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郁達夫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郁達夫》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我這篇小文不應該叫作「論」，只因雜誌的預告已經定名為「論」，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敘述我關於達夫的儘可能的追憶的。
我和郁達夫相交遠在一九一四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
那時候的中國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協定，五校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千葉醫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凡是考上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都成為官費生。日本的高等學校等於我們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學的預備門。高等學校在當時有八座，東京的是第一座，在這兒有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一年預備班，一年修滿之後便分發到八個高等學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畢業，再進大學。我和達夫同學而且同班的，便是在東京一高的預備班的那一個時期。
日本高等學校的課程在當時分為三個部門，文哲經政等科為第一部，理工科為第二部，醫學為第三部。預備班也是這樣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數關係，一三兩部是合班教授。達夫開始是一部，後來又轉到我們三部來。分發之後，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岡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學校肄業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後來他是從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畢業，我是由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
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在高等學校和大學的期間，因為不同校，關於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們的友誼重加親密了起來的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
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發到九州帝國大學，住在九州島的福岡市。適逢第六高等學校的同學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鄉陳老先生到福岡治療眼疾，我們同住過一個時期。我們在那時有了一個計劃，打算邀集一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來出一種同人雜誌。當時被算在同人裡面的便有東京帝大的郁達夫，東京高師的田漢，熊本五高的張資平，京都三高的鄭伯奇等。這就是後來的創造社的胎動時期。創造社的實際形成還是在兩年之後的。
那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成仿吾在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該畢業了，他懶得參加畢業考試，在四月一號要提前回國。我自己也因為聽覺的缺陷，搞醫學搞得不耐煩，也決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們的創造夢實現出來。那時候達夫曾經很感傷地寫過信來給我送行，他規誡我回到上海去要不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記我拋別在海外的妻子。這信給我的銘感很深，許多人都以為達夫有點「頹唐」，其實是皮相的見解。記得是李初梨說過這樣的話：「達夫是模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這話最能夠表達了達夫的實際。
在創造社的初期達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裡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直率，使他們感受着作假的困難。於是徐志摩「詩哲」們便開始痛罵了。他說：創造社的人就和街頭的乞丐一樣，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膿糜爛的創傷來吸引過路人的同情。這主要就是在攻擊達夫。
達夫在暴露自我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脆弱。他的神經是太纖細了。在初期創造社他是受攻擊的一個主要對象。他很感覺着孤獨，有時甚至傷心。記得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們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們同到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順便問了一下在五月一號出版的《創造》季刊創刊號的銷路怎樣。書局經理很冷淡地答應我們：「二千本書只銷掉一千五。」我們那時共同生出了無限的傷感，立即由書局退出，在四馬路上接連飲了三家酒店，在最後一家，酒瓶擺滿了一個方桌。但也並沒有醉到泥爛的程度。在月光下邊，兩人手牽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達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當時在我，我是感覺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適攻擊達夫的一次，使達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為達夫指責了余家菊的誤譯，胡適幫忙誤譯者對於我們放了一次冷箭。當時我們對於胡適倒並沒有什麼惡感。我們是「異軍蒼頭突起」，對於當時舊社會毫不妥協，而對於新起的不負責任的人們也不惜嚴厲的批評，我們萬沒有想到以「開路先鋒」自命的胡適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態度而向我們側擊。這事在胡適自己似乎也在後悔，他自認為輕易地樹下了一批敵人。但經他這一激刺，倒也值得感謝，使達夫產生了一篇名貴一時的歷史小說，即以黃仲則為題材的《采石磯》。這篇東西的出現，使得那位輕敵的「開路先鋒」也確切地感覺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適在啟蒙時期有過些作用，我們並不否認。但因出名過早，而膺譽過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種過分的自負心，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實情。他在文獻的考證上下過一些工夫，但要說到文學創作上來，他始終是門外漢。然而他的門戶之見卻是很森嚴的，他對創造社從來不曾有過好感。對於達夫，他們後來雖然也成為了「朋友」，但在我們第三者看來，也不像有過什麼深切的友誼。
我在一九二〇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後，感覺着自己的力薄，文學創作的時機並未成熟，便把達夫拉回來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醫學去了。醫學搞畢業是一九二三年春，回到上海和達夫、仿吾同住。仿吾是從湖南東下，達夫是從安慶的法政學校解了職回來。當時我們都是無業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熱烈地幹了一個時期。《創造》季刊之後，繼以《創造周報》、《創造日》，還出了些叢書，情形和兩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卻是窘到萬分。
一九二三年秋天北大的陳豹隱教授要往蘇聯，有兩小時的統計學打算請達夫去擔任，名分是講師。達夫困於生活也只得應允，便和我們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後的交遊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達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幾年，卻始終是一位講師，足見得那些「朋友」對於他是怎樣的重視了。
達夫的為人坦率到可以驚人，他被人利用也滿不在乎，但事後不免也要發些牢騷。《創造周報》出了一年，當時銷路很好，因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識已開始轉換，不願繼續下去，達夫卻把這讓渡給別人作過一次橋樑，因而有所謂創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編的《現代評論》出現。但用達夫自己的話來說，他不過是被人用來點綴的「小丑」而已。
達夫一生可以說是不得志的一個人，在北大沒有當到教授，後來（一九二四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經擔任過教授，但因別人的政治傾向不受歡迎而自己受了連累，不久又離開了武漢。這時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來。上海有了「五卅」慘案發生，留在上海的創造社的小朋友們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來，達夫也寫過一些文章。逐漸又見到創造社的復活。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我接受了廣州大學文學院長的聘，又才邀約久在失業中的達夫和剛從法國回國的王獨清同往廣州。
達夫應該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讓他做外交官，我覺得很適當。但他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這使他不能勝任艱巨。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謙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踐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志氣也就日見消磨，遇着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終未能表現其活動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廣州之後只有三個月工夫，我便參加了北伐。那時達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長職務便只好交給王獨清代理。假使達夫是在廣州的話，我毫無疑問是要交給他的。這以後我一直在前方，廣州的情形我不知道。達夫是怎樣早離開了廣州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又怎樣和朋友們生出意見鬧到脫離創造社，詳細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脫離創造社以後，我們事實上是斷絕了交往，他有時甚至罵過我是「官僚」。但我這個「官僚」沒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後來達夫對於我是恢復了他的諒解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到日本去亡命，這之後一年光景，創造社被封鎖。亡命足足十年，達夫和我沒有通過消息。在這期間的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結了婚，創作似乎並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記得有一次在日本報上看見過一段消息，說暨南大學打算聘達夫任教授，而為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所批駁，認為達夫的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我感受着異常的驚訝。
就在盧溝橋事變前一年（一九三六年）的歲暮，達夫忽然到了日本東京，而且到我的寓所來訪問。我們又把當年的友情完全恢復了。他那時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負了什麼使命到東京的，我已經不記憶了。他那時也還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國去遊歷。就因為他來，我還叨陪着和東京的文人學士們周旋了幾天。
次年的五月，達夫有電報給我，說當局有意召我回國，但以後也沒有下文。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了，我得到大使館方面的諒解和暗助，冒險回國。行前曾有電通知達夫，在七月十七日到上海的一天，達夫還從福建趕來，在碼頭上迎接着我。他那時對於當局的意態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沒有恢復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個人留在上海，達夫又回福建去了。
一九三八年，政治部在武漢成立，我又參加了工作。我推薦了達夫為設計委員，達夫挈眷來武漢。他這時是很積極的，曾經到過台兒莊和其他前線勞軍。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發生了家庭糾葛，我們也居中調解過。達夫始終是摯愛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後來他們到過常德，又回到福州，再遠赴南洋，何以終至於乖離，詳細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誌上。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要暴露自己的愛人？這愛人假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弄得來不可收拾了。
達夫到了南洋以後，他在星島編報，許多青年在文學上受着他的薰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新加坡淪陷，達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說他已經犧牲，有的人說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確實可靠的消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達夫的一位公子郁飛來訪問我，他把沈茲九寫給他的回信給我看，並抄了一份給我，他允許我把它公布出來。凡是達夫的朋友，都是關心着達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藝戰士假使只落得一個慘澹的結局，誰也會感覺着悲憤的吧！
郁飛小朋友：
信早收到。因為才逃難回來，所以什麼事情都得從頭理起，忙得很，到今天才復你，你等得很着急了吧。
你爸爸是在日本人投降後一個星期才失蹤的，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大約是凶多吉少了。關於你爸爸的事是這樣：在新加坡淪陷前五天，我們一同離開新加坡到了蘇門答臘附近小島上，後來又溜進了蘇門答臘。那時我們大家都改名換姓，化裝了生意人，誰也不知道我們的來歷。有一次你爸爸不小心，講了幾句日本話，就被日本憲兵來抓去，強迫他當翻譯。他沒有辦法，用「趙廉」這個假名在蘇島憲兵部工作了六個月。在這期間，他用盡方法掩護自己，同時幫忙華僑，所以他給當地華僑印象極好。他在逃難中間的生活很嚴肅。那時我們也在同一個地方，不過我們住的是鄉下。他常常偷偷地來看我們，告訴我們日本人的種種暴行，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後來，他買通了一個醫生，說有肺病不得不辭職，日本人才准了他。
一年半以後，新加坡來了一個漢奸，報告日本憲兵，說他在做國際間諜。當地華僑為這事被捕的很多，日本人想從華僑身上知道你爸爸是否真有間諜行為，結果誰也說沒有，所以仍能平安無事。在這事發生以前，我們因為邵宗漢先生和王任叔伯伯在棉蘭，要我們去，我們就去棉蘭了。他和汪金丁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在鄉間開了一間酒店，生意很好，就此維持生活。
直到日本人投降後，他想從此可以重見天日了，誰知一天夜裡，有一個人來要求他幫忙一件事情，他就隨便躡了一雙木屐從家裡走出，就此一去不返。至於求誘他出去的人那是誰，現在還不清楚，大約總是日本人。我們為了這事從棉蘭趕回蘇，多方面打聽，毫無結果。以後我們到了新加坡，又報告了英軍當局，他們只說叫當地日本人去查（到現在，那裡還是日軍維持秩序），那會有呢？問題是在此：
日本降後，照例兵士都得回國，而憲兵是戰犯，要在當地聽人民控告的。人民控告時，要有人證物證，你爸爸是最好的人證，所以他們要害死他了。而他當時沒有想到這一層，沒有早早離開，反而想在當地做一番事業。
你不要哭，在這幾年當中，你爸爸很勇敢，很堅決，這在你也很有榮譽的。況且人總有一死的呀，希望你努力用功！再會。
你的大朋友沈茲九
看到這個「凶多吉少」的消息，達夫無疑是不在人世了。這也是生為中國人的一種悽慘，假使是在別的國家，不要說像達夫這樣在文學史上不能磨滅的人物，就是普通一個公民，國家都要發動她的威力來清查一個水落石出的。我現在只好一個人在這兒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達夫確實是遭受了蘇門答臘的日本憲兵的屠殺，單只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來上絞刑台！英國的加萊爾說過「英國寧肯失掉印度，不願失掉莎士比亞」；我們今天失掉了郁達夫，我們應該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頭子償命！……
實在的，在這幾年中日本人所給予我們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但就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在我們的朋輩中，怕應該以達夫的犧牲為最殘酷的吧。達夫的母親，在往年富春失守時，她不肯逃亡，便在故鄉餓死了。達夫的胞兄郁華（曼陀）先生，名畫家郁風的父親，在上海為偽組織所暗殺。夫人王映霞離了婚，已經和別的先生結合。兒子呢？聽說小的兩個在家鄉，大的一個郁飛是靠着父執的資助，前幾天飛往上海去了。自己呢？準定是遭了毒手。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達夫的遭遇為什麼竟要有這樣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沒有眼淚。我要控訴，向着誰呢？遍地都是聖賢豪傑，誰能了解這樣不惜自我卑賤以身飼虎的人呢？不願再多說話了。達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見這愈來愈神聖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3月6日[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