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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文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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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活動家 | |
| 出生 | 1904年6月27日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政治、社會活動家 |
| 知名作品 |
擔任過《清華周刊》總編輯 擔任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教授 曾任南昌大學總務長。 |
彭文應（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江西省安福縣人。解放後，彭文應歷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務委員。1957年被打為右派。張春橋曾化名常孰，寫文章《質問彭文應》。在毛澤東題為《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上海會議講話中，彭文應被毛點名。他是文革後未獲得平反的右派之一。1962年12月15日病逝。
個人履歷
彭文應（1904.6.27—1962.12.15），江西省安福縣寮塘鄉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他是五名中央級未獲平反的右派之一。[1]
人物生平
13歲時考入留美預科清華學校。在清華求學期間，擔任過《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長，參加五四運動。
1925年畢業後，以公費赴美國留學，在美國威士康辛大學攻讀政治系，獲學士學位。後又至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獲政治碩士學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曾擔任哥倫比亞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組織中國學生髮表聲明，寫文章，抗議日本侵華，呼籲國人團結抗日。
1932年回國後，在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擔任教授，並擔任王造時主編的《主張與批評》、《自由言論》雜誌的主要撰稿人，發表了《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主張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曾資助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
1935年，彭文應參加上海各界救國會。
1938年參加憲政協進會和民主同志會等組織，曾擔任《民主》、《憲政》半月刊主編。「七君子事件」發生後，他參加了宋慶齡領導的營救工作，並隨宋慶齡進行愛國入獄鬥爭。
上海淪陷後，彭文應赴江西，任《前方日報》主筆，在此期間，曾任江西省政府臨時參議會參議，省立永修高級農林學校校長，南昌大學教授、總務長等職。
抗戰勝利後，彭文應回到上海，任上海臨時大學教授，由沈鈞儒、沈志遠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積極投入民主運動。
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而解散時，彭文應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組織主任委員，領導民盟上海地下組織進行民主鬥爭。
1949年5月初，解放軍解放上海前夕，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彭文應四處躲避，迎來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6月至8月彭文應任民盟上海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11月在民盟中央一屆四次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950年1月至10月彭文應又任民盟上海市支部臨工委副主任委員。
1951年10起彭文應歷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屆副主任委員，民盟上海市第三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歷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二、三屆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二、三屆常委，第一屆上海市政協常委。
1957年被劃為「右派」，遭受批判，其病妻鄧世琳受驚嚇身亡。
1958年4月，彭文應所擔職務均被撤銷，並取消原有的工資津貼。生活陷入困境。彭拒不認錯。
1962年12月15日，因心包炎敗血症病逝於上海廣慈醫院，終年58歲。文革時期被掘墓。
1980年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獲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級未獲平反的右派之一。
1989年民盟中央召開《紀念彭文應誕辰85周年座談會》，高度評價了彭文應的一生，「彭文應先生的一生是愛國的，進步的」。
詳細介紹
解放前
1904年6月27日出生於江西省安福縣南鄉西邊村的一個家境清貧的小學教員家庭。1917年夏，用庚子賠款建立的北京清華學校在江西招生，彭文應與同鄉好友王造時在全省二千多人的會考中，分別名列第一第二名。他們二人與另一位同鄉羅隆基後來被國人稱為「安福三傑」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學業優秀， 思想進步，先後赴美留學，羅、王獲博士、彭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三人積極投入各項愛國政治活動，活躍在中國政壇。在1957年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極右分子」。
彭文應在1932年回國後，先後在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等擔任教授，同時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和愛國民主運動。1936年發生「七君子」事件，彭文應挺身而出，隨同宋慶齡等組織營救，同宋慶齡一起赴蘇州監獄，主動要求陪同七君子坐牢。[2]
1947年10月，民盟被國府當局宣布為非法組織後，彭文應臨危不懼，毅然擔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員，四九年易幟前夕， 地下市支部幾位領導人被列入暗殺名單，湯恩伯下令捕殺史良和彭文應。他在申江醫院被追捕，躲至屋頂後化妝逃脫，死裡逃生。但被抄了家，財物搜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趕出家門。
自三十年代起，彭文應積極跟隨中共，反對進攻「蘇區」，主張民主社會主義。1939年在南昌因抨擊政府「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而險遭不測。後來周恩來專程前往彭文應擔任總主筆、王造時任社長的《前方日報社》慰問，緊握着彭文應的手說：「彭先生，我代表黨向你表示感謝」。
三十年代初某日，彭文應在滬去探望一位朋友。正言談間，忽有一位儀表非凡的不速之客來訪。見室內有人，不肯進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談。友人匆忙走入臥室翻箱倒櫃尋找什麼。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換眼色，但未經友人介紹不敢招呼。過了幾分鐘，友人急步走入房間，對彭說，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自已的錢和鑰匙都被太太帶上街去了，問彭身上有錢嗎？彭文應立即傾其所有交給朋友，二人都未點數便交給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後才告之，來人正是通緝要犯周恩來。當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須行賄可免送警備司令部。據彭回憶，錢並不多，相當人民幣百多元，此事早已淡忘。
上海解放不久，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工作，軍管會主任陳毅召開一次座談會，彭應邀參加。周一眼認出了他。及至散會，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稱「彭先生」。彭正驚愕，周向他回憶了三十年代初的這件往事。這時陳毅走來，周對陳說，這位彭先生曾經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囑咐陳毅「要記住這個朋友」。 陳毅調京後，彭去北京開會，曾被邀請至陳毅家便飯，歡談甚久。
解放後
彭文應並未把這段往事當作政治資本，加以利用。他作為民盟中央委員、上海負責人、上海市政協常委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積極參政議政，是中共不可多得的諍友和幫手。他正是以這種磊落的心態參加「助黨整風」運動的，不料最終惹禍上身。
上海的反右運動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領導。1957年7月9日毛澤東親自在上海黨政幹部會上點名說：「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麼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
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化名「常孰」，在1957年7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質問彭文應》的文章，組織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等圍攻彭文應。同時在上海市人代會，民盟市委和其它地方也對彭文應進行攻擊。把他善意的意見歪曲為有綱領、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活動。彭文應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會批判右派分子大會上，他作了兩個半小時的發言，一方面聲明自己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繼續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領導，民主黨派作用和幹部政策等十一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會上有人把他喻為「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頑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種種「檢查」中，他始終不認一個「錯」。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 哪怕只要低一下頭，認一個錯，就可「從輕發落」。彭文應不領這份情，繼續堅持自已的主張，「負隅頑抗」。發誓說，「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在為黨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當年在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中， 很少有彭文應這樣的頑固分子。在上層愛國人士中更加少有。他「拒不低頭認罪」的態度，激怒了黨內某些領導人。這便是他被定為極右分子的原因。
彭文應受到最嚴厲的懲罰，撤銷盟內外一切職務，保留盟籍，取消工資，斷絕生活來源，監督勞動，逐出南昌路五十五號花園洋房，八口之家遷入一戶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兒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廁所搭床睡覺。妻子鄧世瑢曾是劉海粟美專的學生，1957年7月19日張春橋發表《質問彭文應》一文時，猝死於醫院，時年僅四十四歲。屆時彭正被批鬥，不讓見最後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殺，才十九歲。
在如此兇險的處境中，中共統戰部的官員和民盟代表乘機上門「勸降」。見到他和家庭的悲慘處境後，有一位統戰部官員規勸說，你只要寫上幾十個字的檢查，認個錯，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王造時摘帽後也來勸過他。二女兒薇薇曾跪在彭文應面前求他：「為了兒女，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認一下吧。」在原則問題上，彭文應的信念異常堅定，堅持「……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
他背負着極右分子的沉重的枷鎖， 在家破人亡的絕境中，仍不放棄言責。於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秉書直言上萬字，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所有右派分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3]
就在同一個1962年的12月15日， 彭文應貧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敗血症，搶救無效逝世於上海廣慈醫院，時年五十八歲。
臨終前的肺腑之言
彭文應雖然是政治學碩士，但因深受當時「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他對自然科學也很感興趣。在被批鬥的日子裡，他的心思更加轉向了研究科學，從事發明創造。
他曾研究過糙米問題，呼籲人們吃糙米以增加維生素B1。為此，他還專門請上門給他做思想工作的老友王造時，替他在復旦大學圖書館借閱有關的參考書。
1958年下半年，當上海許多「右派分子」被集中到郊區勞動時，彭文應也奉命去了。但他聲明在先：「我是來參加勞動鍛煉的，不是作為右派來進行勞動改造的！」到了農村，他居然研究起如何改良農具。
1960年的一天，彭文應專程趕赴上海市航道局，說是要提「合理化建議」。他拿出一張圖紙，圖上畫着長長的「列車船」。他解釋說：「採用『列車船』運輸，可以節省燃料，提高運輸效率。」航道局工作人員覺得他的建議頗有可取之處，尤其認為他關心國家建設的熱情可嘉，於是問他的姓名和工作單位。但彭文應不願告訴他們，留下那張「列車圖」便默默地走了。
實際上，彭文應此時早已沒有工作單位了，只是一位在家閒居的人。不過，他總是閒不住。除了以上創造發明外，他曾設計過「保溫飯盒」，以使建築工人、地質隊員、農民在野外工作時能吃上熱飯；也設計過「鈎搭磚」，磚上有鈎，以節省灰漿，增強牢度；還設計過「兩面褲」，可供兩面穿，既節省布料，使用壽命也比原來長 1倍……
彭文應想以他的創造發明來造福人民，造福國家。
在次子彭志平自殺身亡後，彭文應明顯地衰老了。1962年 11月，彭文應的心臟病加重。王造時聞訊趕來，親自送他到廣慈醫院，並請該院副院長張義明多多關照。好友劉海粟、孫大雨等人聞訊後也紛紛前往醫院問候。
此時，彭文應已是油盡燈枯。經救治，他的生命僅僅延續了30多天，12月 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去世，終年58歲。
當彭文應隱隱感到時日無多之際，曾經連續熬夜，在 1962年寫就一份致毛主席、黨中央的萬言書。他用滿腔熱血發出了最後的肺腑之言：「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
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但彭文應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難得安寧。當「文革」狂瀾突起後，彭文應及其妻子、愛子的墓，一起被掃蕩得無影無蹤。
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禮堂舉行「彭文應同志誕辰 85周年紀念座談會」。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領導在發言中表示：「彭文應同志離開我們已經27年了，縱觀他的一生，雖也有過一些曲折，但總的來說是愛國的、進步的，是值得緬懷和紀念的。」民盟中央副主席葉篤義專程赴滬出席會議，並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談家楨等人發表了講話，這次紀念座談會，實際上是為彭文應恢復了政治名譽。
評價
他的老同學潘大逵先生在《我們不能忘記彭文應》一文中回憶道：「30年代初文應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暢敘，忽又有一位儀表堂堂身着西裝的不速之客來訪。因見客房裡有陌生人，便不肯進入，只在過道中和文應之友交頭接耳私語幾句，文應之友便立即匆忙跑進寢室尋找什麼。客房的門開着，文應和站在過道中的西裝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換眼神，但因未經介紹，西裝客人面容又極為嚴肅，相互都未招呼，當然更說不上交談了。約過一二分鐘，文應之友復急步回到客房，對文應說道：這位來客現有燃眉之急，自己身邊的錢和鑰匙，不巧都被太太帶着上街了，問文應身上有沒有錢。文應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點就馬上拿出去交給候在過道上的西裝客人。這位客人未再說話，也未問錢數，接過手後一面把錢放入上衣裡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點頭，便匆匆走了。文應之友送客轉來，才對文應說出內情。原來這個西裝客人就是當局正懸重賞緝拿的周恩來，因當天拂曉有個地下同志被捕，如通過關係進行賄賂即可免送警備司令部，周一時手中拮据，所以前來告急求援。文應同志回憶，錢並不多，約相當於今天人民幣百元左右，事過之後早經淡忘。誰料事隔多年，周總理不僅未曾忘卻此事，而且還記得文應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總理到上海視察，上海軍管會陳毅同志特為召開一次座談會，文應應邀出席。會上總理講了話，文應覺得總理似乎特別注意他；又以為也許是主觀幻覺，因自己從未與總理有過聯繫接觸。及至散會，總理竟快步趕到文應面前，口稱『彭先生』，熱情地與之握手。文應正感驚愕，總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這件往事。這時陳老總走近總理身旁，總理特鄭重給陳介紹說，這位彭先生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並囑陳老總要記住這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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