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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誠(西元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實齋,浙江會稽人。出生喺書香世代,自細就接受父章鑣栽培。

生平簡介

幼資椎魯,體弱多病,日僅誦百餘言,好深思,隆冬盛夏讀書常至午夜不倦。十四歲,隨父至湖北,四子書尚未卒業。十五、六時,讀書絕騃滯,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為文,虛字多不當理。二十歲以後學業大進,縱覽羣書,尤好史部。二十三歲始出遊,至北京。二十九歲拜翰林院編修朱筠為師,朱筠告以「科舉非君所長,不能學亦不足學」,筠藏書甚豐,得以縱覽群籍。三十四歲,朱筠為安徽學政,先生與邵晉涵洪亮吉黃景仁諸人皆從遊,與晉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學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修《永清縣誌》,是年秋天中順天鄉試。乾隆四十三年中進士。曾官國子監典籍,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乾隆五十三年,經周震榮介紹,入湖廣總督畢沅幕府,協助編纂《續資治通鑒》等書,畢沅待之甚厚。五十五年,畢沅再邀為《湖北通志》總纂。嘉慶五年(1800年),貧病交迫,雙目失明。次年十一月卒。葬山陰芳塢。[1]

《文史通義》

一生精力都用於講學、著述和編修方志。他的代表作《文史通義》和劉知幾的《史通》一直被視作我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文史通義》是章學誠對史學貢獻最大的著作。它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他35歲開始撰寫此書,並立下要"成一家之言"的宏偉目標。此書分內篇、外篇和雜篇三部分。其中《浙東學術》一篇,成於逝世前一年。可見該書撰述幾乎歷30年之久。嚴格地說,直到逝世,全書並未完成,像很重要的《圓通》、《春秋》等篇,雖早有計劃,終未撰成。而今天人們看到的也僅是內外兩篇。 由於該書無嚴格義例,臨終前數月,只得將全部文稿委託友人王宗炎代為校定。現今流傳的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就是依據王氏所編之目加以補訂刊行的。章氏次子華紱對此書編排並不滿意,所以於道光十二年(1832)在開封另行編印了"大樑本"《文史通義》,並在序中說,王氏所編之目並不符合其先人之意。後來流傳的《文史通義》,主要就是《章氏遺書》本和"大樑本"兩種,而以後者流傳最廣。[2]

編纂《史籍考》

曾編纂《史籍考》,擬盡收古今史部書敘目凡例,總目達三百二十五卷,但書未完成,稿亦散失。所修方志,傳世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曾主修《湖北通志》,現存遺稿數十篇。 章學誠主張「學為實事,而非為空言」。所以他的見解,「頗乖人好惡」,直到他死後,才更被人重視。

「六經皆史」

「六經皆史」是清代史學家章學誠(1738~1801)的史學觀點,在其所著〔文史通義〕第一篇〔易教上〕開頭便說「六經皆史也」。認為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是夏商周三代政教法度與當時狀況的檔案記載,並非聖人有心撰述以留傳後世。章氏指出上古時代並無私人學術或著作,而只有官學。官方的學術大抵是歷代典章制度的記錄和圖書文獻,保留文獻的目的不在學術的考索,而是要做為施政治國的參考。掌理這些官方學術文獻的官員叫做「史」,這些文獻也統稱「史」。後世經學家所謂的「經」,就是上古官學的「史」,所以說「六經皆史」。   六經既然是上古典章法度的文獻記錄,必然和過去的時代狀況密切有關,後世應用時就不應當拘泥固執。章學誠指出六經內容中所蘊含的義理,固然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但是其中記載的各種規章法度卻不可一成不變的用於現在,經學家的復古之論和瑣細考證古代規制,都是沒有價值的作法。真正有意義的經學應該是通達六經大義,本著「禮時為大」的原則,著眼於當前的政治社會狀況,研究具體可行而合乎義理的作法,才是有價值的學術,也才合乎上古經學的真義。章氏詳論見該書〔原道論〕三篇。[3]

章實齋之眼光卓特處

錢穆在《中國史學名著》表揚章學誠「講歷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處,他不站在史學立場來講史學,而是站在整個的學術史立場來講史學,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也等於章實齋講文學,他也並不是站在文學立場來講文學,而是站在一個更大的學術立場來講文學。這是-章實齋之眼光卓特處。」

參考書目

  • 吳天任:1979年,《章實齋的史學》,臺北:商務印書館。
  • 杜維運:1991年,《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
  • 逯耀東:1996年,〈《史記》列傳及其與本紀的關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二十期。
  • 楊志遠:1995年,〈章學誠的史論及其影響〉,《吳鳳學報》。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