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傳授人

記憶傳授人 圖片來自parenting

《授者》（英語：The Giver）是一部人文科幻小說。作者洛伊絲·洛利，於1993年4月16日出版。小說開篇構建了一個類似烏托邦的未來社會。隨着情節鋪展，逐漸幻化成zh-cn:反面乌托邦; zh-tw:反烏托邦;。小說描述一個名叫喬納斯的男孩在12歲那一年發生的故事。經過刻意同化，喬納斯生活的社區沒有痛苦，也沒有衝突。喬納斯被挑選出來接任「記憶接受者」這個職位，接受同化之前人類所有的記憶，以備在需要的時候使用。喬納斯從他的前任——授者——獲得了這些記憶，喬納斯發現他所生活的社區極為淺薄封閉。

儘管存在着爭論和批評，認為本書主題並不適合少年兒童，《記憶傳承人》還是獲得了1994年的紐伯瑞兒童文學獎，銷售量過三百五十萬冊。在美國，它位列很多初級中學的必讀書目，但是同時本書也屬被禁之列（「見以下爭議」）。人們慣常把這部小說和《歷史刺繡人》（Gathering Blue）（2000年），《森林送信人》（Messenger）（2004年），以及《我兒佳比》（Son）（2014年）並稱理想國四部曲，前三集看似並不相關，但於第四集作結局的揭曉。

目錄

內容簡介

初讀此書，描寫的似乎是一個烏托邦，所有可能消滅痛苦和煩惱的措施樣樣俱全。雙向廣播器時刻監控每一個家庭的違規現象。人們一直都嚴守規矩；家庭成員每天都相互交流他們的夢想和感受，杜絕任何情感糾結。這個社區根據每個人的秉性進行夫妻配對，一直維持着和諧秩序。

在紐伯瑞獲獎演說中，洛利描述她創建的大同世界：

我努力讓喬納斯的世界使人感覺熟悉，舒服，而且安全，也在嘗試誘導讀者。我用我的方式來牽引讀者。這確實是一個完美的世界。我把我害怕的和不喜歡的東西全都消滅掉了：暴力，貧窮，歧視和不公，同時讓每個人都彬彬有禮，因為我認為這是一種理想化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社會，已達到人們想象的極限。

然而，隨着故事展開，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這種社會並沒有家庭和愛的觀念（至少不是洛利所暗示的「更完整」的觀念）。孩子由指定的「生育媽媽」來孕育，然後分配，每個家庭都是一兒一女，以此來控制人口平衡。當每一個家庭在穩定的環境中，完成了養育孩子的任務，家庭就再也沒有必要存在。父母遷居到專為沒有孩子的成人設立的公共機構，而孩子們，則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並且組建自己的家庭。為了維持這種制度，社區使用藥物來抑制成員的感情，沒有羅曼蒂克的愛情，更沒有性。

沿着河岸，和這個社區類似的城鎮星羅棋布，周圍廣平的大片土地給他們提供農作物，同時便利交通運輸。他們利用氣候控制使天氣保持恆定。

社區由一個由老年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給每一個年滿12歲的小孩分配工作，職位終身不變。人們受嚴格的規矩束縛，這些規矩涉及很廣，關係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若違反，只需要一個簡單卻是程式化的道歉以示懲戒。有時候，有些規定被違反了也可以忽略的：比如未到規定年齡騎車的小孩由兄姐教他們騎車。如果社區的成員被判決三次嚴重違反了規定，可能會被「解放」，在這個未來世界中，相當於死刑（儘管在被判決受解放時並沒有指出，其實是在社區執行死刑）。

「解放儀式」貫穿整部小說，隨着謎底逐步揭開，故事基調也變得越來越陰暗。故事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過程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羞辱，尤其被解放的人是社區裡面的一分子。另一方面，老年人受解放是值得慶賀的，而嬰兒受解放被認為是維持平衡的必要手段。後來，我們發現只有還在讓保育員照顧，未分配到特定家庭的嬰兒才會被解放，而且有一套特別的標準。尤其是，當一個生育媽媽誕下一對長相相似的雙胞胎，保育員就會給他們秤體重，體重輕的那一個會被解放。

在喬納斯的社區，人們相信那些被驅逐的人是被送到「另一個地方」，可能是另一個社區。故事到達高潮的時候，主人公發現解放實際上是安樂死。揭露真相的這一段情節，招致一些成年人批評，他們並不希望孩子們接觸這樣的文字。

小說以第三人稱寫作，追蹤主人公喬納斯的視角，從他等待12歲就業慶典的時候寫起。喬納斯生活在一個很標準的家庭，母親是個法官，父親是「保育員」。他自己被選擇擔任「記憶接受者」，因為他具有超乎尋常的「天賦」。這是很特殊的能力，例如可以看見顏色和聆聽音樂。他從年老的前任那裡接受訓練，接受記憶，履行「記憶接受者」的職責。這一位老人（對社區來說他也是「接受者」，對喬納斯來說他是「授者」）承受着所有記憶的感情重壓。這些記憶來自大同世界建立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喬納斯的世界，再也沒有一個人記得這些事情。

通過授者，喬納斯獲得了在他的世界已經湮滅的記憶：暴力，悲傷和失落，同樣也有愛，美麗，歡樂，冒險和家庭。到最後，洞悉了這些感情的喬納斯決心去改變這個社區，讓情感回歸世界。

故事的結尾很含糊，喬納斯的將來，甚至他是否仍在生，小說都沒有透露。（見以下含糊的結尾）

構思

洛伊絲·洛利對《授者》的構思要追溯到她11歲生活在日本的時候。當時她和家人住在Washington Heights，這是一處美國領地，靠近東京的澀谷區。在美國人開辦的小學，依美國的教育方式學習，幼年的洛利對此並不滿意。她潛出學校後門進入澀谷區，隨後是一段值得回憶的經歷：

一次又一次——已經數不清是多少次了，我的父母從來沒有發覺——我騎着自行車，跨出後門，也跨出了包圍我們這個舒適安全，熟悉親切的美國人社區的樊籬。我順着山坡一溜而下，這座小山丘是那樣陌生，我有點不安，也許是缺乏安全感……儘管我也說不清是什麼感覺……這個地區是東京正在跳動的生命的脈搏。

很多年過去了，洛利依舊記得澀谷區的味道和喧譁，回憶起很多身穿藍色制服的小學生們，「和我年齡相仿的陌生人」。在市區的一片喧譁聲中，她留意到四處都是木棍敲擊的聲音，年輕人在嘶叫，揮舞旗幟，——後來弄清楚是共產黨員示威。回憶起這段往事，洛利意識到這是每一個孩子最終都必須經歷的事情：告別那個從小成長的庇護之所。

1979年，洛利受邀為一份雜誌有關卡爾·納爾遜（Carl Nelson）的故事做調查。納爾遜是一位畫家，在緬因州近海的一座小島獨居。他對顏色生動而細膩的敏感性給了她很深刻的印象。數年之後，她聽聞他失明了。帶着悲痛，她反覆思量，瘋狂地想象他能夠給予她感受顏色的能力。這些經歷，以及其他類似的經歷，經過沉澱過濾，逐步形成了這個故事背景。本書英文版的封面就是納爾遜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