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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畫記》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一
蟬子叫得聲嘶力竭了。
去年的重慶據說已經是熱破了紀錄，但今年的紀錄似乎更高。
有什麼避暑的方法呢？
能夠到峨眉山或者青城山去，想來一定很好，但這不是人人所能辦到的事。即使能夠辦到，在目前全人類在爭主奴生死的空前惡戰中，假使沒有業務上的方便，專為避暑而去，在良心上恐怕連自己也不允許。
電風扇扇出的只是火風；吃冰淇淋呢，花錢，而且有惡性傳染病的危險。
最好的辦法，我看還是多流汗水吧。汗水流得多，可以促進新陳代謝的機能，而且在蒸發上也可以消費些身體周圍的炎熱。
傅抱石大約是最能了解流汗的快味的人。他今年自春季到現在竟畫了一百好幾十張國畫，準備到秋涼之後展覽。
我們同住在金剛坡下，相隔不遠。前幾天他抱了好幾幅畫來要我題，大都是他新近在這暑間的作品。
他的精神煥發，據說：他寓里只有一張台桌，吃飯時用它，孩子們讀書時用它，做事時用它，有時晚上睡覺時也要用它。
他在這種窘迫的狀態中，冒着炎熱，竟有了這麼豐富的成績，實在值得感佩。
抱石長於書畫，並善篆刻。七年前在日本東京曾經開過一次個人展覽會。日本人對於他的篆刻極其傾倒，而對於他的書畫則比較冷淡。
但最近我聽到好些精通此道的人說：他的書畫是在篆刻之上，特別是他的畫已經到了升堂入室的境地。
我自己對於這些都是門外，不能有怎麼深入的批評。但我感覺着他的一切勞作我都喜歡。而且凡是我所喜歡的東西，在我看來，不用說，都是好的。
中國畫需要題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民族形式。題與畫每每相得益彰。好畫還須有好題。題得好，對於畫不啻是錦上添花。但反過來，假使題得不好，那真真是佛頭着糞。題上去了，無法擦消，整個的畫面都要為它破壞。
抱石肯把他辛苦的勞作拿來讓我題，他必然相信我至少不至於題得怎麼壞，但在我則不免感覺着有幾分惶恐。
在日本時我也曾替他題過畫，當時是更加沒有把握。記得有一張《瞿塘圖》，我題的特別拙劣，至今猶耿耿在懷。目前自己的經驗雖然又多了一些，但也不敢說有十分的把握。
辭要好，字要好，款式要好，要和畫的內容、形式、風格恰相配稱，使題詞成為畫的一個有機的部分，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我感覺着，我自己寧肯單獨地寫一張字，或寫一篇小說，寫一部劇本。因為縱寫得不好，毀掉了事，不至於損害到別人。
然而抱石的厚意我是不好推卻的。而且據我自己的經驗，好的畫確實是比較好題。要打個不十分倫類的比譬吧，就好像好的馬比較好騎那樣。經受過訓練的馬，只要你略通騎術，它差不多事事可以如人意。即使你是初次學騎，它也不會讓你十分着難。沒有經過訓練的劣馬，那是不敢領教的。
好的畫不僅可以誘發題者的興趣，而且可以啟迪題者的心思。你對着一幅名畫，只要能夠用心地讀它，它會引你到達一些意想不到的境地。由於心思的煥發、興趣的蔥蘢，便自然會得到比較適意的詞、比較適意的字、比較適意的風格。
這是毫無問題的。好的畫在美育上是絕好的教材，對於題詞者不用說也是絕好的教材了。
——好的，題吧，大膽的題吧。
二
抱石送來的畫都是已經裱好了的。他告訴我不必着急，等到秋涼時也來得及。
因之，我雖然時時打開來讀，但開始幾天並沒有想題的意思。
大前天，八月三號，想題的意思動了。我便開始考慮着應該題些什麼。
畫裡面有一張頂大的是屈原像，其次是陶淵明像。這兩張，尤其屈原像，似乎是抱石的最經心的作品。這從他的畫上可以看出，從他的言語神態之間也可以看出。
大約是看到我近年來對於屈原的研究用過一些工夫，也寫過一部《屈原》的劇本，抱石是特別把屈原像提了出來，專一要我為他題。在他未來之前我也早就聽見朋友這樣講過，傳達了他的意思。把屈原像與陶淵明像同時呈在眼前，我便得到了一個機會，把這兩位詩人來作比較考慮。
這兩位，無論在性格或詩格上，差不多都是極端對立的典型。他們的比較研究可以使人領悟到：不僅是詩應該如何作，還有是人應該如何作。
我自己對於這兩位詩人究竟偏於哪一位呢？也實在難說。照近來自己的述作上說來，自然是關於屈原的多，多到使好些人在罵我以屈原自比，陶潛，我差不多是很少提到的。
說我自比屈原固然是一種誤會，然而要說我對於陶淵明有什麼大了不起的不滿意吧，也不盡然。我對於陶淵明的詩和生活，自信是相當了解。不，不僅了解，而且也還愛好。凡是對於老、莊思想多少受過些感染的人，我相信對於陶淵明與其詩，都是會起愛好的念頭的。
那種沖淡的詩，實在是詩的一種主要的風格。而在陶潛不僅是詩品沖淡，人品也沖淡。他的詩與人是渾合而為一了。
有特別喜歡沖淡的人，便以為要這種才是詩，要陶潛才是真正的詩人。不僅舊文學家有這種主張，便是最時髦的新詩人，也有的在援引美國作家的殘唾：「要把激情驅逐於詩域之外。」
在這樣的人眼裡，那麼，屈原便應該落選了。然而屈子仍被稱為詩聖，他的《離騷》向來賦有「經」名，就是主張「驅逐激情」的人也是一樣的在詩人節上做着紀念文章。足見得人類所要求的美是不怎麼單純的。
一般的美學家把美感主要的分為悲壯美與優美的兩種。這如運用到詩歌上來，似乎詩裡面至少也應該有表現這兩種美感的風格。唐時司空表聖把詩分為了二十四品，每品一篇四言的讚詞，那讚詞本身也就是很好的詩。但那種分法似乎過於細緻，有好些都可以歸納起來。更極端的說：二十四品似乎就可以歸納成為那開首的「雄渾」與「沖淡」的兩品。
屈原，便是表示悲壯美的「雄渾」一品的代表。他的詩品雄渾，人品也雄渾。他的詩與人也是渾合而為一了的。
但我不因推崇屈子而輕視陶潛，我也不因喜歡陶潛而要驅逐屈子。認真說：他們兩位都使我喜歡，但他們兩位也都有些地方使我不喜歡。詩的風格都不免單調，人的生活都有些偏激。像屈子的自殺，我實在不能贊成，但如陶潛的曠達，我也不敢一味恭維。我覺得他們兩位都是過於把「我」看重了一點。把自我看得太重，像屈子則鄰於自暴自棄，像陶潛則鄰於自利自私。眾醉獨醒固然有問題，和光同塵又何嘗沒有問題？
我就在這樣的比較考慮之下做下一首《中國有詩人》的五言古詩。
中國有詩人，當推屈與陶。
同遭陽九厄，剛柔異其操。
一如雲中龍，夭矯游天郊。
一如九皋鶴，清唳徹晴朝。
一如萬馬來，堂堂江海潮。
一如微風發，離離黍麥苗。
一悲舉世醉，獨醒賦《離騷》。
一憐魯酒薄，陶然友簞瓢。
一築水中室，毅魄難可招。
一隨化俱盡，情話悅漁樵。
問余何所愛，二子皆孤標。
譬之如日月，不論鵬與雕。
旱久焦禾稼，夜長苦寂寥。
自棄固堪悲，保身未可驕。
憂先天下人，為犧何憚勞？
康濟宏吾願，巍巍大哉堯。
這首我打算拿來題陶潛像，關於題屈原像的我要另外做。
三
《中國有詩人》的一詩做好了，前天清早，趁着早涼正想開始題字的時候，率性又做了一首題屈原的詩。我還是抱着我那個「深幸有一，不望有二」的平庸的見解。
屈原是一位儒家思想者，平生以康濟為懷，以民生為重，但為什麼一定要自沉汨羅，實在是使我不十分理解。大約在這兒還是思想和實踐沒有十分統一的原故。屈原沒有做到「毋我」的地步，是一件憾事。他苦於有「我」的存在而把他消滅，卻僅消滅之於汨羅而沒有消滅之於救民濟世，是一件憾事。
因此屈原的一生的確是個悲劇。而這個悲劇不僅是他一個人的，也不僅是當時的楚國一國的，而是全中華民族的。假使屈原不遭讒毀，以他的地位和思想，以楚國當時的地位和國力，的確可以替中國寫出另外一部歷史出來。然而由於他一人的淪沒便招致了楚國的滅亡，也使中國二千多年沿着另外一條路線走去了。這種看法或許未免遐想了一點，但人類的理性未徹底得到勝利之前，由於原始的盲目衝動，使人類沿走着錯誤的路也確是事實。在這兒正可發現一切鬥爭的根本原因。屈原在一千多年前為我們鬥爭了來，我們現在是承繼着他
的意識在猛烈地作着鬥爭的。
屈子是吾師，惜哉憔悴死，
三戶可亡秦，奈何不奮起？
吁嗟懷與襄，父子皆萎靡，
有國半華夏，蓽路所經紀，
既隳前代功，終遺後人恥。
昔年在壽春，熊悍幽宮圮，
銅器八百餘，無計璧與珥。
江淮富麗地，諛墓亦何侈！
無怪昏庸人，難敵暴秦詭。
生民復何辜，塗炭二千祀？
斯文遭斫喪，焚坑相表里。
向使王者明，屈子不讒毀，
致民堯舜民，仁義為范軌，
中國安有秦？遑論魏晉氏。
嗚呼一人亡，暴政留污史，
既見鹿為馬，常驚朱變紫，
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
華夏今再生，屈子芳無比，
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
我要坦白地承認：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儒家思想的，我覺得這是正軌的中國的現實主義。二千年來雖然在表彰儒家，其實是把儒家思想閹化了。老、莊思想乃至外來的印度思想，那種恬淡慈悲的心懷，在個人修養上可以作為儒家的補充和發明，但在救人濟世上實在是不夠。救人濟世的方法在儒家也還是不夠，這是時代使然。在我們遵守現實主義的人，不用說也還須得有新的發明和補充的。
上午開始題畫，先題屈子的一張。題時「華夏今再生」是作「中國決不亡」，覺得還消極了一點，而且與「嗚呼一人亡」句有點犯復，現在把它改正了過來，但在畫上已經無法塗改了。
屈子像題好之後，又把《中國有詩人》也題在五柳先生像上了。
兩幅都題得不甚滿意，但卻引起了題的興會，我便再準備題另一幅的《淵明沽酒圖》。
抱石似乎是很喜歡陶淵明的。他的《淵明沽酒圖》我在日本也替他題過一幅，據說那一幅還留在日本的金原省吾處。但那時的題詞我至今都還記得。
村居閉適慣，沽酒為驅寒。
呼童攜素琴，提壺相往還。
有酒且飲酒，有山還看山。
林腰淒宿霧，流水響潺ó。
此意竟何似，悠悠天地寬。
就這詞面看來也很明白，那幅畫面上是有一位抱琴提壺的童子跟着淵明，前景中有溪流，後景中有帶霧的林木和遠山。
但這次的圖面卻有些改變了。後景是一帶落木林，枝幹椏杈，木葉盡脫，仍有白霧橫腰，但無遠景的山，也無近景的水。跟着淵明的童子也長大了，背負着一個酒壺，卻沒有抱琴了。畫面既已不同，因而題詞也就不得不另撰一遍。
蒼蒼古木寒，束難可遮。
前村沽酒去，薄酒聊當茶。
匪我無鳴琴，弦斷空咨嗟。
匪我無奇書，讀之苦聱牙。
悠悠古之人，邈矣如流霞。
平生幽，楮上着殘花。
照灼能幾時？吾生信有涯。
呼童急急行，莫怨道途賒。
我是儘量在體貼陶淵明的心境，詩也在學他的風格，究竟學到沒有隻好請深於淵明詩的人去批評。但我對於陶淵明覺得也有一些理會，單這前後兩次的題詞似乎也就可以作為證據了。
四
因為有友人來訪，題畫的工作只好中斷，直到昨天的上半天又才把《淵明沽酒圖》題好了。接着又還題了兩張，覺得都還滿意。
一張是《與爾傾杯酒》。這是把明末清初的龔半千《與費密游》的三首五律，用畫表示了出來的。原詩題於畫端，附有短跋，讀之極為沉痛。
與爾傾杯酒，閒登山上台。
台高出城闕，一望大江開。
日入牛羊下，天空鴻雁來。
六朝無廢址，滿地是蒼苔。
登覽傷心處，台城與石城。
雄關迷虎踞，破寺入雞鳴。
一夕金笳引，無邊秋草生。
橐駝爾何物？驅入漢家營。
江天忽無際，一舸在中流。
遠岫已將沒，夕陽猶未收。
自憐為客慣，轉覺到家愁。
別酒初醒處，蒼煙下白鷗。
壬午芒種，擬畫野遺《與費密游》詩，把杯伸紙，未竟竟醉。深夜醒來，妻兒各擁衾睡熟，乃傾余茗，研墨成之。蛙聲已嘶，天將曉矣。重慶西郊山齋傅抱石記。
抱石曾對我說：這樣民族意識極鮮明的詩，不知怎的還流傳了下來。
這的確是值得驚異。不過凡是好的作品無論怎樣焚燒摧殘，是不能夠使它完全絕跡的。因為人心不死，公道猶存，這就是使這種作品能夠流傳於世的保證。因之聰明的統治者也頗能覺悟到這一層，在一時焚燒摧殘之後，等到政權穩固了，他又會來一套保護獎勵的手法，一以表示在上者的寬仁，二以建立在下者的模範——學習前朝的忠烈以孝敬於本朝。勝清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知道發生過好些次殘酷的有時是滑稽的文字獄，焚毀了不知道多少的書籍，誅戮了不知道多少的士人，然而到乾隆末年公然對於明末的忠臣烈士加以追諡，而詔求遺書了。
龔半千名賢，字豈賢，一字野遺，半千是他的號，又號半畝，亦自稱柴丈人。江蘇崑山人。據說性孤僻，落落寡合，家貧，沒後不能具棺殮。會做詩文，但生平不苟作。又會畫畫，畫品以韻勝。有《香草堂集》及《畫訣》一編傳世。
半千的詩雖然不多，大率精練，頗有晚唐人風味。就是這《與費密游》三首，確是格調清拔，意象幽遠，令人百讀不厭。這詩的好處簡單的說似乎就是「詩中有畫」。借無限的景象來表示出蒼涼的情懷，儼如眼前萬物，滿望都是蒼涼。其實蒼涼的是人，物本無與，但以詩人有此心，故能造此物。詩中的世界是詩人造出的世界。你能造出個世界出來，大概你的詩便可以成為好詩。
抱石根據這詩又造出這幅畫，是把詩中的畫具現了。這雖然是恢復了半千心中的世界，事實上也是抱石在自造世界。讀題記，雖僅寥寥數語，已不免滿紙蒼涼。更何況敵寇已深，國難未已，半千心境殆已復活於抱石胸中。同具此心，故能再造此境。
畫面左半有危崖突起，其上平坦，有松樹數株罩蔭。崖頭着二人，一正立，一背立，二人均斜向右，袖手如作對話。此即費密與野遺。崖下一帶城垣，迤邐而下，終於右隅。右隅近處有城門一道，斜向左前方。城內多崖石叢木，略着紅葉，以染秋色。亦有三五屋頂可見，色作淡黃，蓋取斜陽反射耶？城外一片大空白，表示江天無際。僅於上首正中處着一葉輕舟，有舟子一人掛帆而駛。
無鴻雁，無牛羊，無駱駝，無遠岫，無夕陽，無蒼煙，無白鷗，無杯酒，可見抱石所畫亦不盡半千所吟，然而蒼涼之意則宛然矣。
抱石借用半千的詩畫出了自己胸中的境界，因而我也就借用了半千的韻題出了自己的詩。
披圖忽驚悟，仿佛釣魚台。
古木參天立，殘關倚水開。
蒙哥曾死去，張珏好歸來。
戰士當年血，依稀石上苔。
卅載撐殘局，巋然有廢城。
望中皆黍稷，入耳僅蟬鳴。
一寺僧如死，孤祠草自生。
中原獨釣處，是否宋時營？
三面皆環水，雙江日夜流。
當年遺恨在，今日畫圖收。
我亦能拼醉，奈何不解愁。
羨君凝彩筆，矯健似輕鷗。
我開始展讀這幅畫的時候，並沒有讀野遺的詩，所給予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和合川的釣魚城相仿佛。五月初我曾同友人去憑弔過這個七百年前宋末的名將余、王堅、張珏諸人抗拒元兵的古蹟。僅僅以一座孤城，獨立抗元，屢次卻敵，支持了三十餘年。元主蒙哥曾御駕親征，負傷而死，元人以蹂躪歐、亞兩洲之雄威竟無如此城何。直至張珏在重慶被擄，宋室已亡，始由繼守者王立納款迎降，造成了一個悲劇的結束。這段抗敵故事在中國的歷史上應該是光耀百代，永不磨滅的。特別是張珏這個人物，他不僅善於治兵，而且善於治民。在他堅守釣魚城的時候，「外以兵護耕，內勸民積粟」，真是做到了軍民合作的極致。釣魚城之所以能夠堅守，斷不僅只是山川形勝使然了。文天祥《獄中集杜詩》第五十一首便是懷念張珏的，原詩有序，今並錄之如次：
張制置珏，蜀之健將，元與珏萬壽齊名。昝降，張獨不降。行朝制閫，未知得拜命否。蜀雖糜碎，珏竟不降。為左右所賣，覺而逃遁。被囚鎖入北，不肯屈。後不知如何。
氣敵萬人將，（《楊監畫鷹》）
獨在天一隅。（《遣懷》）
向使國不亡，（《九成功》）
功業竟何如？（《別張建封》）
（括弧內為杜詩原題。）
讀這詩，可見文山相國對於張珏也極盡了傾佩之誠。張珏被擄北上，後來是在安西以弓弦自縊了的，比文山之死還要早兩年。
釣魚城降元後，城被拆毀，但至今尚有殘壘留存。西門一帶雖城樓已無蹤跡，而門洞無恙。山頭除一寺一祠而外，全已化為田疇。祠名忠義，祀余、王、張諸公。寺名報國，其進口處有石坊一道，橫標「獨釣中原」四字，傳為古蹟，但不知何時所建。山形確甚險要，危崖拔地，三面臨江。磐磐大石，蒼蒼古木，隨地而有。
我游釣魚城的時候，抱石本沒有同行，但我們現在是在畫上同遊了。姑且就把抱石作為野遺，我自己作為費密吧。費密是四川新繁人，是我的老同鄉，客居揚州五十年，曾為石濤和尚洗硯者也。
五
另一張是《張鶴野詩意》。同樣是水墨着色。
右側隅畫一危岩突起，上有寒樹，下示水涯，雜生草木。左側峭壁挺立，向右傾欹，與右側危崖如相敬禮，上有淺松數株，枝條遠出。右上四分之一處一帶遠近山影，隔斷水天空白。其前水涯，有蘆荻叢生之狀。左側岩端附近，一漁翁艤舟水中向岩垂釣。右上端表示天空之處，題張鶴野原詩，並有短跋。
把杯展卷獨沉吟，咫尺煙雲自古今。
零碎山川顛倒樹，不成圖畫更傷心。
寒夜燈昏酒盞空，關心偶見畫圖中。
可憐大地魚蝦盡，猶有垂竿老釣翁。
右張鶴野題苦瓜和尚《山水冊》詩。為余最近所見。苦瓜且唱和一絕。惜唱和時代暨鶴野生平不可考，未能入所撰《上人年譜》。然繹尋高緒，或亦野遺、翁山之流。今余放筆點染，猶覺水墨沉重，不勝余痛。民國三十一年正月下浣，傅抱石燈下記。
鶴野自是明末逸民，讀其詩似較野遺所作尤為沉痛。此人余疑即鐵橋道人張穆，穆廣東東莞人，與屈翁山鄺湛若同里，亦能詩善畫，且好騎馬擊劍。甲申變後曾出遊吳越間，與大滌子蓋有一面之緣也。觀其《答客問詩》有云：
吾本羅浮鶴，孤飛東海東。
寧隨南翥鳥，不逐北來鴻。
坐愛千年樹，高逾五尺童。
乘軒亦何苦，隨意水雲中。
儼然「鶴野」之意也。屈翁山《送鐵橋道人詩》，亦有「洗心問林泉，所望惟鸞鶴」句，或者鐵橋道人在其游吳越時，曾自號鶴野耶？明末遺民別號頗多，例如苦瓜和尚即釋道濟石濤，號大滌子，又號清湘老人、瞎尊者，更嘗署款為極、若極、阿長、元濟、痴繼、老俠、粵山、小乘客、贊之十世孫阿長、零丁子等。特惜關於鐵橋，今無更多資料以供考核耳。
統觀抱石所示諸畫，如屈原，如陶潛，如野遺與費密游，如鶴野題石濤畫，似均寓有家國興亡之意，而於忠臣逸士特為表彰。余因廣其意，復和鶴野詩二絕以為題辭。
畫中詩意費哦吟，借古抒懷以鑒今。
猶有山川猶有樹，莫因零落便灰心。
凝將心血未成空，畫在詩中詩畫中。
縱令衣冠今古異，吾儕依舊主人翁。
畫既題就，復為寫《題畫記》。行將輟筆，忽思石濤所和詩未見，且以鶴野為鐵橋道人恐亦未盡合，乃即走筆飛札抱石。蒙報一簡，並以《大滌子乾淨齋唱和詩畫冊》一冊見示。據抱石所見：「張鶴野只知為吳人，余皆不可考。（曾詢汪旭初先生，亦不知也。）張穆為粵人，當非是。」
再展揭畫冊，見第一葉即題有鶴野詩。
昨乾淨齋張鶴野自吳門來，觀予冊子，題云：「把杯展卷獨沉吟，咫尺煙雲自古今。零碎山川顛倒樹，不成圖畫更傷心。」又云：「寒夜燈昏酒盞空，關心偶見畫圖中。可憐大地魚蝦盡，猶有垂竿老釣翁。」余云：「讀畫看山似欲癲，盡驅懷抱入先天。詩中有畫真能事，不許清湘不可憐。」清湘大滌子濟。
據此可知鶴野又號乾淨齋，抱石謂為吳人者蓋即本於此。然此僅言「自吳門來」，恐不必便是吳人，蓋僑居吳門者亦可言「自吳門來」也。然鶴野是否即鐵橋，余僅志疑，留待它日再考。
讀大滌子所和詩，可知鶴野乃一酷愛詩畫、酷好遊歷之人，稱其「詩中有畫」，乃竟與余所和詩巧合，我倒也想仿效一句「不許鼎堂不可憐」了。
抱石除書畫篆刻之外，對於美術史及畫論之類亦饒有研究，《顧愷之畫雲台山記之解釋》《石濤上人年譜》，為其最有創穫之作。此外如《文文山年述》與《明末民族藝人傳》之編譯，均是有益的良好讀物。像他這樣孜孜不息、力求精進的人，既成者業已大有可觀，將來的成就更是未可限量的。
我很感謝他，把良好的勞作讓我題詞，啟發了我的心思，提供了我好些寶貴的意見。而尤其是使我這三四日飽嘗了流汗的快味，而忘記了目前百度以上的炎熱。
把畫題完了，費了一天多的工夫把這《題畫記》也寫好了。當我在這快要擱筆的一瞬間，依然聽着窗外的蟬子在力竭聲嘶地叫。[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