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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濤波
原圖鏈接 圖片來源 我黨組織戰線傑出的領導者
本名	曾昭學
出生	1911年4月4日
國籍	中國 湖南省

曾志(1911年4月4日 - 1998年6月21日)，女，原名曾昭學，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隸州宜章縣(今湖南省宜章縣)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組織戰線傑出的領導者，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

1998年6月21日，我黨組織戰線傑出的領導者，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曾志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98年6月21日21時3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曾志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丁關根、李長春、李鐵映、吳邦國、遲浩田、張萬年、羅干、賈慶林、溫家寶、曾慶紅、吳儀、宋平、宋任窮、司馬義·艾買提、王兆國、趙朴初、陳俊生、胡啟立、毛致用和江華、肖克、習仲勛、葉飛、王鶴壽、陳慕華等同志，前往醫院看望或以不同方式向其家屬表示慰問。

根據曾志同志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舉行送別活動。遺體已於6月26日在北京火化。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	曾志	民族	漢族
星座	雙魚座	別名	原名曾昭學
國籍	中國	出生地	衡永郴桂道宜章縣(今湖南省宜章縣)
出生日期	1911年4月4日	職業	產階級革命家
逝世日期	1998年6月21日21時39分	配偶	夏明震、蔡協民、陶鑄
信仰	共產主義	畢業院校	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
主要成就	1949年任廣州市市委書記 1977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代表作品	《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 《曾志的故事》-女革命家叢書

子女關係

曾志先後 與中共郴縣中心縣委書記(夏明震犧牲後，陳毅代理郴縣縣委書記)、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師黨代表夏明震，中共福州中心縣委書記兼軍委書記蔡協民，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陶鑄結婚，與夏明震生下石來發，托撫養石禮保副連長故名、與蔡協民之子蔡石紅、與陶鑄之女陶斯亮。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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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女，原名昭學。宣統三年四月四日(1911年5月2日)，生于衡永郴桂道宜章縣完成團城廂鎮汪家沖(今屬湖南省宜章縣城關鎮)。

民國13年(1924)秋，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在校積極參加反對舊禮教、反對男女不平等、反對官僚軍閥活動。

民國15年(1926)8月，考入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報名時改名"曾志"。同學問:

"為什麼要改名?"她回答說:"我就是要為我們女性爭志氣!"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成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曾志給母親寫信，並在彭鏡秋的幫助下，堅決解除了父母包辦的婚約。

1927年春，曾志從講習所畢業，擔任中共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與中共衡陽地委組織部部長夏明震結婚。同年，到湖南郴州開展地下工作，夏明震任中共郴縣縣委書記，曾志任秘書長。

次年1月，曾志參加湘南起義。同年3月，夏明震在郴縣"反白事件"中犧牲。不久，曾志調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師黨委辦公室秘書，與黨代表蔡協民結婚，並一起上井岡山。先後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支部書記、紅四軍組織科幹事、紅四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紅四軍返回瑞金，部分幹部存在軍隊應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單純軍事思想，毛澤東受到排斥，離開前委領導崗位，這時，擁護毛澤東的曾志，也受到排擠。

1929年，離開井岡山，被派往福建工作。先後擔任共青團閩委組織部部長，福安中心縣委委員，閩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福霞縣委書記。

1934年5月，蔡協民被叛徒出賣犧牲。在福建廈門，她和陶鑄以夫妻名義一起開展革命工作，隨着感情加深結合成夫妻。

1935年春，敵人大舉向閩東進攻，組織安排她離開閩東，到廣東白區治病。

1937年，先後任中共湖北臨時省委婦委書記、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兼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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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任荊門、當陽、遠安中心縣委書記。延安整風時期，曾志因"閩東問題"受到1年零4個月監禁審查，最後沒有下結論，成為歷史懸案。她以堅強的黨性、寬闊的革命胸懷和堅強的革命意志，背着歷史包袱走過抗日戰爭。

1939年12月，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

抗日戰爭勝利後，先後任瀋陽市委委員、鐵西區委書記、遼吉省委委員、遼吉一地委副書記、五地委副書記、瀋陽市委常委、職工部部長、瀋陽市工會、婦聯籌備處主任。

1949年5月後，先後任武漢市軍管會物質接管部副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兼廣州電業局局長、黨委書記，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委員、常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

195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同意廣東省委經過兩年調查和審查後作出的正式結論:"曾志歷史清楚，政治上無問題"。

1966年5月，陶鑄調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時任廣州市委副書記的曾志因病請假到北京療養。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陶鑄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堅決鬥爭。中央專案組對曾志所謂的"閩東問題"又進行長時間的"審查"。

1969年，在陶鑄最後一段艱難歲月中，曾志始終支持、照顧丈夫。陶鑄生前作《贈曾志》以示感激:"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1977年12月，曾志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協助胡耀邦開展平反冤假錯案和考察培養經濟、科技戰線幹部和人才等重要工作。

1980年，她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原則考察選拔200餘名優秀中青年高級幹部。

1982年9月，在中央十二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並任中顧委臨時黨委副書記。

1983年7月離休。

同年10月，她重返革命舊地閩東，了解到閩東尚未擺脫貧困，且未定為老蘇區、老根據地時，向中央書面報告，1984年，問題得到解決。1987年12回湖南郴州參加湘南起義60周年紀念活動。1992年，曾志當選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4年10月，回湖南宜章參加鄧中夏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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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留下遺囑把省吃儉用節省的6萬多元錢全部捐獻給祁陽和宜章兩縣的"希望工程"。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寶山安息的曾志同志，卻選擇了安靜地回歸井岡山。生前，她特別給黨中央寫信，在《留言--生命熄滅的交代》中，她極力要求身後事簡樸、簡單辦理，並讓女兒陶斯亮將其骨灰撒在井岡山。中組部根據曾志同志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舉行送別活動。

遺體於1998年6月26日在北京火化，她的女兒陶斯亮和石來發遵照母親生前囑託，將其骨灰安葬在一處小山坡上。距曾志墓400米之外，便是當年她工作戰鬥過的紅軍醫院，以及慘遭敵人殺害的130多名戰友的集體墓穴。骨灰埋在井岡山中國紅軍第四軍醫院舊址旁的一顆樹下。

影劇《延安頌》

原圖鏈接圖片來源 毛主席與曾志，陶鑄合影

凡看過央視熱播電視連續劇《延安頌》的人，一定不會忘記劇中這樣一組鏡頭:一位年輕漂亮、性格潑辣的紅軍女幹部，剛剛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延安，就急着來拜見毛澤東主席，她來到毛主席住處時，毛主席正在院子裡擺弄爐子燒水，她望着毛主席的背影沒吱聲，笑眯眯地踮着腳，輕輕繞到毛主席背後，猛然拍了一下毛主席的肩膀，朗聲叫道:"老毛!"毛主席一回頭，立即驚喜異常，馬上拉住她的手問長問短……就這一聲"老毛"，足見這位年輕女同志與毛主席的關係非同一般。

這組鏡頭真實再現了當年的歷史畫面。那位敢於直呼毛主席"老毛"、讓毛主席視為親人的女幹部，就是15歲投身革命，參加了黨領導的衡陽暴動，接着跟隨毛澤東舉紅旗上井岡，成為我黨革命鬥爭早期為數不多的女幹部之一的曾志同志。

曾志和她的四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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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說，她生過四個孩子，三個送了人，最小的也差一點不要了。前三個孩子都是男孩，他們的父親是革命烈士蔡協民。第一個男孩生於1928年11月初，那時正是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最艱苦的年代，孩子生在井岡山後方留守處。產後不久，天天打仗，而且是游擊戰、麻雀戰，一會兒化整為零，一會兒化零為整，環境非常艱苦。

在這種情況下，養活一個孩子是很困難的，加上曾志當時還不滿18歲，自己不願放棄工作去帶孩子。經過思想鬥爭，不得不把小生命送給當地老百姓去撫養。

「我的第二個孩子生於1931年，大概也是11月。我懷孕後，寫信告訴母親，她老人家來信，要我把孩子送回家，由她撫養，並寄來40塊現洋作路費。孩子剛生不久，才40天，我奉命調到廈門工作。我到了廈門後，正準備請假送孩子回家，廈門市委負責同志找我談話，勸我不要帶孩子回家，一是路途遙遠，孩子也折騰不起;二是回家來去要幾個月，影響工作。我當即表示，同意組織上的意見，於是把這個孩子送給了一戶人家。不幸的是，由於當時衛生條件差，孩子只活了20多天就得了天花而夭折。」

曾志談到第三個孩子時說:「我的第三個孩子生於1933年2月左右。臨產了，沒有錢請助產士，我急忙拿了一塊舊毛毯，去當鋪當了兩塊錢，請來一名家庭接生婆。她動作粗魯，不講衛生，孩子雖然平安出生了，我卻因嚴重感染，得了婦科病。這孩子生下來13天，就送給一位同志的嬸嬸。她是個寡婦，沒有兒女，家在湖北，在福州做鹽商虧了本，家境貧窮。這個孩子11個月時，我去看了一次，瘦得皮包骨，心裡很不是滋味。他四歲時，因營養不良，患淋巴腺結核病，身上的淋巴流膿、流血，家裡人都討厭他。他十四五歲時，因養母是基督教徒，福州教會醫院免費為他做了手術，去掉了兩根肋骨和一個腎，成了瘸腿跛子、半殘疾人。1950年我去漢口找他，一見面，哪裡像十六七歲的小伙子，還不如十歲孩子高。他告訴我，哪怕是寒冬臘月，他也從來沒有穿過鞋襪，沒有念過一天書。為了糊口，他磨牛角梳子做手工，走街串巷叫賣香煙、花生、瓜子，賺點錢養家糊口。這孩子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吃了不少苦頭。」

接着，曾志講了第四個孩子的情況。她說:「第四個孩子是女孩，她的父親是陶鑄。1941年4月生在延安，她是幸運兒，出生在延安中央醫院，還有男保姆撫養她。1945年，孩子才四歲，我和陶鑄同志隨部隊到兩湖兩廣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當時我們作了五年十年的打算，於是把孩子交給公家。沒有料到剛離開延安兩個月，日本就投降了。這時中央命令我們日夜兼程，趕赴東北。保姆叔叔知道我們在東北，帶着女兒去東北找我們。沿途轉戰一年，遇到不少危險，經過不少艱辛，1947年初，陶鑄同志和我同女兒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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