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
生平
漢高祖弟楚元王劉交的第四代孫，其父劉德，仕漢昭帝、漢宣帝兩朝，任宗正，賜爵關內侯，又封為陽城侯。
劉向為劉德之次子，12歲因父蔭為輦郎，20歲為諫大夫，以文學受漢宣帝信任。漢宣帝迷信神仙方術，劉向為討好皇帝，獻出家藏之劉安《枕巾鴻寶苑秘方》，言據之可煉出黃金。宣帝令典上方據之煉金，然費多而方不驗，遂以「鑄偽黃金」罪判劉向死刑。
其兄劉安民交出封邑戶口的一半，將其贖出，從此，劉向悉心鑽研學問，被徵到石渠閣講論《*梁傳》，成為經學大師。重新步入仕途，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漢元帝即位後，由於執掌朝政的蕭望之、周堪的賞識，劉向被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成了輔政的要員。當時，外戚放縱，中官弄權，劉向於是多次上書論時政得失，得罪了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再次被捕下獄。不久，因地震等災異而釋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親上書請求黜退弘恭、石顯，而以「奸詐」罪第三次下獄，廢為庶人。從此在家閒住十餘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對宦官之禍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遂著《疾讒》《適要》《救危》《世頌》等作品，尋求挽救劉漢危機的良方。同時，他認真讀書，學問更有長進。漢成帝即位，此時劉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為中郎，遷光祿大夫、中壘校尉等職任，受詔領校五經秘籍，以主要精力從事書籍整理編目和學術著述。[1]
經歷
- 地節四年(前66年)任輦郎
- 神爵二年(前60年)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 建平四年(前58年)任諫大夫
- 甘露三年(前51年)任郎中給事黃門
- 甘露三年(前51年)任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任宗正，後因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免為庶人。
- 建始元年(前32年)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
- 陽朔二年(前23年)任中壘校尉，致終，典校工作由其子劉歆續成。
- 劉向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我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榖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戰國策》等書，其著作《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山海經》系其與其子劉歆共同編訂。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
- 劉向亦為琴家，所著《琴說》，論述「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風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聲調，六曰流文雅，七曰善傳授。」《琴說》是最早的琴學專著之一，對古琴理論的貢獻非常突出。[2]
學術觀點[2]
提倡諸子學說
劉向、劉歆父子是在儒學作為經學而一統天下之後，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諸子百家的著作與學說並強調從中吸取思想營養以改善儒學的重要人物。
在對《管子》、《晏子》、《韓非子》、《列子》、《鄧析》、《關尹子》、《子華子》以及《戰國策》等著作進行了系統整理的基礎上，認為它們皆有符合儒家經義的地方。例如，劉向說： 《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 ① 荀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 ， 其書比於傳記，可以為法 ②。至於道家，劉向則認為(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兢，合於六經③。除此之外，還在《說苑》、《新序》中直接採用並假借諸子之口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學術見解，實際上這也是對諸子學的一種肯定。
劉向、劉歆父子在當時經學獨尊的情況下，大力倡導研究諸子之學，對削弱官方學術思想的統治、解放思想是有積極意義的。
早年的《枕中鴻寶苑秘書》，「書中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響。繼又參與石渠閣的五經講論，濡染於今文經學活動。他後來論歷代興革、國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學者的派頭，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作為論證的依據。元帝時，他上封事，論舜及文武周公時的祥瑞和幽厲以後春秋時期的災異而歸結於「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時上封事，論宗周以來大臣操持國柄之危國，借「王氏外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之異，申言「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這表明劉向的歷史觀是神學的歷史觀。他這種思想反映了西漢晚年大權旁落、皇族失勢的悲觀情緒。
神學觀點
《漢書·五行志》保存了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約一百五十二條。其中論災異跟後、妃、君夫人及外戚間的關係的約三十一條，論災異跟君主失勢、國家敗亡間關係的約三十九條。這不只是其政治立場在學術上的反映，這並且是有意地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作政治鬥爭的工具。
《漢書·五行志》也保存了劉歆論《洪範五行傳》的材料，約七十三條，儘管論述的對象基本上都在劉向曾經論述的範圍內但沒有一條的具體論述是跟劉向相同的。
雖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但認為「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可以「劉氏長安，不失社稷」。這就等於說天命還是可以人力為轉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時期。在劉歆的遺文里，就看不到這樣的說法了。依《漢書·律曆志》所保存下來《三統曆譜》的材料來看，歷代的興衰是按著五行相生的順序進行的。按照這樣的順序，王莽以土德繼漢的火德，就應該是當然的。王莽在死到臨頭時就還這樣說：「天生德於予，漢兵有如予何!」
當校訂皇家藏書的時候，卻很少運用這種神學歷史觀，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人文主義的態度。
影響與成就
先秦時期，積累和流傳了大量的文獻典籍，秦始皇焚書，給文獻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災難。西漢王朝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書籍愈積愈多，到漢成帝時，百年之間，書籍累積如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這些書籍，分散收藏，沒有統一編目，而且大部分書籍篇章缺失，文字脫訛，內容差異重複，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編目，無法利用而自然泯滅。漢成帝是一位「好經書」「覽博古今」的天子，他於河平三年（前26）下令謁者陳農到各地搜求遺書，同時將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秘室藏書集中到一起，由劉向負責，組織一幫專家進行校書編書的工作。公元前6年，劉向去世，漢哀帝下令劉歆繼續此事業。兩年以後，經過劉向、劉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經過整理的圖書33090卷，收藏於天祿閣、石渠閣，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圖書館，劉向、劉歆還寫出了目錄學著作《別錄》《七略》，對中國歷史文獻學做出了重大貢獻。[1]
參考文獻
參考資料
- ↑ 1.0 1.1 劉向的歷史影響與評價——整理古籍創立目錄學的文獻學家. 追學網. 2017-09-12 [2019-02-06] （中文）.
- ↑ 2.0 2.1 劉向的學術觀點都是怎麼樣的？. 解夢. [2019-02-06]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