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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壽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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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壽山(1894~1965)字杜亭,原名叫趙生齡,陝西戶縣人。他曾參加過楊虎城的部隊,之後在部隊內節節高升,是一步一步踏實的從基層做到集團軍的總司令的。在解放後,趙壽山還先後當過青海省的政府主席和陝西省省長。
生平簡介
趙壽山(1894~1965)原名生齡,字杜亭。陝西戶縣人。
先後就讀於陝西陸軍小學堂、西北大學預科(後改為省立三中)、陝西陸軍測量學校。
測量學校畢業後歷任陸軍測量局科員、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科員、馮玉祥部陸軍第十六混成旅上尉參謀兼學兵團地形教官,1921年升任少校參謀。
1924年春參加楊虎城部隊,先後任教導隊排長、教導營營長。
1926年隨楊堅守西安八個月,抗擊軍閥劉鎮華鎮嵩軍的圍攻。
1927年5月,楊虎城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軍軍長,率部參加北伐,趙任第十軍補充團團長,留駐渭北。
1928年秋率留陝部隊脫離馮系控制開往山東與楊部會合,任暫編第二十一師第七團團長。中原大戰期間任第十七路軍團長兼南陽後方留守司令,後又隨軍攻洛陽,占潼關,保證楊部主力向西安進軍。
1930年10月,楊任陝西省政府主席,趙升任第十七路軍第十七師第五十一旅旅長。12月奉命駐防漢中,兼漢中綏靖區司令。
1932年10月,紅軍第四方面軍由鄂豫皖蘇區轉移至陝南,趙不願與紅軍作戰,經孫蔚如(同年9月被國民政府免去甘肅宣慰使,另任命為第三十八軍軍長)和楊虎城同意,通過少校參謀武志平(中共黨員)及進步人士杜斌丞等關係,與紅四方面軍秘密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並支援了紅四方面軍不少軍用物資。
1935年10月,為避免執行赴陝北「剿共」的命令,趙用近一年時間,去北平、天津、濟南、漢口、南京、上海等地訪問考察。在上海,他主動接觸楊明軒等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同探討對時局和中國前途的看法。回陝後,向楊虎城匯報考察經過,提出「抗日建議書」,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西安事變時,趙參與指揮第十七路軍解除國民黨在西安的軍、警、憲、特等全部武裝;隨後兼任省會-局長。為對付以何應欽為代表的南京「討伐軍」向西安進攻,楊虎城又任命趙為渭北警備司令。期間,周恩來曾和趙多次交談,堅定了他的抗日信念和與共產黨合作的決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原第十七路軍縮編為第三十八軍,軍長仍是孫蔚如,趙任第十七師師長。第十七師駐防三原期間,趙和紅軍將領任弼時、彭德懷、徐向前、楊尚昆等經常往來,給紅軍支援了大量武器彈藥和其他物資;還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並將兩個子女送往陝北紅軍大學學習。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趙率領第十七師萬餘人馬,自三原誓師經鄭州北上,8月初到河北保定,8月下旬參加了保定以西新安鎮的阻擊戰和漕河、府河等戰役、戰鬥。10月中旬,日軍又向娘子關進犯,第十七師受命正面阻擊。日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不斷發動猛攻。趙率領十七師將士在井陘西的雪花山、乏驢嶺一帶,與日軍血戰九個晝夜。在與日軍正面對抗的同時,他親帶一團兵力襲擊敵後,出其不意地插入井陘南關和火車站,與敵白刃格鬥。經過十五晝夜浴血奮戰,部隊傷亡極大,戰後僅存2700餘人。這是第十七師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一曲抗日壯歌,受到前線總指揮黃紹的通電嘉獎。11月太原失守,山西境內的國民政府軍紛紛向晉東南潰退。第十七師這時已疲憊不堪,急需休整。趙接受中共中央建議,帶領部隊到臨縣磧口和陝北綏德一帶整訓、補充,受到八路軍河防部隊的鼎力幫助。八路軍綏德警備區政治部特為第十七師組建了一個劇團,幫助趙開展抗日宣傳鼓動工作。趙十分高興,當即命名為血花劇團,以紀念十七師在娘子關血戰中為國捐軀的官兵,並賦詩云:「血花命劇團,想起娘子關;抗日怕流血,何必出潼關。」(《趙壽山將軍》,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66頁)
1938年1月,趙命令經過休整補充的第十七師,開赴晉南在洪洞集結。他自己到延安參觀,受到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黨政領導人的歡迎。毛澤東會見他時說:「十七路軍參加了西安事變,為逼蔣聯共抗日立了大功」;「七七事變後你們北上抗日,在保定、在娘子關,面對強敵不屈不撓,打得很英勇」;「楊虎城將軍還在獄中,一定要保住十七路軍的番號,使這支抗日愛國的武裝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趙請求多給十七師派一些幹部,毛說:「給一點可以,但不能多,主要靠你們自己培養。」(《趙壽山將軍》第69~70頁)這次延安之行,是趙政治生命的新起點。他深信: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十七師駐防洪洞時,八路軍總部也駐洪洞的馬牧村。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和左權副參謀長多次到十七師,給部隊連以上軍官作報告,朱德還多次與趙長談,共同研究堅持運動戰、游擊戰、官兵一致、軍民團結的軍政思想。3月,十七師編入東路軍戰鬥序列,受彭德懷副總司令的直接指揮。春節後,豫北日軍第十四師團一部企圖北犯太行,第十七師奉命開往天井關,給敵以重創;又在高平關設伏,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軍。4月初,第十七師、第五二九旅與八路軍、山西決死隊密切配合,先後攻克了長治、晉城、沁水、高平、壺關等縣。
1938年5月,蔣介石把第三十八軍擴編為第三十一軍團,孫蔚如任軍團長,下轄三十八軍,趙壽山任軍長;九十六軍,李興中任軍長。趙率部到山西平陸茅津渡,南靠黃河,北依中條山,開展了長期的抗日鬥爭。同年冬,趙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在茅津渡舉辦了訓練班,自任班主任,輪訓軍官軍士,為部隊培養新幹部。他向訓練班提出實行禁煙、禁賭、禁嫖三0令和經濟公開、人事公開、自我教育、自覺紀律四大口號,並支持中共組織在訓練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使師、旅、團三級均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1939年春,中共陝西省委決定成立中共三十八軍工作委員會,趙積極支持工委工作。經過一年的努力,全軍將士以新的面貌,先後粉碎了日軍對中條山的11次「掃蕩」,保住了原有陣地,使日軍西窺關中、南伺河洛的計劃一再落空。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表彰說:三十八軍是「中條山的鐵柱子」。
1940年冬,國民黨頑固派為切斷這支部隊同八路軍的聯繫,將其調往黃河以南,把中條山防務交由胡宗南部隊接替,但不到半年時間,國民黨在中條山的七個軍就被日軍打垮,中條山淪入日軍手中。趙率第三十八軍移防河南後,進攻黃河鐵橋南端邙山橋頭堡日軍陣地,半個月打了三十餘仗,後奉命由圍攻轉為圍監,在黃河邊上與日軍對峙兩年多。第三十八軍移防到河南,國民黨頑固派就開始追查部隊中的共產黨員,而且派參謀總長何應欽到洛陽找趙壽山談話,拿出三十七名「共黨嫌疑」名單,要趙將這些人送往「西安勞動營」(即集中營)。趙嚴正表示:「既然委員長、何總長對我不信任,我請求辭職。」何應欽覺得難以下台,不得不將此事推給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不了了之。
1942年,趙壽山再次申請加入中共,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准,接收趙為中國共產黨特別黨員。1943年冬,蔣介石將趙調到重慶國民黨中訓團受訓,使他脫離了部隊。
1944年2月,國民政府免去趙第三十八軍軍長職務,由張耀明接任,「提升」趙為遠在甘肅武威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至此,趙被徹底剝奪了由自己統領並在抗日前線建有殊勛的部隊的指揮權。他為此痛心疾首,曾幾次向中共中央請示機宜,最後還是按照毛澤東主席前不久特別叮嚀的「如果有一線之路,官還得坐下去,對黨有好處」的指示,僅帶兩名隨從人員,到武威當了兩年半空頭司令。在此期間,第三十八軍第十七師於1945年7月在河南洛寧起義,第五十五師於1946年5月在河南鞏縣起義,兩支部隊先後開赴晉冀魯豫解放區。
1946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組建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趙壽山苦心領導的第三十八軍終於獲得了新生。當十七師起義的消息傳到武威時,他激動不已,決心儘快返回延安。為防不測,他以「出國考察水利」為名先到上海,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乘船經天津輾轉於1947年3月進入晉冀魯豫解放區。2月26日到達天津時,他有一種「將出虎口抵家門」的感覺,遂吟出一首《由上海赴天津逃離白區》的詩篇:「鞍馬馳驅為國家,常於虎口渡生涯。蔣酋本意圖縻羈,董老深謀釋鎖枷。身入賊船充牧師,艙逢美媼作公爺。津門暗渡展鴻翼,遠走高飛潮日華。」(轉引自《趙壽山將軍》第326頁)7月6日,趙在武安縣冶陶鎮發表反蔣通電,公開宣告起義。同月,奉召赴陝北。12月下旬,賀龍陪同他在米脂縣楊家溝會見了正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即十二月會議)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議結束後,他與毛澤東作過徹夜長談,着重回答了毛提出的「多年來你身居虎口,安之如夷,其故安在乎」(參見《趙壽山將軍》第349頁)的提問。1948年2月,中共-任命趙為西北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中共前委委員。1949年2月,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6月,中共一野前委成立常委會,趙為九常委之一。在解放戰爭中,他協助彭德懷在戰勝蔣、胡軍隊的作戰中起了重大作用,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揚。
1949年8月,趙作為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的代表,赴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大會上發言,被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同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趙離開部隊,中央西北局任命他為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他到任後,團結各族人民,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實行各項民主改革,恢復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而努力工作。
1952年11月調回陝西,亦任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2月改稱陝西省人民委員會省長)。這時,陝西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已基本完成,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趙和省委、省人委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帶領全省幹部、群眾,同心協力,艱苦奮鬥,到1957年底,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等主要指標都超過了五年計劃規定的任務,工、農業總產值較1952年分別增長了65%和41.1%,城鄉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在1959年4月、1964年12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二屆一次和三屆一次會議上,趙都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兩次會議還決定趙為第二、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9年9月,趙奉調入京,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
1965年6月20日病逝於北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