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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耀祖
贺耀祖
原图链接 来自360网
出生 1889年5月13日
湖南省宁乡县
逝世 1961年7月16日
国籍 中国
职业 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

贺耀祖(1889.05.13-1961.07.16)国民党陆军上将。湖南宁乡人,号贵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伍当兵。不久被保送入湖南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后被送往日本留学。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归国,后得黄兴资助再赴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辎重科。

人物简介

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回国后在湘军任职,1917年任湘军暂编第1师1旅1团团长,1920年任湘军暂编1师1旅旅长,1923年任湘军第1师师长,1926年7月投靠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师长,参加北伐,1927年初兼任北伐军江右军第3纵队指挥官, 3月任第40军军长,4月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第3纵队总指挥,1929年4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30年5月任徐州行营主任,1931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9月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1934年11月调任中国政府驻土耳其公使,1935年4月授陆军中将衔,1937年4月任兰州行辕主任,1938年2月加上将军衔,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底任驻苏联特使,1940年回国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1942年12月调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1945年5月再次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2月辞职,1947年5月任战略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8月13日在香港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7月16日在北京病逝。[1]

人物生平

耀祖于1889年农历四月初九出生在宁乡县贺石桥村一个殷实家庭。六岁在贺氏族上办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十二岁入玉潭书院读书。贺耀祖小时候很调皮,但又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家里要是来了乞讨之人,还没等大人反应过来,他便飞快地跑到厨房舀来一大碗米施舍给人家了。

北伐战争时期

1905年,16岁的贺耀祖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一期,从此正式踏入军界。1909年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底,因成绩优异被清政府公派日本留学,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后回国参与辛亥革命运动。1912年在黄兴资助下,再度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辎重科学习。1916年(民国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历任湘军团副、团长、旅长、第一师师长。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贺曾参与营救。 1926年4月,任护湘军前敌总指挥兼湘西防务司令,7月投靠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师长,参加北伐。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接受共产党人谢觉哉的建议,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开赴江西前线作战。在攻克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扼守的九江后,担任九江防务。当时九江英商“太古”、“协和”和日商“日清”等公司码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多日。贺派人前往调解,英舰借口保护租界,向北岸开炮,并派水兵登陆。贺当即指挥独立一团赴江岸弹压,经过激烈战斗,击溃英水兵,迫使英租界巡捕和英轮资方人员退出租界,贺部接管九江英租界。北伐途中,贺任九江右军第三纵队司令,率部沿长江东下,攻克安徽芜湖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1927年3月24日,会同程潜鲁涤平三军攻克南京,任南京卫戍司令。 1927年4月17日,南京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加派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港陈可任陈铭枢、贺耀祖9人为政治会议委员. 1928年春,南京国民政府祖成四个集团军,再度北伐。3月,贺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兼四十军军长。5月1日,由鲁西攻入济南。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诬贺为“支那暴将”,要求严惩,蒋介石慑其威力,下令撤销贺兼各职。1929年,贺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翌年,任徐州行辕主任,协助蒋介石招抚冯玉祥旧属韩复榘孙连仲石友三等部,颇得蒋赞许。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蒋自兼参谋总长)。1935年,任驻土耳其公使。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贺耀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赞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5月,贺任兰州行辕主任,并代理甘肃省主席期间,中共中央派谢觉哉为驻甘肃代表,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得到贺的支持与合作,曾由贺向马步青交涉,释放被关押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刘瑞龙魏传统等多人,遭蒋介行忌恨而调离甘肃。

他和共产党元老谢觉哉个人关系不错。而谢不仅是他的老乡,还是贺的红娘。贺的夫人倪雯君之前是南京医院的一名护士,追求进步,热心公益及妇女事业。她是一名秘密共产党员,她就是在谢的撮合下,最终才与贺终成眷属成了贺耀祖的夫人。更重要的,是在谢觉哉的影响和带领下,贺耀祖思想变得积极进步,即使在他身居高位期间,对于红军和共产党,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1938年2月,贺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上将主任,对秘书处第三科人事进行调整,指示有关人员多方营救被特务关押的进步青年,发给进步人士去延安的护照和路费,维护中共地下组织的安全,中苏航空公司成立后,贺被任为通航专使,治办苏援。

他才是军统“老大”,戴笠也要听令于他

1938年8军军统正式成立,贺耀祖担任军统局长, 一项以特务工作擅长的戴笠,只能屈于他之下,当了一名副手,主要原因是戴笠在国民党政府资历还浅,因此每当戴笠获取到重要的情况,首先就要向贺耀祖汇报,戴笠在外横行霸道,可是在贺耀祖面前根本不敢抬头,每次必须中规中矩的敬礼。贺耀祖尽管国民党人,而且还是军统的老大,可是他对抗日却不含糊。 1939年12月,改任驻苏特使。翌年10月,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兼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和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常委。

蒋介石对贺耀祖是又恨又爱

贺耀祖一直都在替国民党工作,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一些不合理的任务,他会态度非常明确的拒绝, 1942年11月,一架给延安运送药品的苏联飞机因没有得到放行许可命令,只得停靠在兰州机场。得到消息后的贺耀祖,便以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身份电令国民党兰州航空站放行。蒋介石知道后为时已晚,一怒之下免去了贺耀祖侍从室主任的职务。 蒋介石对贺耀祖是又恨又爱,在免去贺侍从室主任后没多久,又任命贺为重庆市长。结果,贺在担任重庆市长期间又积习难改,与共产党过从密切,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方便。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往重庆,同蒋介石政府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抵达重庆时,贺耀祖专程去机场迎接。他与毛泽东相逢,一见如故,视为知已。贺十分关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的安全,多次严令有关方面加强保安措施。出于同乡及对毛泽东的敬慕,特邀请毛泽东赴私邸晚宴。宴毕,还安排了一次小型的湖南同乡见面会,本来只准备邀请10个人,没想到湖南老乡太热情了,一下子来了200多人,也可见贺耀祖的威望之高。其实在谈判期间,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问题,也多亏了贺耀祖的帮忙,所以多年下来,贺耀祖在共产党人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应该说离不开贺耀祖的功劳,所以当后来贺耀祖回到祖国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第一时间设宴回请了他,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还礼了。 因为国民党当局重新挑起内战,1945年底,贺耀祖愤然辞去重庆市长一职,拒绝蒋介石之委任。 1947年贺耀祖加入"孙文主义国民同盟",与各界人士密切合作,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专制爱国民主运动。后回湖南,联络程潜、唐生智等策划"自救运动",准备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8月13日,贺耀祖在香港与龙云、刘斐等44人联合发布起义通电。贺的这个通电声明,贺耀祖的行为让蒋介石大怒,派了特务去杀他,还好中方早有准备,周恩来派人保护贺耀祖,并且将他送到了华北解放区。在同一年的冬天,贺耀祖回到了祖国,来到了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亲自接待,并设宴招待。 解放后,贺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还被选为第二、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委.

一生追求进步,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挚友

1961年7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伍出身的贺耀祖,虽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国民党效力,但却是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军人,他一生追求进步,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挚友。而且令人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非常有眼光的人,早年曾创办"鹅山中学"(玉潭师院的前身),为宁乡早期教育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贺耀祖有什么功绩,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其实,贺耀祖对于中共一直是有好感的,虽然他的一生都在为国民党奉献,但在私下却资助中共发展。更是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暗地里保护著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他们两人最终得以安全离开,贺耀祖功不可没。 等到国共内战爆发后,贺耀祖最后宣布退出国民党,加入了“孙文主义同盟会”,在湖南又暗中谋划起义,最终让中共和平占领湖南。事后,周恩来指示将贺耀祖护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接待。鉴于贺耀祖对于中共的卓越贡献,他死后被葬入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是唯一一个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军统。 [2]

北伐名将贺耀祖和夫人倪斐君的传奇故事

1932年,倪斐君在南京康济医院任护士长和助产士。1933年,时任国民党参谋部次长的贺耀祖因患病来院就诊,与之相识。通过一段时间接触,双方互生爱慕。随后,贺耀祖慷慨资助倪斐君在南京开办了“良友产科医院”。1934年,为了提高斐君的资历和技术水平,又帮她进上海东南医学院深造。贺耀祖如此的关心和体贴,使倪斐君决心以身相许。但她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均被父亲以贺有发妻,且年龄比她大23岁为理由拒绝。同时,许多亲友也进行劝阻。经过思想上激烈的斗争,倪斐君最终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随后由贺耀祖的同学唐生智叶开鑫做媒,两人于1933年结为夫妇。但自立门户,不与其发妻同住。 1935年,贺耀祖出任驻土耳其首任全权公使,倪斐君以夫人身份同行。在两年的时间内,贺耀祖利用任期考察欧美各国,井周游世界。所到之处,无不感到中国国际地位之低下,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1936年8月,贺耀祖和倪斐君夫妇绕道美国回国。1937年春,贺耀祖出任甘肃省主席兼兰州行辕主任,掌管西北军政大权。同年6月,倪斐君携次子仁体同住兰州。随后,“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展开。毛泽东派谢觉哉作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代表到兰州,专做贺的工作,并营救红四方面军失散和被俘的同志。由于谢觉哉和贺耀祖同是湖南宁乡人,私交甚好,因此也促进了倪斐君的思想不断进步。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响应何香凝的号召,首先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抗敌后援会”,担任主席,创办了《妇女旬刊》,发动妇女宣传抗日。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倪斐君随贺到达武汉。不久,她又随贺撤到贵州,由贵州转到重庆。在贺的支持下,她毅然担任“难民妇女服务团”的领导工作,实现了她为抗日救亡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3]

贺耀祖与谢觉哉,都是湖南宁乡同乡,且两人在年轻时就相识。兰州时,谢觉哉与贺耀祖经常见面。谢觉哉与王定国是革命伴侣。两位夫人也一起交谈。 这时候虽然国共合作了,但是,贺耀祖认为中共是在野党,共产党搞民运有本事,但抗战是政府和军队的事,不克不及靠民运,要靠美国人,同谢觉哉保持一定距离,谢觉哉耐心开导他,还是作用不大。谢觉哉不能不背后开顽笑称贺耀祖为“牛皮糖”——意思是不受力。 不料,在此期间,王定国却与贺耀祖夫人倪斐君在交往中成了知心朋友。两人几乎是无话不谈。在交往中,王定国鼓动勉励、支持倪斐君为抗战做贡献。在抗日救亡中,她终于认识到只有中共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于是,在甘肃,省主席是国民党,其夫人是共产党。[4]

1940年4月,贺耀祖调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及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兼秘书长。倪斐君正是以此为保护伞,更加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史良又介绍倪斐君与宋庆龄相识,宋对倪斐君十分器重,让她协助作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1942年冬,贺耀祖由于受倪斐君的影响,失宠于蒋介石,由“侍从室一处”主任的重要职位降为重庆市长,这对于贺是个沉重的打击。倪斐君尽力开导自己的丈夫。通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贺耀祖总算度过了这段烦乱、困惑的时期。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所以抱著心安理得、不与人争的处世态度,在新任命的岗位上照常工作。 1943年6月,倪斐君又办起了重庆产院,干起她的专业。在此之前数年,经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介绍,她结识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冯亦代,于是和冯亦代一道协助陶行知筹备建立起难童学校,推行劳动教育。1945年,倪斐君又和邓颖超、李德全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她以发起人的身份积极团结各阶层民主妇女,推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运动。1946年7月,倪斐君的活动早被国民党注意,于是他们一方面公开制止,一方面对贺耀祖施加压力,要他限制倪斐君的活动。倪斐君不听贺的劝阻,贺迫于无奈,向倪斐君提出离婚。这段时期,倪斐君为了缓和家庭矛盾,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曾去上海东南医学院继续学习深造。 1948年夏学习结束后,又到国民党第二联勤总医院工作。工作半年后,国民党特务注意上了她,派人到医院里调查她经常接触的人。几天后特务又去拘捕,倪斐君立即逃到郊区宋庆龄的一位美国友人家中躲避,故未遭毒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接管了第二联勤总医院倪斐君,回到医院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还邀请她参加了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3月,贺预见到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于1949年夏即匆匆飞往香港。8月1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贺耀祖与龙云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联名发表反蒋起义通电。[5] 1949年冬,贺耀祖离港赴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从此,夫妻俩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建国后,贺耀祖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等职。倪斐君则任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服务部长、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常委兼妇女公债推销委员会主任委员等。1965年,倪斐君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1966年6月,倪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去非洲访问。 贺耀祖于1961年7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倪斐君在“文革'中遭受劫难,于1966年8月被残酷迫害致死,含冤去世,年仅54岁。

他们的6个子女虽然历经艰辛,但都在磨难中成长,有的作了教授、有的作了大夫,有的作了高级工程师,并且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