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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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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時進

（1900年11月9日－1984年4月16日），四川墊江人，農學家，中國農業經濟學的開拓者之一，有「中國三農問題第一人」之稱。

生平

董時進1920年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今中國農業大學前身之一）畢業後赴美國留學，1925年獲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農藝系主任，1928年至1931年間三次出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代院長、院長。1937年任四川農業改進所所長，此後曾創辦中國農業協進會（1940年被「國際農業協會」接納）、現代農民社。1941年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改稱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中央委員。1947年成立中國農民黨並任主席。1949年因其反對土地改革，農民黨被迫解散。1949年12月他還曾上書毛澤東，反對土改。1951年起赴美國定居，任教於加州大學，並曾出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

1984年4月16日，董時進逝世。

相關事件

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

1949年12月，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進上書毛澤東，勸阻土地改革。

董的觀點簡單明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當時的一些文件和講話，認為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董認為是不正確的。他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數據，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了董的觀點。

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有恆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的例子。

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願租出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其實，董時進如此建言時，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於是悲哀地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最後，這位預言家說：「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組建中國農民黨

從董時進對農村土地經濟和社會的分析看出，他強調保障私有地權，反對侵犯私有產權。因此，1945年民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民盟政綱時，作為民盟中央委員的董時進則在會上發言，稱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而是改良生產技術問題。 會後他寫信給張瀾主席，表示不同意該主張，退出民盟。

董時進深知無法通過民盟表達自己的主張。1947年1月1日《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後，組黨自由相對寬鬆，各派系紛紛成立自己的黨派，董時進便順勢於同年5月12日在上海組建中國農民黨，並當選為主席。

董時進在中國農民黨成立宣言中道：「我們組織本黨的動機，曾經在本黨的緣起上詳細陳述，大意即是說：中國之所以鬧到日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因此認為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

「中國農民黨」側重於鄉村建設，謀求於同城市平衡發展，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

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他建議政府用贖買的辦法，收購大地主的土地，同時成立自耕農基金，扶持自耕農，借給有能力經營土地的農民購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

在成立宣言中，中國農民黨提出了一系列主張：

1、黨的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

「本黨雖是代表社會上一行職業的政黨，但絕不存自私的階級觀念，一切主張，必須顧到國家全民的利益，我們的主要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並謀政治的改革，及農業與鄉村的改進，這都是整個國家所切需的。至於本黨的黨員當然最大部份是要向農民裡面去徵求，但是我們也歡迎一切同情者參加。農民黨是要農民都能當國家的主人，卻並非要他們都去做官。」

2、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是政治剝削

「我們認為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剝削，因為政治不良，法紀不存，農民知識低落而又散漫，一切軍閥官僚皆可以利用他們的權位，肆意掠奪人民，使得整個鄉間涸竭，個個鄉民貧窮。因此，我們認定，改善農村經濟的辦法，應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紀，使鄉間所生產的財貨不再被非法剝削，集中城市，而不是要從富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手裡奪取一些去彌補貧農。」

3、反對強制沒收農民財產

「本黨真誠的為農民謀利益，決不欺騙農民，故不願意發出一些只好聽而不能實踐的諾言，使他們期待從天上掉下來的財喜，隔夜發橫財，因為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們第一步要努力的要使農民能收得自己辛勞的結果，不被他人掠奪，並能藉自己的勤儉與經營逐漸改善其境遇。」

4、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

「八年抗戰下來的國家，浩劫餘生的人民，犧牲慘重，痛苦萬狀，內戰再打下去，非至同歸於盡不止。我們要求一切軍隊都無條件的向全國人民投降，在人民的面前，將他們的槍炮一齊放下來，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同時我們認為內戰的根本解決，不僅是目前不打的問題，而必須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來阻止任何人打仗。」

5、注重鄉村與城市的教育平衡

「我們認為根本救國的辦法，是在和平統一及優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積極發展建設與教育，這才是本黨最重要的使命。過去中國不是沒有建設與教育的成績，然而建設完全集中在大都市，教育只是極少數人的專利品。結果是建設反加重人民的負擔，都市愈發達，鄉村愈殘破，教育造成了社會上的寄生分子，受教育的人愈眾，剝削農民者愈多。本黨必須力挽其弊，特別注重鄉村生產建設的發展和農民知識的提高，使中國成為一個平衡健全的國家。」

6、「不願做任何黨派的尾巴」

中國農民黨成立後，主張「為農民謀利益，不一定要損害地主，更犯不着不必要的徒惹地主的反感」，公開聲稱「不願做任何黨派的尾巴」，對「共產主義並不感興趣，但同時對於（國民黨）政府亦不滿，政府必須徹底改革，並鼓勵農民參政」。1948年中共發表《紀念「五一」節口號》和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文告，各黨派認為它「符合於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中國農民黨也表示「當無不樂聞此項消息」。此時中國農民黨依然「對目前時局絕對保持中立態度」，但對國共兩黨的態度有所改變，一方面強調「對中共持觀察態度，注意其發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動求好感，並避免惡感」；另一方面「對政府持應付態度，黨與政府保持距離，不以黨的立場參加政府」。

1949年1月，國共和談，中國農民黨發表宣言表示擁護，同年4月，董時進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5月17日，董時進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

6月5日，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批評他在1948年公開發表的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土地改革的文章，是力圖為地主階級保存封建剝削制度，因而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李維漢並向董時進說明，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是困難的，勸董時進不要搞農民黨，仍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希望他把技術介紹給人民政府，為農業建設服務。董時進最後表示，願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貢獻技術，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

6月25日，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宣稱：「本黨中常會議決，自即日起停止本黨一切黨務活動。號召全體黨員一致在中共和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將大家的學識技能和一切力量貢獻出來，幫助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成功。」

着作

• 《農業經濟學》
• 《農民與國家》
• 《國防與農業》
• 《農村合作社》
• 《糧食與人口》
• 《農人日記》
• 《食料與人口》
• 《農村合作》
• 《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
• 《我認識了共產黨》
• 《共區回憶錄》
• 《兩戶人家》（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