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韻說
歷史沿革
神韻說的產生,有其歷史淵源。「神韻」一詞,早在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中已出現。謝赫評顧駿之的畫說:「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這裡以「神韻」與「氣力」並舉,並未揭示出「神韻」的意蘊。謝赫還說過:「氣韻,生動是也。」這裡以「生動」狀「氣」,對「韻」也未涉及。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論畫六法》中所說「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狀,須神韻而後全」,也未超出謝赫的見解。
唐代詩論提到的「韻」,大多是指詩韻、詩章的意思,不涉詩論。如武元衡《劉商郎中集序》說:「是謂折繁音於弧韻」,指詩韻;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所說「韻外之致」,即指詩章。他的《詩品·精神》中所說「生氣遠出」,卻可以看作是對「韻」的一種闡發。今人錢鍾書說:「『氣』者『生氣』,『韻』者『遠出』。赫草創為之先,圖潤色為之後,立說由粗而漸精也。曰『氣』曰『神』,所以示別於形體。曰『韻』所以示別於聲響。『神』寓體中,非同形體之顯實,『韻』裊聲外,非同聲響之亮澈,然而神必託體方見,韻必隨聲得聆,非一亦非異,不即而不離。」(《管錐編》)這段話對「氣」、「神」和「韻」的概念以及它們的關係,作了很好的說明。
宋代
宋代談「神韻」者歷來以嚴羽為代表,他在《滄浪詩話》中說:「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實際上,在范溫的《潛溪詩眼》中就有論「韻」的內容(《永樂大典》807卷《詩》字引《潛溪詩眼》佚文,錢鍾書《管錐編》予以鈎沉、闡述),洋洋上千言,從各個方面對「韻」作了精闢而周到的分析,不僅表徵了從齊梁開始的由畫「韻」向詩「韻」的重大轉變,而且「融貫綜核,不特嚴羽所不逮,即陸士雍、王士禛輩似難繼美也」。「范溫釋『韻』為『聲外』之餘音遺響,及言外或象外之餘意,足徵人物風貌與藝事風格之『韻』,本取譬於聲音之道」(《管錐編》)。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神韻」一詞在各種意義上被普遍使用。胡應麟的《詩藪》有20處左右談到「神韻」,如評陳師道詩說:「神韻遂無毫釐。」評盛唐詩說:「盛唐氣象混成。神韻軒舉。」王夫之也多次談到「神韻」,如《明詩評選》評貝瓊《秋懷》說:「一泓萬頃,神韻奔赴。」《古詩評選》評《大風歌》說:「神韻所不待論。」評謝朓《銅雀台》說:「淒清之在神韻者。」他們標舉「神韻」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鍾嶸《詩品序》中所提出的詩應有「滋味」;嚴羽《滄浪詩話》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司空圖所倡導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禎卿《談藝錄》中所談到的「神韻」,都是神韻說的濫觴。
王士禛曾說:「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錄》。」(《帶經堂詩話》)雖然他也說過「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謬不少」(《漁洋詩話》),但他的意見主要是對鍾嶸以三品評詩的做法,而不是對《詩品序》所提出的理論本身。王士禛對司空圖和嚴羽的詩論,也曾多次表示稱讚,如說「表聖(司空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雲『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景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帶經堂詩話》);又說自己「於(司空圖、嚴羽)二家之言,別有會心」,並按照二家論詩的原則,選編唐代王維以下42人詩為《唐賢三昧集》。還有明末南宗畫家董其昌關於南宗山水畫的論述,也影響到王士禛的詩論。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論述了詩與南宗畫的關係,並對董其昌高度推崇,譽之為明代「二百七十年」間畫家「之冠」。在《香祖筆記》中,他還認為詩的妙處要象南宗大畫家荊浩所說的「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那樣,「略具筆墨」即可,以為聞此可得詩家三昧。
倡導人物
王士禛
王士禛之前,雖有許多人談到過神韻,但還沒有把它看成是詩歌創作的根本問題,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由於范溫論韻之文不傳,神韻的概念也沒有固定的、明確的說法,只是大體上用來指和形似相對立的神似、氣韻、風神一類內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韻作為詩歌創作的根本要求提出來。
他早年編選過《神韻集》,有意識地提倡神韻說,不過關於神韻說的內涵,也不曾作過專門的論述,只是在許多關於詩文的片斷評語中,表述了他的見解。歸納起來,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韻說的根本特點,即在詩歌的藝術表現上追求一種空寂超逸、鏡花水月、不着形跡的境界。神韻為詩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韻,自無可厚非。但並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韻。《滄浪詩話·詩辨》:「詩之法有五」;「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曰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其大概有二:曰優遊不迫,曰沉着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可見神韻並非詩之逸品所獨有,而為各品之好詩所共有。王士禛將神韻視為逸品所獨具,恰是其偏失之處。 從神韻說的要求出發,王士禛對嚴羽的「以禪喻詩」或借禪喻詩深表讚許,同時更進一步提倡詩要入禪,達到禪家所說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說:「嚴滄浪(嚴羽)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如王(維)、裴(迪)《輞川絕句》,字字入禪。」「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還說:「詩禪一致,等無差別。」認為植根於現實的詩的「化境」和以空空為旨歸的禪的「悟境」,是毫無區別的。而最好的詩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逸品」(《帶經堂詩話》)。從詩歌反映現實不應太執著於實寫這一點講,他的詩論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從根本上來說,他是以遠離現實為旨歸的。
從神韻說的要求出發,王士禛還一再強調創作過程中「興會神到」的重要性 (即嚴羽所謂「興趣」,參見「興趣說」)。他說:「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又說:「古人詩只取興會超妙。」認為創作是「一時佇興之言」,「佇興而就」的(《帶經堂詩話》、《漁洋詩話》)。詩歌創作不是理念的產物,當然應該「興會神到」,有感而發;但一時的「興會」只有來自於廣博深厚的生活閱歷,才是有意義的。離開了這些根本條件僅僅強調一時的「興會神到」,便只可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必將導致藝術遠離現實的傾向。
《二十四詩品》--神韻說典出 從神韻說的要求出發,王士禛還特別強調沖淡、超逸和含蓄、蘊藉的藝術風格。關於沖淡、超逸,如他曾讚揚孔文谷「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的主張,於明詩特別推崇以高啟等為代表的「古澹一派」,評論詩人標舉「逸氣」、「逸品」(《帶經堂詩話》、《漁洋詩話》)等。他對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也專門推許其中「沖淡」、「自然」、「清奇」三品,強調「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渾」、「沈著」、「勁健」、「豪放」、「悲慨」等品,這就更加發展了《二十四詩品》中注重沖淡、超逸的美學觀點。關於含蓄蘊藉,如他反對詩歌「以沈著痛快為極致」,一再強調嚴羽的「言有盡而意無窮」和司空圖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等,並認為「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輕露」(同前)。最明顯的是他對幾首詠息夫人詩的評論,認為杜牧的「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是「正言以大義責之」,頗不贊成;認為只有王維的「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為高」。這就更進一步發展了嚴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銓」的觀點。
正因為如此,所以王士禛選《唐賢三昧集》,竟不選李白、杜甫的詩。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詩選》之例,實際上是不欣賞李、杜的詩。趙執信的《談龍錄》就曾說他「酷不喜少陵」,「又薄樂天」。翁方綱的《七言詩三昧舉隅·丹春吟條》也說他「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這是有充分根據的。如他曾反覆推崇王維、韋應物詩「趣味澄夐」,並說過:「韋如菩薩語,王右丞如祖師語也。」據李重華《貞一齋詩說》的記載,他曾見到王士禛私下信手塗抹杜詩,因此曾指斥他為「矮人觀場」。不僅對於李、杜,對於其他許多現實性較強的詩人如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杜牧、杜荀鶴、羅隱等,也都一概採取排斥、指責的態度。如他借司空圖的話,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認為劉禹錫的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為下劣」;認為杜牧、杜荀鶴的詩都是「惡詩」(《帶經堂詩話》)等等。這充分體現了他的論詩旨趣。 在王士禛之前,由於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運動,言必漢、魏、盛唐,造成了詩走向膚廓、貌襲的流弊,而公安派矯正前後七子之失,其弊又流於淺率。王士禛企圖矯正兩派之失,提倡神韻說,倡導詩應清遠、沖淡、超逸,在表現上應含蓄、蘊藉,出之於「興會神到」或「神會超妙」,片面地強調詩的空寂超逸、鏡花水月的境界,反對現實性強的詩歌及沈著痛快、酣暢淋漓的風格,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吸收並進一步發展了司空圖、嚴羽理論中所包含的消極因素,導致詩歌走上脫離生活、脫離現實的道路,抹煞了詩歌的積極的社會作用。
王士禛曾讚揚有些詩「皆無香火氣」以為可貴。別人對他的稱讚也有不少集中在這一點上,如施愚山曾對他的弟子稱讚他說:「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帶經堂詩話》)這些,正好說明了王士禛神韻派詩論的實質。王士禛自己的創作也證明了這一點。他的詩,多描繪自然景物,如《真州絕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畫景物很工致,並富有詩情畫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現實性較強的詩很少,而且常常有意無意謳歌昇平景象。這與他的詩論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綱
翁方綱曾說:「漁洋所以拈舉神韻者,特為明朝李、何一輩之貌襲者言之。」(《復初齋文集·坳堂詩集序》)但是以這樣的理論和創作實踐,企圖糾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將詩歌引向康莊大道的。因而他的詩和詩論曾遭到當時和後人眾多的批評和譏議。吳喬曾說他是「清秀李於麟」(《答萬季□詩問》),意謂其詩作不過比後七子之一的李攀龍較為清秀而已。 袁枚也為說他「喜怒哀樂之不真」;並說他的詩和方苞的散文一樣,「俱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隨園詩話》)。甚至連同樣標舉神韻、不同意對「口熟漁洋詩,輒專目為神韻家而肆議之」的翁方綱,也不贊成王士禛關於神韻的見解,批評他「猶未免滯跡」(《復初齋文集·坳堂詩集序》),「不免墮一偏也」(《復初齋文集·神韻論》)。翁方綱認為「神韻者,徹上徹下,無所不該」,王士禛僅以空寂言神韻,「徒自敝而已矣」(同前)。這個評語應該說是中肯的。各種風格的詩,都應有神韻,並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韻。[2]
視頻
探訪桓台新城漁洋祠,其文學成就斐然,一生著述頗多,首創詩論"神韻說",被推為"詩壇領袖"
參考資料
- ↑ 淺論「神韻說」對當代詩聯創作的現實意義,個人圖書館
- ↑ 中國古典詩歌理論中,格調說與神韻說有什麼區別與聯繫?,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