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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

徐懋庸

（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中國浙江省上虞縣下管西堂人，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

人物生平

徐懋庸出身於手工業工人家庭，1921年高小畢業後輟學。1922年後教小學。1926年在上虞縣國民黨黨部宣傳部任幹事。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因親共被政府通緝，逃亡上海，就讀於半工半讀的勞動大學。1930年到浙江臨海回浦中學任教。1933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8年到延安，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歷任抗日軍政大學教師、政教科長、晉察冀邊區文聯主任、冀察熱遼聯合大學副校長、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第三分團政委。1949年後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中南文化部副部長。1957年後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個人小傳

1910年12月徐懋庸出生在下管方山村一個貧苦的家庭。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紗篩匠，母親則是個心地善良的女人。徐懋庸從小聰穎好學，剛滿5歲就進入本村方山小學讀書。「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無不對他以後的生活道路有着很大的影響。小學畢業後，他期望繼續升學，可父親不允，原因很簡單：家境困難。要知道，父母因為貧窮，先後將徐懋庸6個兄妹中的3個送進了育嬰堂。可跟隨父親做生意的當兒，他始終未曾扔過書本。他身邊揣着一本《唐詩三百首》，一邊走路，一邊吟詠默記。同時，還不時地欣賞沿途的自然景色，以體味和印證唐詩名句中的意境。晚上和父親睡在客店裡，「吃罷飯，洗罷腳，自然拿出書來讀」。不僅如此，他還經常向人借書閱讀，被人稱為「知識界的乞丐」。

1923年初，下管「真五房」新辦了一所鹿溪小學，徐懋庸過去的老師、鹿溪小學校長徐用賓十分賞識他的學識和才能，聘請他去該校任教，時年14歲的徐懋庸，被人稱為「神童」、「小先生」。以後他又到坤麓、民強小學任教，先後達4年。

1925年，上虞的一批進步教師，組織了「青年協進社」。也是在這一年，文化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辦起了上虞第一張報紙《上虞聲》。如魚得水的徐懋庸，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並多次得到胡愈之的幫助。

次年，受中共上虞獨立支部書記葉天底的影響，徐懋庸開始參加革命活動。他先後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蘇俄文藝論戰》、《嚮導》、《中國青年》等刊物，懂得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義革命道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到慈谿工作，秘密編輯上虞「石榴社」刊物《石榴報》，後遭國民黨通緝，被迫避居上海。

來到上海，徐懋庸化名余致力，在勞動大學中學部讀書。3年間，他竟先後學會了法語、日語、英語、俄語。1930年，畢業後的徐懋庸回到浙江臨海回浦中學任教，開始翻譯法國羅曼·羅蘭著的《托爾斯泰傳》及一些文學作品。

這時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方興未艾，鏖戰正酣。在魯迅的旗幟下，匯集了大批中國文化精英，他們利用上海獨特的地域政治環境，以文學作投槍和匕首，猛烈地抨擊國民黨反動政府，為進步和正義吶喊，形成一種非同尋常的文化景象。剛抵上海的徐懋庸，分明感受着一種熱乎乎的氛圍，他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躍躍欲試。

對初來乍到的徐懋庸而言，無名小卒的身份地位，要融入大上海，要得到大上海的認可，又談何容易！他自是碰了一鼻子灰：翻譯的《托爾斯泰傳》，分別送到黎明書局、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但皆被退回。他又一鼓作氣翻譯了高爾基的法譯本小說《秋夜》。他滿懷信心地把譯稿寄給胡愈之負責編輯的《東方雜誌》，可等回來的消息則是「早有人譯出發表了」。接二連三的碰壁，自令徐懋庸的熱情一落千丈。好在鄉人胡愈之為其鍥而不捨、勤奮刻苦的精神所感動，介紹了日本山川均著的《社會主義講話》一書讓他翻譯。譯成出版後，一筆不菲的稿費收入，令徐懋庸勉強得以在上海灘立足。

要論讓徐懋庸充分張揚才氣，並令其從真正意義上進入上海文壇的，則要數《申報》副刊《自由談》了。當年徐懋庸常翻閱《自由談》，尤愛讀魯迅的雜文，不知不覺中，靈感的觸動，令他拿起筆模仿魯迅文風寫了《〈藝術論〉質疑》、《青年的心》兩篇雜文，試投《自由談》。兩文很快發表了。不久，主編黎烈文又主動給徐懋庸寫信，言及這樣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能夠再寫。從此，徐懋庸與雜文結下了不解之緣，並嶄露頭角，自然，徐懋庸其人其文，亦始受到魯迅的關注。

好事終於接踵而至。這邊雜文彈無虛發，那邊《托爾斯泰傳》譯作由華通書局正式出版。拿到譯作，徐懋庸的第一個條件反射便是：趕快給魯迅先生寄上一本。1932年11月的一天，這是他第一次給魯迅先生寫信寄書，這自然也是他與魯迅先生恩恩怨怨的肇始。收到贈書和來信，一直熱情關心扶助文學新人的魯迅先生，即於當夜覆信。自此以後，徐懋庸開始與魯迅有了頻繁的書信往來。

徐懋庸的雜文着實了得，這不啻是因為他對魯迅心儀已久，對魯迅的雜文洞若觀火、爛熟於心，更是因為其自身的知識積澱、思想張力、筆墨技巧使然。師承魯迅，竟令徐懋庸的雜文與魯迅的文風如出一轍，以至讓許多人誤以為是魯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請《自由談》的10個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魯迅、郁達夫、曹聚仁、陳子展、林語堂……也有徐懋庸。林語堂晚到，那時大家已經入席了。他坐下之後，就對魯迅先生談起來，他說：周先生又用新的筆名了吧？因為當時魯迅先生的筆名是經常改變的。魯迅反問道：何以見得？林語堂說：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也是你。魯迅哈哈大笑起來，指着徐懋庸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徐懋庸的自身就在這裡。大家也笑了起來。

由於黎烈文的有意安排，徐懋庸得以與魯迅相見，且彼此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作家憑作品說話，徐懋庸的雜文及其譯作，無疑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極大關注。1934年春，「左聯」委派時任宣傳部長的任白戈負責找其談話，並介紹徐懋庸加入了「左聯」。因為魯迅領導「左聯」，這令徐懋庸激奮不已。不久，徐懋庸又被選為「左聯」常委，擔任宣傳部長。翌年春，由於「左聯」領導成員田漢、陽翰笙被捕，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擔任左聯書記，年僅23歲。職務的關係，令徐懋庸常有機會向魯迅匯報「左聯」的工作情況，魯迅則依然關愛着這位勤奮筆耕、可愛至極的青年小伙。魯迅曾經直言不諱：「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頭文學家，而你每年至少譯一本書，而且文章寫得不少。」1935年3月，當徐懋庸將《打雜集》約請魯迅作序時，魯迅欣然提筆：稱這部雜文集「和現在切貼，而且生動、潑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我所以極為高興為這本集子作序。

1935年11月，黨組織為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寫信和派人通知「左聯」，提出文藝戰線需要組織新的統一戰線團體，建議「左聯」解散。由於對一些問題看法不同，周揚與魯迅又有些不愉快，就派徐懋庸去找魯迅。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內部發生了「兩個口號之爭」，一個是周揚等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另一個是魯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徐懋庸則屬「國防文學」。其時徐懋庸先後3次去找魯迅，1936年2月18日，當徐懋庸最後一次去見魯迅。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給魯迅一封信，責怪魯迅對於黨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認為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是錯誤的」。徐懋庸的來信是一次懷有敵意的挑釁。其時，魯迅已抱病在床，但仍然花了4天時間，寫成《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魯迅重申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口號作了闡述，公開發表在8月15日的《作家》雜誌上。其時，徐懋庸正在上虞老家，當他讀到魯迅這篇文章後，痛哭了一場。儘管如此，徐懋庸「還存着希望，且有信心」，他認為「有朝一日，有些問題是會對魯迅先生說清楚，得到他的諒解的」。他對魯迅的崇敬之情依然不變。

1938年，徐懋庸決定告別上海前往延安。來到延安不久，他受到特別的禮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和邊區政府舉行宴會，歡迎徐懋庸、蕭軍等七八個新到延安的文化界名人，這是徐懋庸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1938年5月下旬，毛澤東又單獨在鳳凰山麓的窯洞裡約見了徐懋庸，聽取了他關於「左聯」解散過程及「兩個口號之爭」的情況匯報。毛澤東對一些問題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釋，認為這次爭論，是在由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關頭髮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毛澤東的談話，似春風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於心的疑慮，消弭了他沉積於胸的塊壘，徐懋庸感覺「如渾沌開竅，如重感冒發汗，頭腦清醒，身體輕鬆了」。毛澤東還詢問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況，並親自指定他到抗日軍政大學工作。最後，毛澤東還鼓勵徐懋庸解決入黨問題，親自為徐懋庸挑選了入黨介紹人。

同年8月1日，抗大紀念建軍節，大會後進行聚餐，徐懋庸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並與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同席。席間談話之際，毛澤東親切地問徐懋庸：「你結婚了沒有？」當得悉其已經結婚並有了兒女後，毛澤東接着說：「最好把他們接到延安來。」並囑咐滕參謀長想辦法辦理這件事。不久，其妻子和兩個兒子一起來到了延安。也就在這一月，徐懋庸經艾思奇和張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邊區從事教育、文化工作的那些年裡，徐懋庸深切地感受到環境的寬鬆，學術的自由，他先後編寫了《社會科學基礎教程》、《社會科學概論》，負責主編《華北文化》，注釋了魯迅的《阿Q正傳》和《理水》。

新中國成立後，徐懋庸先後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文化部副部長、中南教育部副部長，武漢大學秘書長、副校長、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等職。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仍不間斷寫作，著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簡單介紹》、《工人階級與共產黨》、《魯迅——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等書籍。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徐懋庸鑑於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感於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重操舊業，運用雜文這個武器，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文學》、《文匯報》等報刊，發表了100多篇計30餘萬字的雜文。他寫的《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雜文，以其犀利的筆鋒、辛辣的諷刺，讓有的人對號入座，讀之羞赧不已，無地自容。

晚年的徐懋庸曾3次回到故鄉下管。1961年冬，已摘掉右派帽子、在哲學研究所工作的他，帶了小兒子、小女兒回來。到了下管，鄉人見有陌生人來，問：「這是誰？」他幽默地對兒子說：「告訴他們是右派分子徐懋庸。」他還是那樣耿直、率真、自嘲。這一年，父親尚健在，住在侄兒家，但雙目已經失明。畢竟是自家的孩子，父親用雙手將兒子從頭到腳慢慢地又是細細地撫摸了一遍。父親這一摸，對於徐懋庸，心裡自是酸楚，為已是風燭殘年的父親，亦為曲曲折折的自己。1963年冬，當徐懋庸第二次回故鄉時，父親對兒子說：「你的城府不夠深，個性執拗，常常會惹麻煩，千萬要當心。」儘管一生都沒有離開下管大山的父親，不可能理解哪怕像徐懋庸這樣的人，也擺脫不了時代的風雲周遭與個人命運際遇的因果緣由，但父親還是一語中的，且道出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機杼。幾年後遭遇「文革」，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體都受到嚴重摧殘。

徐懋庸-與周揚

「文革」中，徐懋庸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交代中竟把毛澤東評價周揚的原話寫了出來。要知道，此時的周揚正關在獄中，是「四條漢子」之一。徐懋庸不但沒有反戈一擊，反而用「最高指示」為周揚定性，這不是在為周揚翻案嗎？在造反派的高壓政策下，不得已，徐懋庸幾天後又寫了《關於我追隨周揚、攻擊魯迅、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罪行的認罪書》，但他還是一口咬定沒有「捏造」，並誤將認罪書的時間「1967」年寫成「1697」年，這一誤，竟相差將近300年。

其時，他和愛人只有每月20元生活費，3個孩子沒有工作。1973年下半年第三次回故鄉，父親已經去世，他想把兩個女兒送到下管插隊落戶，但因種種原因，無法落實。雖然他絕無怨言，只是這一走，他就再也沒能回到日思夜慕的家鄉。1977年2月7日，離春節還有10天，他帶着深深的摯愛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艱難坎坷的人生路。

1978年12月，隨着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他的右派問題得以改正，他的黨籍和一切名譽得以恢復。1979年4月12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召開了追悼會，周揚等人送了花圈並參加了追悼會。「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堅持真理的一生，是艱苦奮鬥的一生……」這是黨對他的最後定論。如若九泉下有知，徐懋庸還能不寬慰乎？他還能有什麼冤屈、憾恨呢？

着作

• 猶太人. 1933. 
• 打雜集. 千秋出版社. 1937. 
• 不警人集. 
• 文藝思潮小史. 1936. 
• 街頭文談. 
• 打雜新集. 北京出版社. 1957. 
• 魯迅——偉大的思想家 偉大的革命家.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61. 
• 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 
• 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 
• 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簡單介紹. 
• 「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作用. 
• 工人階級與共產黨.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2. 

譯着：

• 羅曼·羅蘭. 托爾斯泰傳. 華通書局. 19. 
• 山川均. 社會主義講話. 1933. 
• 拉甫萊涅夫. 伊特勒共和國. 1934. 
• 梭羅古夫. 小鬼. 1934. 
• 巴比塞. 斯大林傳. 新知書店. 1936. 
• 列寧家書集. 1937. 
• 薩特. 辨證理性批判. 商務印書館. 1963. 
• 加羅蒂. 人的遠景. 三聯書店. 1963. 
• 共產黨人哲學家的任務和對斯大林的哲學錯誤的批判. 
• 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