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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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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

(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中国浙江省上虞县下管西堂人,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

人物生平

徐懋庸出身于手工业工人家庭,1921年高小毕业后辍学。1922年后教小学。1926年在上虞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任干事。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因亲共被政府通缉,逃亡上海,就读于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0年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1933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到延安,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师、政教科长、晋察冀边区文联主任、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委。1949年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1957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

个人小传

1910年12月徐懋庸出生在下管方山村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纱筛匠,母亲则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徐懋庸从小聪颖好学,刚满5岁就进入本村方山小学读书。“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无不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小学毕业后,他期望继续升学,可父亲不允,原因很简单:家境困难。要知道,父母因为贫穷,先后将徐懋庸6个兄妹中的3个送进了育婴堂。可跟随父亲做生意的当儿,他始终未曾扔过书本。他身边揣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一边走路,一边吟咏默记。同时,还不时地欣赏沿途的自然景色,以体味和印证唐诗名句中的意境。晚上和父亲睡在客店里,“吃罢饭,洗罢脚,自然拿出书来读”。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向人借书阅读,被人称为“知识界的乞丐”。

1923年初,下管“真五房”新办了一所鹿溪小学,徐懋庸过去的老师、鹿溪小学校长徐用宾十分赏识他的学识和才能,聘请他去该校任教,时年14岁的徐懋庸,被人称为“神童”、“小先生”。以后他又到坤麓、民强小学任教,先后达4年。

1925年,上虞的一批进步教师,组织了“青年协进社”。也是在这一年,文化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办起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如鱼得水的徐懋庸,有了用武之地,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多次得到胡愈之的帮助。

次年,受中共上虞独立支部书记叶天底的影响,徐懋庸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苏俄文艺论战》、《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革命道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慈溪工作,秘密编辑上虞“石榴社”刊物《石榴报》,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避居上海。

来到上海,徐懋庸化名余致力,在劳动大学中学部读书。3年间,他竟先后学会了法语、日语、英语、俄语。1930年,毕业后的徐懋庸回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

这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鏖战正酣。在鲁迅的旗帜下,汇集了大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利用上海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以文学作投枪和匕首,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进步和正义呐喊,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景象。刚抵上海的徐懋庸,分明感受着一种热乎乎的氛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跃跃欲试。

对初来乍到的徐懋庸而言,无名小卒的身份地位,要融入大上海,要得到大上海的认可,又谈何容易!他自是碰了一鼻子灰: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分别送到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但皆被退回。他又一鼓作气翻译了高尔基的法译本小说《秋夜》。他满怀信心地把译稿寄给胡愈之负责编辑的《东方杂志》,可等回来的消息则是“早有人译出发表了”。接二连三的碰壁,自令徐懋庸的热情一落千丈。好在乡人胡愈之为其锲而不舍、勤奋刻苦的精神所感动,介绍了日本山川均著的《社会主义讲话》一书让他翻译。译成出版后,一笔不菲的稿费收入,令徐懋庸勉强得以在上海滩立足。

要论让徐懋庸充分张扬才气,并令其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上海文坛的,则要数《申报》副刊《自由谈》了。当年徐懋庸常翻阅《自由谈》,尤爱读鲁迅的杂文,不知不觉中,灵感的触动,令他拿起笔模仿鲁迅文风写了《〈艺术论〉质疑》、《青年的心》两篇杂文,试投《自由谈》。两文很快发表了。不久,主编黎烈文又主动给徐懋庸写信,言及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能够再写。从此,徐懋庸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崭露头角,自然,徐懋庸其人其文,亦始受到鲁迅的关注。

好事终于接踵而至。这边杂文弹无虚发,那边《托尔斯泰传》译作由华通书局正式出版。拿到译作,徐懋庸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便是:赶快给鲁迅先生寄上一本。1932年11月的一天,这是他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寄书,这自然也是他与鲁迅先生恩恩怨怨的肇始。收到赠书和来信,一直热情关心扶助文学新人的鲁迅先生,即于当夜复信。自此以后,徐懋庸开始与鲁迅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徐懋庸的杂文着实了得,这不啻是因为他对鲁迅心仪已久,对鲁迅的杂文洞若观火、烂熟于心,更是因为其自身的知识积淀、思想张力、笔墨技巧使然。师承鲁迅,竟令徐懋庸的杂文与鲁迅的文风如出一辙,以至让许多人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10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林语堂……也有徐懋庸。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自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

由于黎烈文的有意安排,徐懋庸得以与鲁迅相见,且彼此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作家凭作品说话,徐懋庸的杂文及其译作,无疑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极大关注。1934年春,“左联”委派时任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负责找其谈话,并介绍徐懋庸加入了“左联”。因为鲁迅领导“左联”,这令徐懋庸激奋不已。不久,徐懋庸又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翌年春,由于“左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被捕,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担任左联书记,年仅23岁。职务的关系,令徐懋庸常有机会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鲁迅则依然关爱着这位勤奋笔耕、可爱至极的青年小伙。鲁迅曾经直言不讳:“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1935年3月,当徐懋庸将《打杂集》约请鲁迅作序时,鲁迅欣然提笔:称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我所以极为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

1935年11月,党组织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写信和派人通知“左联”,提出文艺战线需要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团体,建议“左联”解散。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周扬与鲁迅又有些不愉快,就派徐懋庸去找鲁迅。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一个是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是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徐懋庸则属“国防文学”。其时徐懋庸先后3次去找鲁迅,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最后一次去见鲁迅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给鲁迅一封信,责怪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认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徐懋庸的来信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挑衅。其时,鲁迅已抱病在床,但仍然花了4天时间,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重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作了阐述,公开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杂志上。其时,徐懋庸正在上虞老家,当他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后,痛哭了一场。尽管如此,徐懋庸“还存着希望,且有信心”,他认为“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依然不变。

1938年,徐懋庸决定告别上海前往延安。来到延安不久,他受到特别的礼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徐懋庸萧军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界名人,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单独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约见了徐懋庸,听取了他关于“左联”解散过程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毛泽东的谈话,似春风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于心的疑虑,消弭了他沉积于胸的块垒,徐懋庸感觉“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毛泽东还询问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况,并亲自指定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徐懋庸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徐懋庸挑选了入党介绍人。

同年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大会后进行聚餐,徐懋庸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亲切地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当得悉其已经结婚并有了儿女后,毛泽东接着说:“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并嘱咐滕参谋长想办法办理这件事。不久,其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来到了延安。也就在这一月,徐懋庸经艾思奇和张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那些年里,徐懋庸深切地感受到环境的宽松,学术的自由,他先后编写了《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社会科学概论》,负责主编《华北文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理水》。

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仍不间断写作,著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工人阶级与共产党》、《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等书籍。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徐懋庸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重操旧业,运用杂文这个武器,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计30余万字的杂文。他写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杂文,以其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让有的人对号入座,读之羞赧不已,无地自容。

晚年的徐懋庸曾3次回到故乡下管。1961年冬,已摘掉右派帽子、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他,带了小儿子、小女儿回来。到了下管,乡人见有陌生人来,问:“这是谁?”他幽默地对儿子说:“告诉他们是右派分子徐懋庸。”他还是那样耿直、率真、自嘲。这一年,父亲尚健在,住在侄儿家,但双目已经失明。毕竟是自家的孩子,父亲用双手将儿子从头到脚慢慢地又是细细地抚摸了一遍。父亲这一摸,对于徐懋庸,心里自是酸楚,为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亦为曲曲折折的自己。1963年冬,当徐懋庸第二次回故乡时,父亲对儿子说:“你的城府不够深,个性执拗,常常会惹麻烦,千万要当心。”尽管一生都没有离开下管大山的父亲,不可能理解哪怕像徐懋庸这样的人,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风云周遭与个人命运际遇的因果缘由,但父亲还是一语中的,且道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机杼。几年后遭遇“文革”,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

徐懋庸-与周扬

“文革”中,徐懋庸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交代中竟把毛泽东评价周扬的原话写了出来。要知道,此时的周扬正关在狱中,是“四条汉子”之一。徐懋庸不但没有反戈一击,反而用“最高指示”为周扬定性,这不是在为周扬翻案吗?在造反派的高压政策下,不得已,徐懋庸几天后又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但他还是一口咬定没有“捏造”,并误将认罪书的时间“1967”年写成“1697”年,这一误,竟相差将近300年。

其时,他和爱人只有每月20元生活费,3个孩子没有工作。1973年下半年第三次回故乡,父亲已经去世,他想把两个女儿送到下管插队落户,但因种种原因,无法落实。虽然他绝无怨言,只是这一走,他就再也没能回到日思夜慕的家乡。1977年2月7日,离春节还有10天,他带着深深的挚爱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

1978年12月,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他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他的党籍和一切名誉得以恢复。1979年4月1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追悼会,周扬等人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定论。如若九泉下有知,徐懋庸还能不宽慰乎?他还能有什么冤屈、憾恨呢?

着作

  • 犹太人. 1933. 
  • 打杂集. 千秋出版社. 1937. 
  • 不警人集. 
  • 文艺思潮小史. 1936. 
  • 街头文谈. 
  • 打杂新集. 北京出版社. 1957. 
  • 鲁迅——伟大的思想家 伟大的革命家.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61. 
  • 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 
  • 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 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 
  • “矛盾论”在思想改造中的作用. 
  • 工人阶级与共产党.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2. 

译着:

参见

参考文献

  1. 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397–399. CSBN 171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