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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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身份認同最主要是以「中國人」和「香港人」這兩個身份為主，不過這兩個身份可以互不排斥地存在，故在研究中也會用到「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混合身份」來予以研究對象選擇。此外由於成為中國公民不是成為香港居民的必要條件，而香港亦有少數族裔在該處長居；香港居民以往在感知上把中國文化、經濟和政體分離——部分學者會把其歸類為「文化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中國」，所以亦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認同。一般認為，香港居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20世紀60-70年代間首現。當中政治、經濟、文化的獨特性會促使香港居民對香港人這一身份出現認同感，並視中國大陸為他者。
英方在管治初期盡量保留香港的本地文化，對其採取盡量不干預的態度，比如對華人仍採用《大清律例》約束、容許華人納妾；不過仍在19-20世紀期間對華人採取種族歧視政策，比如華人較難獲得官職、華人公務員福利較少。但當時香港華人對這採取不反抗的態度。此外在教育上盡量不觸及政治、中國近代史以及香港史。中史教授上一般側重文化層面，以「思想、精神、性格、價值觀」方面的論述為主，不注重培育愛國意識，這樣使得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超越當代中國政治」。而這些政策皆使得70年代以前大多數香港居民仍認同自己為中國人，或以祖籍、出生地等地理背景為其身份認同。六七暴動以後，香港大部分居民儘管仍對共產政權反感，但當時香港的大專學生和知識份子仍投入了一系列帶愛國反殖民色彩的運動，包括1968年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和1971年的「保衛釣魚臺」運動，該些運動強調「中國人」這一身份。此一情況直至四人幫倒台，大專學生失去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美好想像才結束，轉向關心香港社會，塑造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港英在六七暴動過後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以緩解民生、促進社會歸屬感。同時香港居民憑著本土優勢發展經濟初獲成果，皆使得香港居民更認同「香港人」這一身份。戰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嬰兒潮」出生者也於這個時段投身社會，他們自幼便與中國大陸這個「他者」疏離，亦使香港居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進一步增加。在回歸的事實已確定後，對中國的文化認局和政局認同便開始出現排他性，不過相關情況直至2008年後才顯現。回歸初期由於經濟及政治等因素，使得香港居民漸漸出現中國人意識，不過隨後由於中港矛盾、政制改革以及修訂逃犯條例所引來的爭議，使得香港居民出現了本土意識，並對中國人身份感到抗拒。
歷史
清朝時期（15世紀-19世紀）
香港開埠前，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已有別於中國大陸主流的漢文化及大漢族意識形態，分為多個獨立的民系，並且擁有獨特的地域、血緣、文化及宗教傳統。
當時香港原居民有四大民系，分別為廣府圍頭人、客家人、水上蜑家人、福佬人。他們都有自己的語言（即圍頭話、客家話、蜑家話、鶴佬話），以村落聚居或在水上居住，村落之間都有「地界」以及屬於本村的「土地公」（社稷神）。
圍頭人由鄧氏、彭氏、候氏、文氏、廖氏族群組成，合稱為新界五大氏族。他們各自因同一宗族而聚居起來。這些圍頭人佔據了新界中較理想的土地，在當時被稱為「本地人」，在1898年統計中佔據新界人口的大多數。
客家人與「本地人」相對，是指清朝政府下令復界[1] 後，從梅縣、五華等粵東地區招攬到香港開墾農田的人。嶺南客家人大多成批遷入，因而保留原有的客家語言和風俗，自成村莊，形成獨特的族群。圍頭人與客家人語言、風俗不同，為了爭奪資源會發生族群之間的武裝衝突，同時為了防範海盜侵犯，圍頭人和客家人也在村落外圍築起圍牆保護自己，形成圍村。
蜑家人是百越族的後代，這些水上人被歷代皇朝拒絕登記岸上戶籍，無權參加科舉考試，居無定所而且沒有鄉土的觀念，對歷代皇朝也無歸屬感。他們與華北漢族有不同的文化，虔誠於天地及自然界崇拜，即「見山拜山，見石拜石」。他們以海為家，對海有很強烈的歸屬感，並沒有房屋的概念及搬遷到陸上居住的想法。福佬人來自福建閩越族，大部分從事捕魚工作，亦有以農為業，擁有海豐及陸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