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荷蘭)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圖片來自volkenkunde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是一座位於荷蘭南荷蘭省萊頓的有關民族學的博物館。2014年與阿姆斯特丹的熱帶博物館和Berg en Dal的非洲博物館組成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

目錄

館史：歐洲第一座民族志博物館

該機構最初被稱為"Museum Japonicum"（日本博物館）。這是歐洲首家為顯示收集人的手工製品可以比僅僅堆砌珍玩更有意義而設的博物館。從一開始，該創新性機構便接納了至少四個基本原則：收集，科研，展示給公眾，以及教育性指導。

在1830年代早期，菲利普·弗蘭茨·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拋棄了處於革命中的政治動盪的比利時，來到了相對寧靜的萊頓大學。過了些年，他的大約5000件日本物品收藏成為了該新博物館的核心展品。

西博爾德在萊頓的家——以及他旅居日本八年後帶回歐洲的物品——在1830年代向公眾開放。荷蘭君主此前曾分別於1826年和1832年先後購買了規模較小的Jan Cock Blomhoff以及Johannes Gerhard Frederik van Overmeer Fischer的收藏。這些收藏被併入西博爾德獻給King William I的收藏；這些便成了1837年在萊頓建立後來的民族志博物館的關鍵動因。該館此後演變為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1843年，西博爾德也鼓勵其他歐洲人士建立類似正在萊頓發展起來的民族志機構。他鼓吹「創建這些歐洲國家擁有的殖民地的（民族志機構）的重要性，因為這些機構可以成為理解（殖民地）被統治的人民以及喚起公眾及商人的興趣的一條途徑。——所有這些都是眾皆受益的有利可圖的貿易所必需的條件。」

建築

該博物館有三座永久性建築。位於最東端的是由Jacobus van Lokhorst設計的原布爾哈夫實驗室（Boerhaave Laboratory）（解剖病理學實驗室）（1883-1885年），門牌號Steenstraat 1a。現該建築為博物館的書店等使用。

位於中心的主樓是原萊頓大學醫院（1867-1870年）。該建築是博物館的主要展廳所在，地上分上下兩層，並有地下層。

位於南端尚有一幢小樓。

館藏

本館藏品享譽世界，由一系列傑出的收藏家收集。如今的藏品包括眾多來自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中國、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以及亞洲其他地區的物品。為了增加藏品，該館已經花了巨大心血以獲得說明世界文化的歷史發展的材料；但是該館最初的藏品主要還是在日本鎖國時期從長崎的對外貿易港中的小島——出島獲得的。

該收藏的歷史是與荷蘭王國的歷史相互交織的。國王威廉一世（1772-1843）派出學者奔赴海外為荷蘭的博物館收集材料和信息。1816年，皇家中國珍品秘藏（Royal Cabinet of Chinese Rarities）創立。1821年，它擴充為位於海牙的皇家珍品秘藏（Royal Cabinet of Rarities）。

經年日久，各種珍玩均被收入該秘藏中，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民族志收藏，特別是分別於1826年和1832年購入的布洛霍夫和菲舍爾的日本收藏，以及此後於1837年購入的西博爾德的日本收藏。民族志收藏構成了建立於1837年位於萊頓的民族志博物館（Ethnographic Museum）的基礎，此後該館即演變為國立民族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在19世紀下半葉，該館收藏規模大為擴展。在20世紀的頭10年，有關印度尼西亞的收藏增長尤為顯著。該館也自南太平洋、非洲（包括貝寧青銅器（Benin bronzes））、美洲（包括秘魯陶器（Peruvian pottery）特藏）、西藏以及西伯利亞收集有價值的展品。但該時期最重要的收穫是荷蘭國立古物博物館移交的超出了古代的範圍的物品。來自美洲的古董收藏也進入了該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館獲得了來自新幾內亞、格陵蘭和其他地方的收藏。

該館因其出色的有據可查的藏品而躋身國際水平博物館之林。

布洛霍夫收藏

自1817年至1823年，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簡寫作 VOC）在長崎港出島的商館館長（Opperhoofd，英文可譯為chief trader），揚·科克·布洛霍夫（Jan Cock Blomhoff）是個特立獨行的人。

不顧日本的對西方人的閉關政策（日本鎖國），他將他的妻子Titia以及孩子們接往日本團聚。日本人不出所料將他及其全家驅逐出境；但是這一經歷確實拓展了他旅居日本期間在日用品及其他物品方面的收藏範圍。

菲舍爾收藏

約翰內斯·謝赫特·弗雷德里克·凡·奧弗爾梅·菲舍爾（Johannes Gerhard Frederik van Overmeer Fischer）起初在出島充當文書，後來被擢升為pakhuismeester（英文：Package House Master）。在旅居日本期間，他被限制接觸日本文化；但是在他自己的聯繫範圍內，他能夠獲得可觀的「普通」物品的收藏，後者被其他人自然而然地忽略掉了。這一收藏於1829年被帶回荷蘭。1833年，他出版了Bijdrage tot de kennis van het Japansche rijk (Con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Japanese State)。

西博爾德收藏

作為一位在長崎行醫（1823年-1829年）的西醫，菲利普·弗蘭茨·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eibold）接受了充當報酬的各種物品及文物，後來這些東西在歐洲獲得了此前意料不到的學術重視。

這些日常物品後來成為他的龐大的民族志收藏的基礎，後者由日本人民在江戶時代晚期所用的日常家用品，木版畫，工具以及手工製品組成。有關該收藏的更多信息被披露於西博爾德的「Nippon」一書中。他的專業興趣使他特別關注傳統日本醫學中使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