改。七十五歲的老人還要挖溝、挑土、睡工棚。那裡有人道。老人家牙不好，實在嚼不爛沒有煮爛的蔬菜，只有偷偷地找炊事員要鹹鹽拌飯吃。不知是上天保佑還是人性尚存，武大的紅衛兵小將沒有對這位老者施以肉體折磨，工宣隊也曾命令他去沙洋農場勞改，行李已打好，不知什麼原因又取消了。他家被趕到了東中區的一間房。他的孩子都已離家，最小的兩個也下了農村。那時，人和人的‘距離’確實太近。他家住房的空間小得驚人，兩張床L型交錯疊放。這樣孩子們回家才有睡覺的地方。此時燕老先生仍十分清楚、睿智，當孩子的同學來家，他高興時，還可向娃娃們講些當年陳獨秀、李大釗在北大的軼事趣聞。那時這位年已八旬老人每天的任務是在文科圖書館（原水工實驗室，現檔案館）掃地、洗廁所。每天到開水房將圖書館所有辦公室的開水瓶灌滿，以供小將們飲用。五十歲上下、有良心的武大人都可回憶起，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烈日炎炎，在行政大樓（原工學院）背後的山坡路上，都會看到一個高個瘦削、佝僂著背，戴深度眼鏡挑著兩個鐵皮水桶慢慢爬坡的老人。在那人心似鐵的年代，這已是相當仁慈了，比比武大活活被打死的張資珙教授，已經是天上地下的差別。就是這樣，燕老先生幹活仍一板一眼十分認真，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一直到大雪時老人上班摔斷了腿才停止送水。此時學校給他每月養家活口的工資是40餘元。幾十年來，他常常叨念的是，“天天寫檢查，有什麼用，有什麼可寫的，誰看？都是些廢紙。”“整我的人都是我的學生，我的為人，他們又不是不瞭解！又得到了多少好處！”
形勢稍稍寬鬆以後，燕老先生獲得了退休的待遇。他家搬到了稍寬一點的山下雞房改建的兩間平房中。年近九十的前法學教授還可以拄著拐杖站在馬路邊，看看來往的車輛和行人。在一個非道德的社會裡，道德的信守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一個人的精神世界越豐富，他的生存和幸福對外物的依賴就越少。晚年的燕老先生眼睛不好，已很少閱讀書報，但他常坐在籐椅上大聲背誦英語和古文。曾與燕先生兩度在北大和西南聯大同事的陳寅恪先生曾為王國維之死寫道，...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此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武大有許多不堪受辱的先生、女士、教授選擇了死亡，他老人家似乎從無此意，不知是何種想法、信念在支撐著他，這已永遠無法知道了。也許存在本身就有無窮的魅力，為此值得將虛名浮利、榮辱富貴全部放棄。在倍受煎熬和痛苦的武大學人中，燕樹堂教授可能是最耐磨、最長壽的一位了。儘管後來他有時神智不清，但他終究看到了人性的曙光，看到了多年鏽錮窗戶的開啟，也看到了神州的巨變和改革開放的希望。學校給他落實了政策，讓他搬到了新修的樓房裡。當劉道玉校長代表學校去他家宣佈為他平反、改正的決定時，他還會說，“我感謝黨，感謝學校和組織...我沒有什麼本事，我吃的糧食是農民種的，我住的房子是工人造的，我感謝工人農民兄弟...”這樣入時的話語。從此也可領略舊知識份子被改造的成效。
哀莫大於心死，1984年2 月 20日曾經是著名法學家的燕樹棠教授以93歲的高齡病逝於武漢大學南三區112 號的家中，學校在老體育館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
這位世紀老人年輕時昂首挺胸、暮年跌跌撞撞穿過了柔靡汙蔓的漫漫歷史，走完了自己嚴謹、尊嚴、坎坷蹭蹬的一生，包括在圖書館送開水，他先後在武漢大學服務了半個多世紀。老人去後，一位後輩學人哀思綿綿敬獻的挽聯上寫道：唯法是據唯民是歸一生政學無違誤；慎思所終慎念所遠百代兒孫有典型。
著作
- 燕樹棠，公道、自由與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