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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涛波
原图链接 图片来源 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本名	曾昭学
出生	1911年4月4日
国籍	中国 湖南省

曾志(1911年4月4日 - 1998年6月21日)，女，原名曾昭学，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1998年6月21日，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曾志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丁关根、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贾庆林、温家宝、曾庆红、吴仪、宋平、宋任穷、司马义·艾买提、王兆国、赵朴初、陈俊生、胡启立、毛致用和江华、肖克、习仲勋、叶飞、王鹤寿、陈慕华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以不同方式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遗体已于6月26日在北京火化。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曾志	民族	汉族
星座	双鱼座	别名	原名曾昭学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衡永郴桂道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
出生日期	1911年4月4日	职业	产阶级革命家
逝世日期	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	配偶	夏明震、蔡协民、陶铸
信仰	共产主义	毕业院校	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
主要成就	1949年任广州市市委书记 197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代表作品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曾志的故事》-女革命家丛书

子女关系

曾志先后 与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震牺牲后，陈毅代理郴县县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夏明震，中共福州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蔡协民，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陶铸结婚，与夏明震生下石来发，托抚养石礼保副连长故名、与蔡协民之子蔡石红、与陶铸之女陶斯亮。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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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女，原名昭学。宣统三年四月四日(1911年5月2日)，生于衡永郴桂道宜章县完成团城厢镇汪家冲(今属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

民国13年(1924)秋，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积极参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官僚军阀活动。

民国15年(1926)8月，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学问:

"为什么要改名?"她回答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曾志给母亲写信，并在彭镜秋的帮助下，坚决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

1927年春，曾志从讲习所毕业，担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同年，到湖南郴州开展地下工作，夏明震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曾志任秘书长。

次年1月，曾志参加湘南起义。同年3月，夏明震在郴县"反白事件"中牺牲。不久，曾志调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与党代表蔡协民结婚，并一起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支部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四军返回瑞金，部分干部存在军队应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单纯军事思想，毛泽东受到排斥，离开前委领导岗位，这时，拥护毛泽东的曾志，也受到排挤。

1929年，离开井冈山，被派往福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闽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县委书记。

1934年5月，蔡协民被叛徒出卖牺牲。在福建厦门，她和陶铸以夫妻名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随着感情加深结合成夫妻。

1935年春，敌人大举向闽东进攻，组织安排她离开闽东，到广东白区治病。

1937年，先后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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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任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延安整风时期，曾志因"闽东问题"受到1年零4个月监禁审查，最后没有下结论，成为历史悬案。她以坚强的党性、宽阔的革命胸怀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背着历史包袱走过抗日战争。

1939年12月，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妇联筹备处主任。

1949年5月后，先后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质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195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广东省委经过两年调查和审查后作出的正式结论:"曾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

1966年5月，陶铸调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因病请假到北京疗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中央专案组对曾志所谓的"闽东问题"又进行长时间的"审查"。

1969年，在陶铸最后一段艰难岁月中，曾志始终支持、照顾丈夫。陶铸生前作《赠曾志》以示感激:"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977年12月，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胡耀邦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和考察培养经济、科技战线干部和人才等重要工作。

1980年，她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原则考察选拔200余名优秀中青年高级干部。

1982年9月，在中央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

1983年7月离休。

同年10月，她重返革命旧地闽东，了解到闽东尚未摆脱贫困，且未定为老苏区、老根据地时，向中央书面报告，1984年，问题得到解决。1987年12回湖南郴州参加湘南起义60周年纪念活动。1992年，曾志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4年10月，回湖南宜章参加邓中夏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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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留下遗嘱把省吃俭用节省的6万多元钱全部捐献给祁阳和宜章两县的"希望工程"。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宝山安息的曾志同志，却选择了安静地回归井冈山。生前，她特别给党中央写信，在《留言--生命熄灭的交代》中，她极力要求身后事简朴、简单办理，并让女儿陶斯亮将其骨灰撒在井冈山。中组部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

遗体于1998年6月26日在北京火化，她的女儿陶斯亮和石来发遵照母亲生前嘱托，将其骨灰安葬在一处小山坡上。距曾志墓400米之外，便是当年她工作战斗过的红军医院，以及惨遭敌人杀害的130多名战友的集体墓穴。骨灰埋在井冈山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旁的一颗树下。

影剧《延安颂》

原图链接图片来源 毛主席与曾志，陶铸合影

凡看过央视热播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剧中这样一组镜头:一位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刚刚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就急着来拜见毛泽东主席，她来到毛主席住处时，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她望着毛主席的背影没吱声，笑眯眯地踮着脚，轻轻绕到毛主席背后，猛然拍了一下毛主席的肩膀，朗声叫道:"老毛!"毛主席一回头，立即惊喜异常，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就这一声"老毛"，足见这位年轻女同志与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组镜头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画面。那位敢于直呼毛主席"老毛"、让毛主席视为亲人的女干部，就是15岁投身革命，参加了党领导的衡阳暴动，接着跟随毛泽东举红旗上井冈，成为我党革命斗争早期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的曾志同志。

曾志和她的四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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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说，她生过四个孩子，三个送了人，最小的也差一点不要了。前三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的父亲是革命烈士蔡协民。第一个男孩生于1928年11月初，那时正是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最艰苦的年代，孩子生在井冈山后方留守处。产后不久，天天打仗，而且是游击战、麻雀战，一会儿化整为零，一会儿化零为整，环境非常艰苦。

在这种情况下，养活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加上曾志当时还不满18岁，自己不愿放弃工作去带孩子。经过思想斗争，不得不把小生命送给当地老百姓去抚养。

“我的第二个孩子生于1931年，大概也是11月。我怀孕后，写信告诉母亲，她老人家来信，要我把孩子送回家，由她抚养，并寄来40块现洋作路费。孩子刚生不久，才40天，我奉命调到厦门工作。我到了厦门后，正准备请假送孩子回家，厦门市委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带孩子回家，一是路途遥远，孩子也折腾不起;二是回家来去要几个月，影响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于是把这个孩子送给了一户人家。不幸的是，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差，孩子只活了20多天就得了天花而夭折。”

曾志谈到第三个孩子时说:“我的第三个孩子生于1933年2月左右。临产了，没有钱请助产士，我急忙拿了一块旧毛毯，去当铺当了两块钱，请来一名家庭接生婆。她动作粗鲁，不讲卫生，孩子虽然平安出生了，我却因严重感染，得了妇科病。这孩子生下来13天，就送给一位同志的婶婶。她是个寡妇，没有儿女，家在湖北，在福州做盐商亏了本，家境贫穷。这个孩子11个月时，我去看了一次，瘦得皮包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四岁时，因营养不良，患淋巴腺结核病，身上的淋巴流脓、流血，家里人都讨厌他。他十四五岁时，因养母是基督教徒，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成了瘸腿跛子、半残疾人。1950年我去汉口找他，一见面，哪里像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还不如十岁孩子高。他告诉我，哪怕是寒冬腊月，他也从来没有穿过鞋袜，没有念过一天书。为了糊口，他磨牛角梳子做手工，走街串巷叫卖香烟、花生、瓜子，赚点钱养家糊口。这孩子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吃了不少苦头。”

接着，曾志讲了第四个孩子的情况。她说:“第四个孩子是女孩，她的父亲是陶铸。1941年4月生在延安，她是幸运儿，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还有男保姆抚养她。1945年，孩子才四岁，我和陶铸同志随部队到两湖两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我们作了五年十年的打算，于是把孩子交给公家。没有料到刚离开延安两个月，日本就投降了。这时中央命令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保姆叔叔知道我们在东北，带着女儿去东北找我们。沿途转战一年，遇到不少危险，经过不少艰辛，1947年初，陶铸同志和我同女儿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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