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階，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出生於中國四川省儀隴，中國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首、中華民國北洋政府陸軍中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階，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中國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首、中華民國北洋政府陸軍中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陸軍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北洋政府時期，被北洋政府授予勛五位、三等文虎勳章、陸軍中將軍銜。國民政府時期，抗日戰爭期間，被國民政府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軍銜。抗戰勝利勳章，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唯一同時指揮過國、共軍隊的軍事統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於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
目錄
人物簡介
１９２７年在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第九軍副軍長。１９２８年參與領導湘南起義，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同年４月，率起義軍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後改稱紅軍）第四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1930年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軍團長，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毛澤東一起指揮紅軍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1933年春和周恩來一起指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黨中央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嚴正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堅決擁護和支持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長征途中，對張國燾的分裂紅軍和叛黨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指揮（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任總司令）。轉戰晉察冀魯豫等省，建立和擴大抗日根據地。1940年冬，提出「南泥灣政策」，對發展大生產運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作出了重大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協助毛澤東組織指揮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隨後又和毛澤東一起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指揮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奪取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是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八屆中央副主席，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59年4月起任第二、三、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第一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在北京逝世，終年９０歲。[2]
人物生平
1886年12月1日生於四川省儀隴縣一個佃農家庭。1909年初到昆明考進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1911年10月在雲南參加辛亥革命武裝起義。1915年12月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戰爭。1917年7月任滇軍旅長，在四川參加反對北洋軍閥段琪瑞的護法戰爭。1921年春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1922年8月為尋求革命真理赴德國，在柏林結識周恩來和其他共產黨人，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德國格丁根市一所大學裡留學。1925年年內返回柏林，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執行委員，因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兩次被德國政府逮捕，並被驅逐出境。1925年7月到蘇聯學習軍事。1926年夏回國，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軍隊中進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培訓革命軍事幹部。
1927年7月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第九軍軍長。起義軍南下廣東後，主力在潮汕地區被國民黨軍隊擊敗，他率領餘部轉至湖南南部，發動農民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1928年4月率部萬餘人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隨即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他和毛澤東指揮部隊多次戰勝國民黨軍的「進剿」、「會剿」，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9年1月和毛澤東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進軍，為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1930年8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先後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長征途中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分裂共產黨和紅軍的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不久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率領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協同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取得平型關等戰鬥的勝利，爾後指揮八路軍各部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建立和擴大了許多抗日根據地。曾先後兼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和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指揮所轄部分國民黨軍隊與八路軍共同作戰，維護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局面。1940年5月返回延安，提出「南泥灣政策」，開展大生產運動，以打破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封鎖。1945年4－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解放戰爭中，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1947年3月同劉少奇等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他親臨華北前線指導作戰，取得了清風店、石家莊戰役的勝利，開創了攻克堅固設防城市的先例。在戰略決戰階段，他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1949年4月和毛澤東一起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長江南下的作戰命令，最後推翻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的統治。
他在長期的軍事生涯特別是革命戰爭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並逐步形成一整套適合人民軍隊建設和作戰需要的關於帶兵、練兵、養兵、用兵等重大軍事問題的理性認識。在中國紅軍初創時期，他同毛澤東共同總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成為紅軍游擊戰爭的基本指導原則。以後又寫了許多軍事論文，論述運動戰、山地戰、隘路戰、遭遇戰、追擊戰、襲擊戰、攻堅戰、殲滅戰等戰術思想，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在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連續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他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參與制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極其關心並積極主張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及時提出一系列正確的建軍方針和原則，對陸、海、空和裝甲兵、炮兵等諸軍兵種的建設和發展，對軍事院校工作和培養現代軍事人才等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為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他把更多的精力用於調查研究，對發展工業、礦業、農業、商業、外貿、財政、交通等項事業，都提出過不少中肯的意見和重要的主張。他一貫主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實行多種經營方式，主張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對於經濟建設中「左」的錯誤，提出糾正意見。建國初期，兼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為加強執政黨的建設，維護黨的組織紀律，克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保持黨的優良作風，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還多次出國訪問、會見外國領導人，增進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曾遭到林彪、江青集團的侮辱和打擊，但受到毛澤東的保護。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選集》。[3]
成就貢獻
朱德總司令與國防現代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朱德同志對於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就富有遠見卓識，並為此作了不懈努力。
國防是一個國家獨立自主的武力保障。在兩霸爭雄，戰爭不絕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的欺負，要保住革命的勝利果實，不能沒有現代化的強大的國防。國防現代化，包括了廣泛的內容，如先進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精良的武器裝備，高質量的教育訓練，科學的編制體制和兵員動員制度，完善的軍事設施、戰場建設和人防工程，良好的後勤供應和充裕的物資儲備，規模可觀的國防科研、軍工生產體系等等。朱德同志在這一系列問題上，都有深刻的論述和鮮明的主張，其中講得最多的是作為國防現代化主體和核心的軍隊現代化。
現代戰爭是前後方渾然一體的立體戰爭，是諸軍兵種一致行動的聯合作戰。因此，軍隊現代化，從編制體制上來說，首先要改變單一步兵、單一陸軍的狀況，建立和發展諸軍兵種及技術分隊，向「合成」方向發展。這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歐洲及太平洋戰場上已形成規模。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後，中國軍隊也有了初步的體驗；1955年，中國軍隊在解放大陳列島戰役中，組織陸海空軍聯合登陸作戰有了首次實踐。毫無疑問，軍隊合成的程度，諸軍兵種聯合作戰的總體能力，已成為衡量一支軍隊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標誌。建國之前，中國沒有空軍，沒有海軍，也沒有獨立的技術兵種。我軍要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完成現代化的建軍任務，就要儘快組建新的軍兵種，為「合成」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朱德同志多次指出，現在的作戰對象不同於國內戰爭時期的敵人，它有高度的現代化裝備，有很完善的諸軍兵種。應針對它們的編制和戰術來研究出有效的對策。他及時地向全軍提出了總結經驗，整頓編制，學會諸兵種聯合作戰的新任務。為了儘快使中國軍隊編制和戰鬥編成達到合成化，朱德同志親自抓了空軍、海軍、裝甲兵等軍兵種的組建工作，先後從陸軍中抽調大批骨幹充實到這些部隊，以欣喜的心情看待這些具有強大火力、突擊力和機動力的新軍兵種的誕生。他在各軍兵種所作的許多重要指示中，一再指出這是把我軍建設推向新階段的歷史性變革，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刻不容緩的大事。在此後的年月里，朱德同志在政務繁忙的情況下，仍一直關心着各軍兵種的建設和部隊合成作戰能力的提高。他還經常深入海邊防視察，對各總部、各軍兵種和院校，對國防科研和軍工生產，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朱德同志是善於把革命精神與求實態度結合起來的楷模。在經濟建設上，不贊成閉關鎖國；在軍隊建設上，不主張固步自封。50年代初期，中國生產力水平很低，軍隊的技術裝備有限，部隊成員絕大多數又是來自農民，再加上剛剛取得全國性勝利，幹部戰士很容易產生墨守陳規、因循守舊的思想，迷信自己的傳統。朱德同志敏銳地洞察了這一實際，及時教育部隊排除接受新事物、新知識的思想障礙。他強調指出，不能丟掉過去的優良傳統，也不能被過去的經驗所束縛。要發揚優良傳統，保持高度的政治素養、軍事素養，總結以往作戰的經驗，在此基礎上，虛心學習外國先進的軍事學術、國防科技和治軍方法，開闊自己的視野。同時，他還以嚴肅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求全軍同志在學習外國的時候，要緊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採取有選擇有創造的學習方法，不機械照搬，不盲目崇拜，不依賴別國，把學習外國的先進科學與自己的獨創相結合，闖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軍情的現代化國防之路。他號召大家，要把所學的軍事科學知識，創造性地運用到現代化國防建設、保衛祖國、維護世界和平的實際鬥爭中去，直到戰勝敢於來犯的敵人，以完成我軍光榮的歷史任務。
不能否認，武器裝備是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超級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愈演愈烈，各種大規模殺傷和破壞性武器大量湧現的當代，一定要加快研製和裝備先進武器的速度。擁有一定戰略核力量，既有對付敵人核襲擊的還手之力，又可滯制、反對核戰爭。但是，以過去的經驗和現代局部戰爭的經驗都證明，不管交戰雙方武器裝備的質量差別有多大，都抵銷不了戰爭的正義性，團結一致，訓練有素、英勇善戰，富有犧牲精神的部隊所擁有的強大力量的優勢。在朱德同志的軍事著作中，貫穿着人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的思想。早在1938年，他在《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國武器雖則落後，但使用武器的人不應當落後。
只要從政治、精神、戰術技術等各方面提高部隊素質，就能夠用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朱德同志在建國初期的軍事著作中，對提高部隊素質也作過許多重要論述。例如，他強調軍隊要堅決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一切聽從黨指揮；強調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克服個人主義；強調堅強英勇，臨難不苟，不怕勞苦，不怕犧牲，把革命英雄主義發揚光大；強調力戒驕傲自滿情緒，保持謙虛謹慎的美德，不斷增進軍內外團結；強調提高革命警惕，絲毫不鬆懈戰鬥意志；強調加強組織紀律性，加強部隊訓練，嚴格要求；強調勇敢加技術、勇敢加戰術等等。他的這些思想，對於新時期的軍隊建設，從總體上提高部隊戰鬥力，都是仍然必須遵循的原則。
朱德同志認為，科學是永遠向前發展的，國防現代化也不能停留在一個水平上。你趕人家，人家也在進步，稍慢一步就趕不上了，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鬆懈。朱德同志的這一思想，是極其光輝的。國防現代化是一個變化着的概念，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過程。一支軍隊是否現代化了，不能只用自己的今天同自己的昨天相比，更重要的是要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在國際上把大量新技術廣泛應用於軍事領域的當代，如果閉目塞聽，抱殘守缺，固守過時的概念，如果不及時研究和解決軍隊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必將導致不可設想的嚴重的後果。我們學習朱德同志的建軍理論和實踐，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習他大力提倡的「和社會一道前進」的進取精神，全面研究、隨時掌握武器裝備和作戰方法的發展規律和趨勢，加速國防科學技術的研究工作，增強訓練和戰備的科學性、計劃性、預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集中全軍同志的智慧和力量，為建設一支無敵於天下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而努力奮鬥。
朱德對三大戰役進程的科學預見
三大戰役是對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略決戰過程中所進行的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的總稱。三大戰役前後歷時142天，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154萬餘人，解放了東北全境、華北大部以及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為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全中國奠定了基礎。三大戰役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勝利，標誌着蔣介石20多年來在中國的統治行將結束。
當時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朱德，在解放戰爭包括戰略決戰中，是如何對三大戰役進程作出科學預見的呢？朱德立足於全國戰場，從戰略戰術方面對三大戰役的進程作了全面的預示。
預見三大戰役尤其是遼瀋戰役的具體進程，並指出中原戰場是決戰的戰場。
1948年8月23日，朱德在戰況匯報會上，就解放戰爭第三年的任務、戰略決戰的地點、時機和條件等問題發表了看法。他說：「中原戰場是決戰戰場。自古以來誰在中原取得勝利，最後勝利屬於誰的問題就能解決……」戰爭第三年的後十個月中，「軍事上我們希望解決傅作文，拔掉濟南、太原諸點，然後集中兵力繼續向蔣管區挺進……」「現在敵人在中原組織許多兵團，企圖同我們決戰，我們則不同他們決戰，因為時機還未到，過早決戰對我們不利。所以目前還只是同他們在中原進行一些機動作戰。我們要盡一切力量發展生產，準備物質條件（主要是炮彈、炸藥）。到條件成熟時再同他們在中原決戰。那時『啃不動的也要啃動 』，『拔不掉』的也要拔掉。」「對東北的敵人，我們不能讓他們進關。蔣介石說要守住長春、瀋陽，這很好。因為他們把這樣多的敵人放到這樣遠的地方，每天靠飛機運輸接濟，這就增加他們許多麻煩和消耗。如果讓他們進關。不論是增至華北或華中，都會增加我們不少的麻煩。」情況正如朱德分析的那樣，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野採取「攻濟打援」部署，經過八晝夜的攻堅，一舉消滅有十餘萬重兵把守和堅固設防的濟南城，標誌着人民解放軍開始突破帶決戰性的攻堅這一關，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與此同時、戰略決戰的第一個戰役遼瀋戰役正在激烈進行，東野主力長驅南下，連克綏中、興城、義縣，截斷北寧線，威逼錦州，形成了「關門打狗」之勢。
對東北和濟南等戰場形勢作了分析總結，並預示1948年是決定勝負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朱德在戰況匯報會上對各戰略區進行了分析。他說：「過去我們是怕東北的敵人進關，因為進關後，不管增加到哪裡對我們都是不利的。現在敵人已不可能進關，我們可以在東北將他們消滅。」朱德認為「打下濟南，對我們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業基礎進行生產。山東交通也很便利，有鐵路、運河，對今後支援大兵團作戰，是一個重要的大後方。同時我們可以騰出十萬餘人，再加上補充幾萬俘虜，足以對付南面的敵人。」接着，他還分析了今後戰局的發展趨勢：「華北最後的問題是解決傅作義……傅作義是比較不好打的，但我們還是一定能夠解決他。」「徐州方面，我們的力量可以消滅邱清泉、黃伯（百）韜、李彌三個兵團中的任何一個兵團。」他指出：「今年的任務是消滅敵人一百個旅。三年內要把解放軍發展到五百萬人。今年是決定勝負的一年，中原是決戰的戰場。」「敵人現在實行三角、四邊、十三點的計劃，這是美國人替他們制訂的，也是準備較長期實行的一個計劃。我們就要面對敵人這個計劃想些辦法打他們。」朱德在中央團校作報告講到戰爭形勢時還指出：「東北野戰軍很快就要進關，全國大反攻的時刻已經到了。」東北、華東戰場的進展一如朱德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東北野戰軍主力經過31個小時激戰，攻克了北寧線上的戰略樞紐錦州，取得了遼瀋戰役決定性的勝利。對此，朱德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感到無比興奮。他接着對下一步戰略發展趨勢作了預見。
對中原黃淮地區戰場作出預見，並預示1948年冬解決東北問題
1948年10月16日，朱德在戰況匯報會上指出：「現在打下錦州，他（指蔣介石）要撤也撤不出來了。錦州在戰略上意義很大，是關內與東北聯繫的補給與轉運基地……」「現在我們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打錦西，這比較好打；一個是打瀋陽出來的敵人。最好是打下錦西，使東北的敵人更加孤立。」「打下錦州，我們更好地取得了攻堅戰及攻取大城市的經驗。目前主要作戰在東北，形勢對我們有利，可以打幾個好仗，在今冬解決東北間題。東北解決了，我軍可以入關，最後解決傅作義。」「太原如果打下，戰略意義也很大。」「山東問題已經解決，只剩下一個青島。」「山東現在已經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許（世友）、譚（震林）可以會合打大仗（指華野內線部隊配合作戰）。徐州敵人三個兵團靠在一塊比較難打，如果能搞掉他一兩個兵團就容易解決問題。現在山東雖打了些大仗，但還不算決戰。」朱德還指出，今後要注意攻堅戰術，注意人員補充、收集物質資材、加緊兵工生產，加強政治工作，準備決戰。
戰事的經過印證了朱德的預見。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軍在遼西地區全殲了由瀋陽西援錦州的第九兵團廖耀湘部5個軍10萬餘人。 11月2日，再克瀋陽、營口。錦西、葫蘆島之敵海運南逃。至此，遼瀋戰役全部結束，東北全境獲得解放。緊接着，即11月6日，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聯合發起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進行之際，揮師入關的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也聯合發起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的發起、進行和結束，同樣在朱德預見之列。
對淮海戰役及全國決戰進行預測，並預示傅作義部最終將被殲滅
1948年11月26日，當戰略決戰全面鋪開之際，朱德在戰況匯報會上說：「我們正以全力與敵人進行決戰。二十年來的革命戰爭，向來是敵人找我們決戰。今天形勢變了，是我們集中主力找敵人決戰。東北決戰已把敵人消滅了，現在，正在徐州地區進行決戰，平津決戰也即將開始。」⑦在徐州地區，黃百韜兵團被殲後，我主力已南下打黃維兵團。「黃維、李延年、劉汝明三部解決後，徐州敵人也跑不了……」在華北方面，「傅作義比較聰明，但他的家務只有這麼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結果仍逃不出被殲的命運。」⑧最後他強調，「我們的勝利已經肯定了，但勝利中還有困難。要在新解放區迅速把群眾組織起來，恢復生產，以便支持大軍繼續前進，直到解放全中國。」⑨淮海戰役中的國民黨兩大主力被殲，實現了朱德所設想的我軍可以吃掉敵人兵團中的任何一個；平津戰役中，朱德分析傅作義固守平津是符合實際的，而傅逃不出被殲的命運亦如朱德所虞。
從1945年5月23日到11月26日，朱德對全國的局勢作了客觀全面的分析，尤其側重對東北、華北、中原、華東地區，又主要是對東北野戰軍、華北軍區、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的分析，這實際上就是對三大戰役進程的預見。朱德在三大戰役發起前夕和進行過程中，以高超的軍事謀略和精妙的指揮藝術對全國各戰略區尤其是華北、東北、中原、華東戰略區所進行的科學預見，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進程。
個人著作
《朱德選集》
朱德的著作選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8月起在全國公開發行。收入朱德1927～1962年的重要著作，共65篇，其中32篇是第一次公開發表。選集選入朱德從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著作6篇，集中反映了朱德運籌帷幄，指揮作戰，精心研究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加強紅軍建設的理論建樹。選入抗日戰爭時期著作17篇，深刻闡述了抗日戰爭的軍事路線、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和人民戰爭的戰略策略，提出了一整套帶兵治軍的方法，豐富了毛澤東關於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
選入解放戰爭時期著作16篇，除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內容外，還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經濟建設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著作26篇，提出了一系列加強人民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原則和措施；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發展經濟的建議；闡述了加強執政黨的建設的重要性。
詩詞作品
太行春感 （1939年春）
為堅持華北抗戰題詞寄語蜀中父老（1939年）
出太行（1940年5月）
和董必武同志七絕五首
贈友人（1941年）
游南泥灣（1942年7月10日）
和郭沫若同志《登爾雅台懷人》
和董必武同志《三台即景》
步董必武同志原韻兩首
感事八首用杜《秋興》韻·冀中戰況
賀晉察冀軍區殲蔣第三軍
新農村
十月戰景
攻克石門
戰局時局
寄南征諸將
寄東北諸將（1947年11月）
賀董老六三大壽並步原韻（1948年2月）
車過圖們江懷朝戰（1952年9月）
過五指山（1957年1月18日）
六連嶺（1957年1月23日）
昆明感懷（1957年2月23日）
紀念八一（1957年7月）
井岡山會師（1957年7月）
登石門山（1959年1月23日）
從化溫泉（1959年1月27日）
和何香凝主任《農村》原韻二首（1959年2月2日）
和郭沫若同志《春節游廣州花市》（1959年2月）
游七星岩（1959年2月17日）
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廬山》（1959年7月7日）
和毛澤東同志《登廬山》原韻（1959年8月11日）
花溪（1960年2月29日）
上東山（1960年3月2日）
登南高峰（1960年6月22日）
飛過泰山（1960年6月28日）
看西湖茶區（1961年1月26日）
登西湖北高峰（1961年1月27日）
游閩江（1961年2月2日）
游鼓山（1961年2月4日立春日）
和謝老《泛舟古田水庫》原韻（1961年2月8日）
經閩西感懷（1961年2月9日）
三明新市（1961年2月12日）
南昌過春節（1961年2月15日）
游越秀公園（1961年3月3日）
辛亥革命雜詠（1961年10月7日）
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五周年
晚年生活
朱德突然受到毛澤東嚴厲的批評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對於長年在群眾中開展調查研究的朱德而言，不能不引起深思。朱德已覺察到黨在指導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他是力主糾正者之一。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和定調讓朱德始料未及，同時對毛澤東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
然而，誰也沒料到，在一周後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一大批領導人被列入彭的「俱樂部」。朱德雖能倖免，卻遭到自與毛澤東合作以來一次較為嚴厲的指責。
1959年的秋日來臨前，朱德感到有一種肅殺的氣氛。許多老戰友、好同志突然成了「反黨集團」的成員，一直韜光養晦的林彪則成了毛澤東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經過幾十年的合作後，毛澤東第一次用不尊不敬的評語點了他的名。更為具體的是，中央軍委為此作了調整：毛為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副主席，朱德為常委。
「九大」前夕，他已進入「黑名單」
1961年春，中央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之後，朱德的臉上充滿了笑意。特別是國家開始實施第三個五年計劃，周恩來在第三屆人大上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時，他的心情特別好。然而，誰又能料到，一場「中國式的鬥爭」已悄然興起……
一天，朱德在林彪的一份講話中看到這樣一段話：「在我們元帥中間，除了彭德懷之外，朱老總也不好，賀龍是最不好的一個……」
「看來，這次要打倒一大批了！不僅有老紅軍，就連抗戰這一批也保不住了！」朱德從一開始就像一個智者預見到了未來。
自從「文革」發起後，經康克清相勸，朱德搬到了玉泉山。那天晚上，朱德預感到有事要發生，難以安眠。果然，秘書告訴他，康克清打來電話，讓他回中南海家中一趟。回到中南海，就看到門口橫七豎八地貼滿了大標語。他借着燈光，看清大門上貼着一張「勒令書」：
「勒令大野心家、大軍閥向革命群眾交代你的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無語，只是苦笑。他進屋坐在沙發上，聽康克清講述下午發生的事情：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將朱德的住所團團圍住，一邊喊口號，一邊讓他出來交代反黨罪行。折騰半日，看沒有什麼結果才不得不收兵。據說，當天下午，住在中南海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除毛澤東、周恩來家外，劉少奇、鄧小平、朱德幾家都遭到了衝擊。
「九大」召開前夕，康生親筆寫給江青一封密信，把朱德等134名八屆中央委員誣衊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與此同時，林彪一夥還到處宣布不投「老右傾」的票。
情況傳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歷來主張就是對立面也可以進中央。他在會上提到朱德、陳雲等人時稱：「功勞也有，錯誤不少，檢查甚多，但別人不滿意，我看算了，夠了，看行動了！」他主張把這些人選到中央委員會：「不把幾個犯錯誤的老同志選進去不好，黨內有幾個反對派有什麼要緊？你反你的嘛！」
朱德在九大上勉強進了中央委員會。後來，迫於朱德的威望和毛澤東的干預，朱德最後還是進了中央政治局。
元帥居然得不到醫院的治療
政治上整不倒，林彪、江青一夥就從肉體上對八十多歲的朱德進行折磨。朱德尿糖原本就高，身體一度很壞，而林彪則指使總後不給其認真治療。
據朱德原警衛員陳鳳歧等人回憶，301醫院對朱德的治療採取了百般刁難：其一，有的護士在朱德起床打針時，將被子一撩，使病人露出半個身子，故意凍他；其二，朱德心臟不好，血壓高，年齡大，住在醫院南側，應開南邊電梯，但醫院怎麼也不同意給其方便，只有轉到北邊電梯。而北邊電梯遇到有黃、吳、李、邱在這裡時，別人都不能用，朱德知道後每次都步行下樓；其三，黃、吳、李、邱稍有不適就去301醫院，名為治療，實則休息，醫院都加特護。而朱德這麼大年紀，從未給予過特護，有時連找人都難……
秋日的一天下午，朱德起床後忽然咳嗽不止。他站起來試圖走幾步，但由於氣喘不上來，兩腿發軟，身體漸漸下蹲。由於朱德體重，康克清扶不住，一下摔倒在地上，立刻滿臉發紫。大家馬上尋找醫護人員，但一個也未找到。幸虧朱德生命力頑強，一會兒恢復了血色。事情過後，醫護人員也未及時處理，仍不給予特護。
那一階段，朱德身體幾次出現危險。
就在他摔倒之後不久，有兩次去洗漱間，又一次摔倒，並造成骨折。如此重大事故，醫院也沒追查原因，還是不增加特護，任其遭受痛苦。眼見這種情形，陪護的警衛員直流淚，只好動員朱德回家休養。
1969年10月20日，朱德被下放廣東從化。一到從化，有人就向他們宣布了活動範圍：「往東，不要越過小橋到河東；往西，不要越過梅林哨所後山……」一系列禁令，——美其名曰：「為了保護首長安全。」
廣東的下放是一段不愉快的記憶，好在時間並不長。1970年7月，周恩來突然給朱德打來電話，為了籌備四屆人大會議，要他即刻返京。
元帥被遺忘在大會堂讓冷氣凍病
1976年1月，周恩來去了，鄧小平又受到批評，同時毛澤東那裡又報來病重的消息，「四人幫」篡黨奪權活動驟然加劇，朱德心急如焚。在這歷史鬥爭的緊急關頭，他本來無力的雙腿硬是站了起來。他再一次作出了一個決定：分擔毛主席晚年的工作！
這不是一個普遍的決定，這是一個老帥在民族危難時刻，不顧90歲高齡掛甲出征。這是人類絕無僅有的先例，也是人類最高境界和信仰促成的責任。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時來到人民大會堂。這天的日程安排是會見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會見時間到了，但外賓還沒到，外交部也沒來消息，朱德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工作人員四處打聽出了什麼問題，最後才被告知，會見的時間推遲了。
這是一個無法原諒的錯誤。作為國務和外事安排，都具有嚴格的程序，時間都在分秒控制。但在那特殊歲月，「四人幫」忙着爭權奪利，全國上下都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剛剛開始的整頓又在回落，外交部門形成的一套嚴謹制度也受到影響。堂堂全國人大委員長、共和國元帥，竟被冷落在大會堂休息里，會見推遲竟無人告知！
這次，他在冷氣開放的大會堂待了近一個小時。7月6日下午，由於感冒引發併發症，90歲的朱德走完了坎坷而輝煌的人生旅程，完成了他「革命到底」的偉大夙願！
大事年表
1886年—1909年
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一個佃農家庭。
1892年入藥鋪埡私塾讀書，取名代珍。後改讀於地主丁家私塾。
1896年遷居大灣後入席家碥私塾，取字玉階。
1905年參加縣試、府試，改名朱建德。秋，清政府詔令自丙午（1906）年停止科舉考試。
1906年先後進入南充縣高等小學堂、順慶府（今南充市）中學堂學習。次年考入四川省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
1908年畢業後到儀隴縣高等小學堂任體育教習。
1909年到昆明，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改名朱德。冬，加入同盟會。次年夏，因學習成績優秀，被選送特別班。
1911年—1920年
1911年8月，從特別班提前畢業，被分至雲南新軍左隊。見習期滿後，任司務長。10月，參加雲南響應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義」。後隨雲南軍政府派遣的援川軍入川南支援反清鬥爭。
1912年任雲南陸軍講武學校（原講武堂）軍事教官。
1914年調往雲南邊境駐防。先後擔任營長、副團長、團長。期間，在與土匪作戰中，逐漸摸索總結游擊戰經驗。
1915年12月，率部赴昆明，次年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戰爭。在作戰中，採用靈活機動的戰術，以少勝多，驍勇善戰，屢建戰功。
1917年7月，參加反對段祺瑞毀棄《臨時約法》的護法戰爭，任滇軍旅長。
1920年在駐防四川瀘州期間，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的啟發，逐漸認識到「老的軍事鬥爭的辦法行不通」，必須尋找一條新的救國道路。和摯友孫炳文商議，準備出國考察。
1921年—1930年
1921年春，隨入川滇軍返回昆明，驅逐雲南都督唐繼堯。在同事們的挽留下，暫時放棄辭職離滇的請求，擔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官。
1922年1月，調任雲南省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3月，因唐繼堯糾集舊部返回雲南，被迫逃離昆明，輾轉回川。7月，到北京與孫炳文會合，籌辦出國事宜。8月，到上海先後會見孫中山、陳獨秀等，並向陳獨秀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遭到拒絕後，和孫炳文離滬赴歐洲考察。10月，在德國柏林會見周恩來。11月，經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在德國哥廷根留學時的朱德抵德國哥廷根。1924年進入大學學習，並領導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會。
1925年在德國期間，接受馬克思主義，並表示「歸國後即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因參加革命活動，曾兩次遭柏林警察當局逮捕。7月，由德國赴蘇聯學習軍事。
1926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安排下，回國參加北伐革命。7月，赴四川萬縣動員川軍楊森部易幟以策應北伐。9月，和陳毅一起領導萬縣各界群眾開展反抗英軍屠殺中國民眾的運動。同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11月，和楊闇公、劉伯承共同組成中共重慶地委軍委會，策劃在四川省瀘州、順慶舉行武裝起義。
1927年1月，根據黨的指示，赴江西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任該團團長。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長。6月，因朱培德在江西「清共」，離南昌赴武漢。7月中旬，奉黨中央指示，返南昌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隨後任第九軍軍長，率起義軍先遣部隊南下廣東。10月，在廣東三河壩與敵激戰，後率起義軍主力餘部轉戰贛粵湘邊境。期間，對部隊進行思想、組織、紀律整頓，堅持游擊戰爭。
1928年1月，領導發動湘南起義。4月，率部萬餘人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隨即組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稱紅四軍），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在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和毛澤東等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決，並取得了五斗江、新老七溪嶺、龍源口等戰鬥的勝利。
1929年1月，和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以武裝鬥爭發動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擴大紅軍力量，開創工農武裝割據新局面，為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打下基礎。
1930年6月，在福建長汀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一軍團），任總指揮。開始由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8月，在湖南瀏陽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任總司令。後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國紅軍總司令。
1931年—1940年
1931年和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三次大規模「圍剿」。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紅軍問題報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軍事人民委員，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3年3月，和周恩來率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9月，國民黨軍發動第五次大規模「圍剿」，共產國際派遣的軍事顧問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後，採用錯誤的戰略戰術。
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紅軍建設》的報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0月，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1935年1月，出席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議決定仍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8月，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軍北上，朱德率紅軍總部隨左路軍行動。9月，張國燾堅持南下的錯誤方針、另立中央。朱德和劉伯承一起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行為進行不妥協的鬥爭。
1936年6月，促使紅二、六軍團北上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甘孜地區會合，再一起北上。10月，率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1937年紅軍時期的朱德7月，全國抗戰開始。8月，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不久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9月，率部赴山西抗日前線，和彭德懷部署平型關戰役，後又配合忻口會戰，並指揮八路軍各師實行戰略展開，挺進敵後開闢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
1938年2月，率八路軍總部向太行山區挺進。3月，就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4月，指揮八路軍和部分國民黨軍粉碎日軍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九路圍攻」。同年發表《論抗日游擊戰爭》，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1939年3月，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指揮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反「掃蕩」鬥爭，粉碎日軍對太行山根據地的第二次「九路圍攻」。
1940年3月，指揮八路軍打退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5月，返回延安。7月，和彭德懷、左權聯名部署「百團大戰」。冬，為解決邊區嚴重的經濟困難提出軍墾屯田政策。
1941年—1950年
1941年春，親自勘察南泥灣，並號召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
1942年5月，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年，參加延安整風運動。
1943年親自朱德元帥主持、指導陝甘寧邊區駐軍的生產運動，提倡開展生產競賽活動。
1944年10月，和毛澤東聯名發布《關於華北準備反攻工作的指示》。
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8月，日本政府宣布要求投降。以延安總部總司令名義向解放區抗日部隊連續發布七道命令，準備受降。9月，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和劉少奇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內戰。和毛澤東發表聲明：我軍將堅決採取自衛手段。12月1日，六十歲誕辰，中共中央為其祝壽，毛澤東題詞：「人民的光榮」。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攻延安。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和劉少奇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工作。10月，和彭德懷聯名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協同解放軍「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11月，親自籌劃、指導石家莊戰役，開創對大中城市進行攻堅戰的先例。
1948年年初，主持召開華北各解放區軍工會議，提出要大力發展兵工生產，為戰略進攻提供軍火保障。5月，赴華東野戰軍指導工作。秋冬，協助毛澤東指揮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1949年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致閉幕詞3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會後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4月，和毛澤東聯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9月，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10月1日，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同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1月，兼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0年10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10月至12月，赴山東、東北等地向即將入朝作戰的志願軍部隊作動員報告。
1951年—1960年
1951年9月，出席中央軍委召開的各兵種、各軍區軍事幹部集訓會議，作《統一訓練計劃，加速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講話。
1952年3月5日，致函周恩來，建議在清明節動員全國黨政軍民都種一天樹。8月至9月，到東北三省視察。
1953年2月，致函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把組織和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12月，出席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致開幕詞。
1954年4月，到南京軍事學院監督第一期畢業學員舉行國家考試。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到中南、華東、華北等地視察。8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訪問朝鮮。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並接受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2月至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先後訪問羅馬尼亞、民主德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蘇聯、蒙古等國。
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957年3月，致函黨中央、毛澤東，建議軍工、民用生產相結合。年內曾到湖北、廣西、廣東、雲南、四川、陝西、黑龍江、吉林、遼寧等省、自治區視察。
1958年1月，發表《勤儉持家》一文，指出社會主義實行的按勞分配原則並不是「吃大鍋飯」。年內到華東、華北、西北、新疆、中南等地視察。
1959年3月，率中共代表團訪問波蘭，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匈牙利。4月，出席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7月至8月，出席廬山會議。後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受到林彪的攻擊。年內曾到廣東、湖南、上海、山東、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西、甘肅等省、市視察。
1960年到上海、廣東、湖北、陝西、貴州、四川、山東、浙江、安徽等省、市視察。致函黨中央、毛澤東，提出農業生產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強求一律。
1961年—1970年
1961年朱德閒暇時修剪蘭草[17]年內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四川、陝西、河南、河北等省、市視察。致函黨中央、毛澤東，建議停辦農村公共食堂，恢復集市貿易。
1962年1、2月，出席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年內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東、陝西、四川、雲南、湖北、天津、江蘇、廣東等省、市視察。致函黨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見，認為對農民限制得過死，影響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1963年年內曾到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陝西、四川、河南、江蘇、安徽、山東、天津等省、市視察。致函毛澤東等，提出應當十分注意發展經濟作物，發展集體副業和社員的家庭副業。特別是山區和丘陵地區，搞多種經營的門路很多，應大力恢復和發展。
1964年年內到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貴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市、自治區視察。12月，主持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繼續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965年年內曾到廣東、四川、雲南等省視察。12月，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發言指出，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就不能發展了。
1966年1月至3月，到山東、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等省視察。 5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受到錯誤的批判。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再次受到錯誤的批判。
1967年1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發言中指出，現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壞生產的程度，要注意解決。同月，受到江青一夥指使下的造反派的攻擊。
1968年10月，出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會上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攻擊和誣衊。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在「加強戰備」的背景下，被疏散到廣東從化。
1970年7月，從廣東回到北京，籌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8月，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
1971年—1976年
1971年朱德晚年標準照 10月，致函黨中央、毛澤東，表示擁護中央對林彪反革命集團採取的措施。
1973年8月，出席中共十大。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1974年8月，在秦皇島視察海軍艦艇部隊。
1975年1月，主持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繼續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
歷史評價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波瀾壯闊的一生。朱德同志參加革命近７０年，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幾個歷史時期，經歷過許多磨難和險境，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深受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愛戴和崇敬。毛澤東同志稱讚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榮」。這是黨對朱德同志的最高評價，這是人民對朱德同志的最高評價。[4]
朱德同志的光輝形象和偉大業績深深銘刻在中國人民心中。朱德同志身上集中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和崇高品格，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朱德同志在為黨和人民的畢生奮鬥中表現出來的堅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品格、高超政治智慧，是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發揚。
朱德同志堅持堅定理想信念，始終為追求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真理而矢志奮鬥。朱德同志把黨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對黨和人民赤膽忠心，把為黨和人民而奮鬥看作是共產黨人應盡的責任。自樹立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之日起，朱德同志始終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抱有必勝信心，無論環境如何險惡、處境如何艱難，都立場堅定、毫不動搖。越是危難關頭，越是多事之秋，越能顯示出朱德同志沉着果敢、大智大勇的卓越才能。在南昌起義餘部孤立無援之時，朱德同志挺身而出，斬釘截鐵地說，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朱德同志作為人民軍隊的統帥，始終把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朱德同志常用「革命到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朱德同志在耄耋之年，親筆寫下「革命到底」的條幅。這是朱德同志光輝人生的真實寫照，表達了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偉大情懷。
朱德同志堅持勤奮學習、善于思索，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朱德同志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建樹是多方面的，對於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朱德同志和毛澤東同志共同概括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是指導紅軍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朱德同志是國防現代化的積極推動者，比較早地提出國防工業要走「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發展道路。
朱德同志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就國家經濟工作和生產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建國初期，朱德同志到包頭等正在興建的工業基地視察，提出：「貪新、貪大、貪多，一切都學習蘇聯辦不到。」「我們只能根據主客觀條件及需要和可能決定我們的工作方針。」「大躍進」期間，朱德同志經過深入調研，建議中央作出停辦公共食堂等決定。朱德同志還提出了要注重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等重要觀點。這些都為我們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作出了積極貢獻。朱德同志強調黨執政後紀律檢查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保護生產、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鞏固黨同群眾的聯繫、保證黨的集中統一，為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適應長期執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這些思想和觀點，反映了朱德同志的遠見卓識。
朱德同志堅持做人民公僕，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從佃農之子到共和國元帥，這一特殊的人生歷程造就了朱德同志對黨、對人民的熾熱感情。朱德同志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密切聯繫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朱德同志強調：「如果不靠搞好社會主義來改善人民生活，就等於取消了社會主義」。朱德同志強調部隊工作要走群眾路線，練兵必須練政治覺悟，帶兵必須「能身先士卒、與士卒共甘苦」。朱德同志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堅持真理、顧全大局，謙虛謹慎、不驕不躁，時刻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把一切建樹和業績都歸功於黨、歸功於人民，從不居功自傲，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朱德同志反覆強調，共產黨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別人要嚴格一些，有功先歸群眾，有過勇於擔當。朱德同志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艱苦樸素、清正廉潔，始終以普通一兵和勞動人民普通一員的姿態出現，保持勞動人民本色。朱德同志對同志敦厚慈祥，關心體貼，以誠相待。朱德同志對親屬要求十分嚴格，經常教育後代，「老百姓怎樣生活，你們就怎樣生活」。朱德同志模範實踐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