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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和我們同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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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和我們同在》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魯迅離開我們整整十年了。在這十年當中世界起了很大的變化,我們中國也起了很大的變化。魯迅所詛咒的法西斯蒂,遭受了很大的打擊,魯迅所頌揚的人民的力量贏得了輝煌的勝利。我們中國經過了八年的抗戰,終竟把日本帝國主義趕走了。當然這勝利在我們有一大部分是僥倖得來,但我們敢於說:凡是崇敬魯迅的人是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盡了至善的努力來贏得的。

毛澤東主席說過:「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是最有斤兩的話。魯迅的方向是什麼呢?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對於反人民的惡勢力死不妥協的方向。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今天有資格能夠站在魯迅的面前來向着大家說話,也就是因為我遵照了魯迅所指示給我的正確方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遭了挫折,我逃亡到日本一直待了十年。在「七七」事變發生之後,我終於單身地跑回中國來了。是什麼人把我呼喚回來的呢?我要坦白地說是我們的魯迅先生。

這在我是有詩為證的。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的七月二十五日,我乘着一隻外國的商船離開日本,快到上海的時候,我在船上曾經做過一首舊詩,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或許還有人記得的吧,我自己是還記得的,我現在想向各位朗誦它一遍。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余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我在當時的確是把我全部的赤誠傾瀉了出來,我是流着眼淚把詩吐出的;雖然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的確是一個里程碑。但這詩所用的韻是什麼人的韻呢?就是魯迅的一首舊詩的原韻。這的的確確是可以證明我在回國的當時是有魯迅的精神把我籠罩着的。假如沒有魯迅這座精神上的燈塔,假使魯迅不曾給過我一些鞭撻,我可能永遠在日本陷沒下去,說不定我今天是會在南京和周作人做伴的吧?

這十年當中,魯迅的肉體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是始終領導着我們的。他那種實事求是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那種堅忍不拔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惡勢力頑強作戰的精神,始終領導着我們,我們追隨着他的時候便可以保證我們的進步,我們違背了他的時候便一定證明我們的墮落。

周作人是墮落了,因為他違背了他。聞一多是進步了,因為他追隨了他。聞一多說過:「魯迅是對的,我們從前是錯了。」這是把生命拿來做了抵押品的嚴烈的自我批判,像聞一多正是魯迅精神的最優秀的繼承者。魯迅精神在這十年間所發生的領導作用,聞一多就是最明顯的一個指標。

我現在真切地感覺着,我們今天每一個人都應該加倍的警惕,我們到底還是做聞一多,還是做周作人,只在我們的一念之差。周作人固然還活着,但他是活着的嗎?聞一多固然是死了,但他是死了的嗎?在這對於我們是永遠的生和死的關頭,就要憑着自己的一念的轉移,看我們究竟朝着什麼方向走!假使我們實事求是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我們堅忍不拔地死不妥協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惡勢力頑強戰鬥到底,那便是魯迅的信徒,我們便可以走向永生。假使我們是反其道而行,那便是魯迅的敵人,我們便走向萬劫不復的死路。

我們中國的近代史差不多是以十年為一周期的。內戰了十年,外戰了十年,今後的十年工夫可能是在內外交迫之下的堅苦建設的局面。但我們不應該悲觀,毋寧是應該加倍的振作起精神來應付我們當前的任務,來縮短人民的痛苦。

因此我們更應該加倍的認識魯迅,加倍的體驗魯迅精神。「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要有甘心做牛的精神,然後才有「橫眉冷對」的膽量。

把我們的一切浮躁、苦悶、僥倖、彷徨的情趣鎮定下去,我們要定着心,老老實實地來做水牛或黃牛的工作。虔誠地替老百姓耕田,拉車,出牛奶,服務到死還要把自己的皮、肉、骨頭、角、蹄子、心肝五臟都奉獻出來,一點也沒有保留。

這種做牛的態度也就是魯迅精神的絕好的象徵。我們今天一個人應該要變成兩條牛,然後才能夠完成我們的使命。

或許會有朋友會說,光是做牛,抵得什麼事?老虎當前一下把你吃光了。不過我們不要忘記,老虎是只能夠吃孤單的一條牛,而沒有膽量干犯一群牛的。就是單獨的一條母牛,為了要從虎口中救出它的小牛兒,它終竟把老虎撞死了的故事,各位想來是知道的吧?我們不要把牛的力量輕視了,假如我們為老百姓服務的精神,真是把他當成自己的「孺子」一樣,真是像一條母牛為它自己養的小牛兒誠心誠意地甘願犧牲的那樣,我們自然會有力量把那橫暴的老虎撞死!

前途儘管有怎樣的艱難,人民終竟是要翻身的!民主必然是要實現的!法西斯蒂必然是要垮台的!——這是歷史必然的法則!

我們要七十二行,行行出魯迅!

魯迅精神永遠和我們同在!

1946年10月18日[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