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伴記(元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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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伴記》是中國當代作家元辰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玩伴記
一起長大的玩伴，鄉鄰、同學、兄妹、子侄，與我的生命密不可分。在桃子園，他們是星空，我是仰望星空的人，因為他們，我的經歷更精彩、成長更豐滿、人生不孤獨。
太姑與侄女
許多人想不通桃子園山戛拉吃包穀岑子卻出美人，陳友英，任祖英，柳良玉，時家秀，袁淑敏，走出來一個是一個。太姑和侄女都是美人，一點不比電影明星差。不過大多終身是農民。我也想不通。
太姑袁玉梅是袁永喜老太太的女兒，和我曾祖父同輩，與我同庚，稍長兩月。按照當地的習慣，對於輩分高的年輕女性，並不稱太姑或姑婆，統稱幺姑。玉梅幺姑，聽起來親切。我這樣叫，我父母也這樣叫，我祖母還這樣叫。她答應起來 總是笑眯眯的。一雙大眼睛，圓圓的臉龐，兩個酒窩，白淨如脂的面色，端莊整潔的打扮。我敢說，她不僅是袁家最漂亮的長輩，而且是整個桃子園最美少年。
無法記清和她認識是在上學前後還是上學後，反正從1955年秋季報名上小學開始，就一起長大着。不僅一起上學，還年年到她家玩，一起抓子，一起下成三棋，一起爬竹子，一起摸魚撈蝦。寒暑假又一起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我高中畢業回鄉還有一年多天天一起上工一起下工，直到我1969年去當兵。
她臉上總是掛着微笑，對誰都和和氣氣的，再鬧的場面也緊開口，慢開言，很少任性。瘋癲只在少有的幾個同年相處時，爬樹、下水，幹活，豪放得不輸男孩子。
他父母是上學前早已認識的。因為經常來找我父親說事，在河裡捉了團魚常常白送給我們吃。河邊人家不吃無鱗魚，她的母親李老太太尤其講究。 她家住雞公尖北坡河邊，我家在坡上，她上學必經我家背後埡口。每天早上，我都會在埡口等候。她和堂弟袁世文上坡，先喊了袁俊玲，再上埡口會和。如果我沒在埡口，他們會翻過埡口來到屋後喊我。她和堂弟比我們要多走兩三里上坡路，而且是經常有野獸出沒的深山老林。起床比我們早，回家比我們晚。單程七八里，一年四季風雨無阻，尤其雨天雪天，深一腳淺一腳，不注意就搭咕溜（跌跤）。對七八歲的孩子來說，辛苦至致。她是獨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哪吃得了這種苦，提起上學就哭，甚至不想上學了。他父母連說帶哄，儘量就背她上坡、接她下坡。並把生活搞得很好，中午帶飯不是香腸就是雞蛋。她家境好，有條件，讓人好生羨慕。不過，對我們愛吃的魚，她吃得太多，認為比蘿蔔白菜不如。
幺姑聰明伶俐，溫文爾雅，對誰都一臉微笑，卻很能幹，學習成績非常好，經常得到老師表揚。老師、同學都喜歡她，沒人敢欺負。誰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一句不中聽的話，立即會受到男女同學的圍攻，袁姓侄孫更是一馬當先。
袁家在桃子園是大姓，一道上學的侄子輩、孫子輩、重孫輩同學很多，不會讓輩分最高的幺姑受任何委屈。當然，最重要的是她自重自尊，友善待人，沒得罪過任何人，不像跟男伢一樣玩得野的女伢。
她三爹的兒子袁世文正好相反，因為有些小調皮，不懂謙和讓人，時常和同路的同學起糾紛。可是個子小，說話不利索，反應有些遲鈍，難以讓人服他，常受欺負。玉梅幺姑也盡力保護他，卻只是把他拉開，不跟對方吵鬧，還批評他又無用又惹禍。袁世文挨了吵，只好忍氣吞聲，一臉哭鼻子像。
幺姑對晚輩一律叫侄侄。為了區別，在侄侄前面加上名字，比如宗和侄侄、先漢侄侄、國新侄侄、正群侄侄，家英侄侄、良秀侄侄。她叫得很親切，讓人心裡溫和舒坦。求人辦事，找人論理，跟生產隊請假，也都是輕言細語，娓娓道來，語氣卻很堅定，邏輯嚴密，表達清楚，讓人無可辯駁。所以，無論在公在私，都沒有人小視她的要求，更沒人欺負她。
袁俊玲是袁先沛大爹的長孫，袁國榮的長女。本住我家坎下午屋場，因為住我背屋後尖上全媽全順英的女兒袁國英招婿袁國善多年未生育，曾跟袁國善當女兒，在他家生活過幾年。初上學時，她填寫的家長是袁國善不是袁國榮。上學的時候，玉梅幺姑先約她，再約我。
全媽全順英，是著名抗戰詩人、辛亥革命老人全進存的侄女，是我本家嬸娘。因為她一直非常喜歡我這個調皮又聰明的小伢，母親讓我拜寄她，改口叫全媽，因而常在她家玩。俊玲是我的玩伴，也是我的同學。他叫我叔，我叫她侄。她比我大一歲，是她帶我玩。她性格溫和，我又是叔，她會總讓着我。我想幹什麼，都由我擺五擺六。
我是調皮王，上學走路總是連蹦帶跳，沒有一步是老老實實走的。不僅和同路的男伢打架，連自家叔爺家兩個跟我差不多大的幺姑也常欺負，拍一下肩膀，拽一下書包，楸一下頭髮，摘一個刺果放頭上說是毛毛蟲，嚇得她們哭。但從不跟玉梅幺姑和俊玲侄女開這種玩笑。
全媽是解放前在南埡開過小商鋪的人，比一般農村婦女有見識。對孫女俊玲視如掌上明珠。公社化以前，袁正山和她妹妹沒出生，家口輕，家境殷實，俊玲享受的是小公主待遇。全組學生的生活數她和袁玉梅好。大概是1958年之後，國英姐姐相繼生了兒子和女兒，接着吃食堂，袁俊玲便回到自己家。上學從我家道場經過，依然是一路去一路回。
小學二三年級，班主任袁國本組織學生玩彩蓮船，我和玉梅幺姑、俊玲侄女、任祖英同學選為船娘，坐船中裝新姑娘；袁宗河、袁正雲裝艄公划船，袁正安裝叫花子（又叫船巫），李萬銀等打鑼鼓家鋣；國本老師又划船又司唱，當然還會打家鋣，所有人的動作都是他教的。硬是帶着一趟學生，晝伏夜出，家家到戶戶落，把當時的三個高級社全玩到，整整玩了大半個月。玉梅幺姑和俊玲侄女玩船的小碎步走得特別穩，房東在船前平台上放一碗糖水，跑一圈下來，一滴不灑。顯了功夫，艄公或者船巫才端起碗喝半口，新姑娘也是可以端起來喝的。我坐船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一定要把步子放小，兩腳頻繁錯動，雙手緊提船干，不要大幅晃動，糖水才不潑出來。有的房東逗樂，拿了糕餅糖食或者香煙，不往船上放，卻不住放鞭。這時候艄公就指揮採蓮船崴沙窩，船娘蹲下身子，靠兩隻手晃動船，卻不轉圈。東家又拿鞭請，還是不起身，直到把貢禮送上船。女孩子最怕崴沙窩，腿蹲得受不了，鞭炸得受不了。估計哪家需崴沙窩，一般都讓我上。一個春節玩下來，就過正月十五了。上學還有幾天，只想瞌睡，走着走着，躺在路邊石板上就睡着了。
1959年最困難的時期，我們一同初小畢業，考入南埡小學讀高小。因為離家遠，我帶第一年級的弟弟租私房住讀，幺姑和侄女分別寄住親戚家，每個星期六一路回家，星期一一路上學。1960年老師讓我跳級參加初中升學考試，被縣三中錄取。幺姑和侄女1961年考初中，玉梅幺姑被一中與三中合併後的縣一中錄取，俊玲被農中錄取。縣一中是搬來分鄉與縣三中合併的，每月放假回家拿東西，我們約好，和其他同學一路步行回家。
1963年我考入宜昌二高，1964年袁玉梅、袁俊玲初中畢業，未考高中，直接回家參加生產隊勞動。1966年我高中畢業，在校鬧騰一陣子，1967年回鄉，又一起勞動、玩耍。這一年，袁玉梅與表哥、上洋中學教師李學群結婚。後來李學群從教育戰線退休，曾和我一起參加區書法協會活動，交談中得知他和太姑一起住到了宜昌城區。
1970年左右，袁俊玲與桃子園大隊同學左萬錫結婚，我從部隊回家探親時，專程去看望他們，在他家吃飯。本世紀初左萬錫不幸病逝，侄女和子孫仍住桃子園左家坡。侄女入了黨，一直擔任生產隊婦女組長，六十而後還擔任村民小組長，干到七十歲。2018年春，我隨文聯組織的「相約夷陵 繽紛四季」鄉村游啟動儀式採風團到太平溪茶谷，她大兒子認出我，主動叫嘎公爺，並介紹她是袁俊玲的大兒子，快五十了，在茶谷上班。他父親和我也是小學同學，比我小一歲，可惜早逝。我問起他母親近況，他說身體還好，閒不住，操持着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啟珍表妹
是我三姨媽的小女兒，全名余啟珍。兩家一直走得親，姨媽沒兒子，我拜寄她，叫媽。她比我小兩歲，是一起從小長大的兄妹。2013年見面，她還回憶小時的事，說哥哥到處欺負人，但從未欺負過我。妹妹是讓哥哥疼的，我當然不會欺負她。
三姨媽住在插旗大隊小沖。插旗在地理位置上，位於東岩青峰山脈的大沖，大沖南邊的一條沖較小，故名小沖。東岩山脈的支脈屬炭質頁岩，沖田為沙壤水田，人戶遠比只隔一條小河的桃子園石灰岩地區密集。三姨媽所在的余家屋場五六棟天井屋相連住着，十來戶人家，還不是最大的吾嘗。姨媽住在最南邊一個天井屋的南邊弘屋裡，一間正屋，三間弘屋。從天井屋進火壠屋。上手是正屋是房屋，下手兩間是客房和雜物。火壠屋出後門是園地。牛欄豬圈廁所在道場南頭。道場外有一道高坎，坎下是進出屋場的必經之路。
屋場對面有條小溪溝，林木掩映，常年流水不斷，直通沖外，匯入水木溪。小溪溝里有螃蟹、泥鰍、小魚、小蝦。在余家屋場的道場上望去，隔着溪溝，斜對面東北一里左右的半坡上，有棟泥磚瓦屋，是全縣久負盛名的皮戲影藝術家餘光耀的家。餘光耀與姨爹同輩，我和表妹一樣叫光耀大爹。解放前他雖以走鄉串寨唱皮影為業，但有田有房，家境寬裕，又請了長工，土改時劃為地主，戴帽管制。「文革」前戲還是准唱。小時候在南埡萬家河紙廠工地，在余家老屋，在本大隊，沒少看他的戲。記得1963年正月，小沖生產隊安排餘光耀唱戲，我和姨媽一家去看。他一邊提皮影，一邊代戲中人物問到：呀嘈呵嘶，大冷的天，你咋只穿一條短褲？又代另一人物作答；你不知道每人只發了三尺布票，只夠做一條短褲！眾人哈哈大笑。就為這句話，被定為階級鬥爭新動向，收了皮影，反覆批鬥，好幾年不准唱戲。「文革」又翻出來再批鬥。
我到姨媽家玩的時候，比我十多歲的大表姐要做事，沒時間陪我。我還未上小學，她就嫁給了我家大河西岸六架山的李正尚，陪我玩的是表妹余啟珍。兩人天天提了笆簍，到門前的溪溝里扳螃蟹、撮泥鰍、摸小魚、撈小蝦、摘地盤果、摘打蠻子。溪溝的水很清，隔不遠有條潭，最多半人深。兩岸長滿水草，有沙窩也有鵝卵石，有樹洞也有泥岸。我們或者扳石頭捉螃蟹，或者撮沙窩捉泥鰍，或者摸岩豁捉小魚，或者作河堰把水糊干，魚蝦、泥鰍一起捉。兩人弄得一身水一身泥，直到喊吃飯才回去。
姨爹叫表妹的聲音總是拖得老長，還轉彎，一聲「鳳伢子」——那是表妹的小名——山回谷應。聲音里充滿愛戀。表妹是他嫡出唯一女兒，十分疼愛。用農村的話說，是「捧在手裡怕掉了，含在嘴裡怕化了」。每次賣了柴，總要給表妹買油炸坨、酥食糖，我跟着也沒少吃。
姨媽是黨員，長期擔任大隊婦聯主任、生產隊婦女組長，家口不重，卻一直很窮。原因在姨爹很小被國民黨抓壯丁，從江西流落到湖北，解放戰爭中被俘，加入解放軍後不久退役。正好前姨爹在表姐余啟秀出生後被抓壯丁，客死他鄉，經人介紹，後姨爹就在本地上門安家，改名餘光良。他會挑腳，嗜酒，食量大，卻不會做農活。加之流落他鄉，心神不定，不會理家，沒心思理家。一家人分得的口糧，恨不得一次賣掉換酒喝，為此沒少和姨媽打鬧、爭吵。那年月本來日子就困難，而他家裡，不是缺油少鹽，就是沒糧食。啟秀姐出嫁後，他們三口之家，還時常要我們家接濟。
姨爹唯獨對賣柴感興趣。賣了柴可以打酒喝。他力氣大，挑二三百斤如履平地，適宜干砍柴賣柴這種力氣活。簡單，直把，不像做篾活、挖藥材需要技巧。柴山上的柴被他砍光，挑去南埡、棠埡賣了，多半換酒喝了，少半稱鹽打油。家裡的布票捨得浪費，酒票從沒浪費。
姨爹姨媽對我視若己出，哪怕調常皮，惹禍得罪鄰居，也還是喜歡我。無論我有什麼要求，都盡力滿足。我和表妹要做毽子，姨爹就找有公雞的鄰居討毽子毛；沒有銅錢，姨爹從心愛的挑腳墊肩上把錢墜解下來；需要線，姨媽把樣包拿出來。我們又要玩水槍，姨父就上山砍竹子、鋸竹筒，鑽水眼，找布片做活塞芯。有年初中放寒假，我剛學會紙片剪字、用梳子和排筆噴塗廣告色做賀年片，要顯擺一下。沒排筆和廣告色，跟姨媽一說，就讓姨爹挑柴趕場去買回來，用了可以稱好幾斤鹽的錢。
表妹到我家來，母親也當自己姑娘一樣。吃的不少，做事不饒。因為我弟弟妹妹都比她小，我又毛毛躁躁幹不了正事，幫手只有讓她當，我反而成了助手。比如尋豬草、守水、帶弟弟妹妹玩，她都比我能幹。在我的大妹高中畢業前，家裡需要幫手，母親總是帶信讓啟珍來。姨媽得到信，讓她把家裡的事放下，馬上跑過來。
表妹讀完初中，在生產隊參加勞動。我當兵後，表妹在家招婿楊多太，連生四個女兒。那時姨媽姨爹年歲已高，帶不過來，經常把大些的孩子放我老家，由我母親幫着帶。
人口多，家裡更加困難。難免引起家庭矛盾。八十年代初，母親帶着姨媽到縣城，說她和姨爹都被楊多太打過，要我帶他們到法院告狀。那時姨爹已過世，我剛轉業，按母親的要求，把她們送到法院，我就上班去了。母親和姨媽說法院都記下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坐公汽回去。第二年「嚴打」，楊多太因虐待罪被判刑三年。姨媽常年慪氣得病，兩年後在我家玩時病逝，經法醫鑑定，送回小衝下葬。楊多太出獄後到一個施工隊做零工，放炮不幸被炸死，表妹一人把四個孩子帶大。雖然艱辛無比，吃過不少苦，90年代以後，四個孩子的生意個個做得風生水起，都在小溪塔賣了房和車。
2013年臘月表妹殺兩頭年豬，專門讓孩子接我和弟弟去吃年豬肉。我們去姨爹姨媽墳前燒紙磕頭，在她家住一夜。時光仿佛回到幾十年前，許多場景仍然那麼清晰，可是二位老人的恩情我並未回報，內心十分歉疚。殺豬那天，我的同年本家、爺爺輩的小學同學袁宗銀在那裡幫忙。他說，我和你表妹年輕相愛卻不能在一起，現在我們都老了，又都成了單身，決心互相照顧，共度餘生。你放心，我會照顧好她。我說，你們的事我聽說過，我相信你們會互相扶持。我理解，兩個喪偶的老人，需要一個互相幫扶的恩愛晚年。
光木表哥
大姨媽的小兒子宋光木，比我大三歲。虎頭虎腦，少時說話心裡若急，便有些口吃。原高一個年級，因為我五年級跳級考初中，他是應屆考初中，我考進縣三中，他考進農中，便同級了。
堂兄妹、表兄妹中，我還有三爹四爹五爹小爹家的堂姐袁國玉，堂弟袁國江、袁國方、袁國同、袁國萍、袁國瓊，堂妹袁國菊、袁瓊玲、袁玉玲、袁芳玲等，大幺姑的表妹楊月英、表弟楊自元，小幺姑家的表弟王明祥，舅舅家的表姐徐成英、徐成秀，三姨媽家的大表姐余啟秀，因為年齡差距較大或者接觸不是太多，不屬一起長大的玩伴。光木哥雖然比我大，卻和我玩耍最多，成年後交往時間也最長，是一起長大的好兄弟。
他家住在現今南埡村宋家坪後灣。從他家背後翻過一座山，就是十字溝水庫下表弟王明祥的家。我經常和母親、弟弟、五媽一起，或者先到姨媽家，再從這個埡口到幺姑家，或者先到幺姑家，從這個埡口到姨媽家。
小時候表哥到我家，會帶來很多新鮮玩法，比如做柳笛，我不會，他會。叫我取將發葉的柳枝，截斷放在石頭上平搓，蛻皮取下木杆，捏成哨子，一吹就響。再取粗枝，旋下皮一圈一圈做喇叭碗，安上哨子，一吹，聲音低沉，傳得老遠，山環水應；又取粽樹的嫩黃芯葉，編蚱蜢，編小籠子。手有多巧，就能變多少種花樣。若是秋天，他又叫我折芭芒干，做船，做房子，做風車。每人手裡舉一個，跑起來讓風吹得嗚嗚轉。我則帶他拔茅針，摘山果，挖黃姜，挖葛根，告訴他山里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我到他家，他帶我挖泥鰍、摸魚蝦、扳筍子。我走不了沙崮子，腳踏上去沙崮溜動，人就滑倒。都是表哥牽我甚至背我。
他還給我講一個故事，說他家這個屋場，以前住的是一戶發財人家。因為發了財，就忘乎所以，對周圍的人刻薄。誰家牛羊吃他田裡一口莊稼，就要人家幾倍賠償。而他家狗子咬了別人的雞子，也不賠，還怪人家沒把雞子關好。人家敢怒不敢言，雞子被咬死，就偷偷提來，扔到他稻場邊。他就讓家人扔到溝里。這年夏天，他家來了一條蛇，爬上他家供案不走。按當地風俗習慣，家蛇只能攆，不能打。可怎麼攆不走它。改用餵食的辦法，希望它吃飽會走。可是它吃飽也不走，而且長得非常快，幾個月功夫就成一條碗口粗、一丈多長的大蟒。供案小了待不舒服，夜晚扳上扳下鬧騰一家睡不成。沒辦法做一條長案放堂屋中間，它呆上去，頭對門外尾對屋裡，覺得舒服，才不鬧騰。但每日要吃三隻雞或十幾斤瘦肉，否則又鬧。吃了半年，還不走。眼看家裡吃窮，這個發財戶到處求人想辦法。有個道士願來看看。看過之後說，東家啊，你這是為人刻薄，得罪鄉鄰了，需要殺豬宰羊，請遠近鄉鄰來家，親自焚香謝罪，同時從堂屋到門前溪溝砍開一條大路，鋪紅地毯，至時有妙用。熱鬧過這一場，我包你家人平安，不然就難說了。財主同意照辦。道士坐鎮指揮。某年某月，三眼銃響，豬頭羊頭擺到大蟒面前，財主披紅掛彩，迎接遠近鄉鄰入席。道士宣布道歉祈福開始，財主上香，先對神蟒三叩六拜，再給鄉鄰三鞠躬，高聲賠禮道歉。而後開席，推杯把盞。食畢，道士着法衣，邁九宮步，右手桃木劍，左手蘭花指，口誦法決，喝令人群閃開，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大喝：起！只見風雨大作，巨蟒飛起，沿門紅色地毯直赴溪溝。溪溝水漲，送蟒入河了。事後，財主收拾行囊，與一家人搬離此地了。
表哥講得繪聲繪色，我聽得毛骨悚然。生怕在竄出一條蛇來。表哥說，你看我們家是那種人嗎？我說，那肯定不是，姨爹姨媽都是忠厚慈愛的人，大表哥和鄒嫂也不得罪人，可我還是怕蛇。他說不怕，我從來沒看見過家裡有蛇。
又一次表哥不在家，大表嫂鄒家帶我去東岩扳筍子，走上埡口，我怕，要她牽我。她故意嚇我，走着她突然鬆手，嚇得我蹲下，不敢起來。我哭着求她，她才伸手來牽。不一會兒又鬆手，讓我再次嚇得趴下。我又哭又罵，大喊姨爹姨媽和光木哥。可他們哪裡聽得見。好不容易過了埡口，正往東岩山坡爬，半路碰到一個老者，背着被老虎咬死的小牛。老者講述了虎口奪牛的情景，我們哪還敢上山，立馬打道回府。再次經過埡口，表嫂再沒戲弄我，一直把我牽過危險路段。東岩大白天有老虎，假如我們遇上會怎樣呢，確實讓我緊張了好一陣子。
五十多年後，我再到大表嫂兒子宋達福家，比我小七歲的侄兒也已過六十，說起當年的事，他說他還記得一清二楚。
表哥自小在我們家走動，母親非常喜歡這個侄子。50年代末大姨媽去世，表哥還在讀小學，母親一直把他當自己的兒子，還讓他拜寄五媽，跟五媽成了親戚。因為一個屋場有兩家親戚，他比小時候走得更勤。我們的接觸機會也更多。
1964年冬，我到姨爹家玩。剛下了雪，到處白雪皚皚，天寒地凍。表哥和同屋場的老郭約人打麂子。地點就在他家背後的山上。表哥要我也跟着。我說我不會啊。他說，不要你鑽林子，你就在崗上守着，聽到指揮的人喊注意了，你就高聲地囑，喊得越大越好。我說，好，這個我做得到。我上了山，就在雪地里跑左跑右，不下林子，在崗上大聲吆喝。人歡狗叫，吆五喝六，中午時分攆起一窩麂子，慢慢逼上仗口。兩三點左右，幾次銃響，打倒一隻大的和一隻小的。抬回來，在表哥隔壁老郭的道場頭剝皮，表哥分一隻腿，分剩的一份，鄒嫂料理，做麂子肉燉缽，大家一起吃晚飯。大家吃得非常高興，我也嘗了，沒覺得有大家說的好吃。
1965年表哥參軍前，母親作主，讓他娶本隊袁先繩幺爹的二女兒袁國香。因為袁國香的母親早逝，母親就讓她給自己做乾女兒，這樣表哥也算我的姐夫。袁國香的母親跟五媽是親姊妹，對五媽來說即是袁家侄女又是姨侄女，表哥則既是乾兒子又是雙重侄女婿。表哥和我們是親上加親了。
表哥當兵期間和1970年退伍安置到中南地址勘探機修廠上班後，國香姐先後生四個孩子，坐月子期間的一概應酬，都由母親和五媽兩妯娌料理。國香姐常年一個人帶孩子，參加生產對勞動，聯產承包後自家種田，自己生病，孩子生病，困難太多，吃苦太多。母親總是當自己孩子一樣幫助照看料理。我從部隊回家探親，都到表哥廠里住一夜再回家或者打一站再回部隊。到家後，母親還帶我去看國香姐和她的孩子。包括我結婚後孩子出窩，也和母親、妻子先去他家，再回老家。 光木哥由於長期背負家庭負擔重的壓力，80年代得過肝炎。80年代末，孩子們陸續成年，國香姐姐才帶孩子搬進宜昌城區。90年代還接母親和我們夫婦去他家玩。他小兒子結婚，我曾應邀去喝喜酒。2004年我父親去世，2009我母親去世，光木哥和國香分別前來弔唁。此後，聯繫相對減少，不知是2013或是2014年，表哥溘然而逝，非常遺憾我沒接到通知。一生的兄弟情誼，只有在回憶中品味了。
漁伴李萬銀
守着一條河，雖然下河還有一段距離，不如在河邊長大的一直泡在水裡，但我也小學一幫同學的影響，也喜歡喜下河整（玩）水弄魚（把魚弄到手）。同級的袁宗和、袁正安、袁世文、李萬銀都曾是我的魚伴。不過，合夥弄魚最多的還是李萬銀。我在《黃柏河漁人》里，講過不少和他下河弄漁的故事，遠沒講完，還要繼續講。
初上學時，李萬銀的姐姐李萬秀還沒和我的小爹結婚，我和李萬銀一直以兄相稱。大概是1956年小爹和姓曹的小媽結婚不到一年，因性格不合離婚。1958年經人介紹，與現在的小媽李萬秀結婚。李萬銀就成了嬸娘家的舅舅，雖然人多的時候我也叫他舅舅，但我們玩得不分你我，根本不在乎稱呼，相處還是跟兄弟一樣。後來，他娶曾憲道的妹妹曾憲芬為妻，曾氏兄妹是行走多年的表親，我和李萬銀、曾憲芬同級同班，他的妹妹李萬珍又嫁給族弟袁國文，所以和李萬銀的舅甥關係，只落一說，並不像嫡親的長幼有序那麼嚴格。
李萬銀比我稍大，人聰明，活動能力強，學習不錯，毛筆字寫得好。弄漁、打獵、打鑼鼓三項本領，更是幼承家傳，我則聞所未聞。開始下河，我只曉得搬石頭砸魚。那是每個小伢都會的。在河邊和溪溝，估計水中的石頭下有魚，撿起一塊較大的石頭往估計有的魚石頭上砸，再搬開石頭，如果有魚被震昏，就會飄起來，抓住就得了。講究一點，下河帶把夯錘，就是大石頭的中等鐵錘或八方錘，使勁往石頭上砸，也可砸碗把魚。河邊弄漁都是從砸魚開始，我和李萬銀也是，後來才摸魚、鬧魚、打魚、炸魚、搖魚、冬季卷青苔捉魚。
和李萬銀合夥鬧魚，已經講過砸悶頭花、白蠟樹葉鬧魚，沒講用「六六六」粉鬧魚。「六六六」粉，是苯與氯氣在紫外線下的加成產物--六氯環己烷，五六十年代世界使用最廣的劇毒農藥，農村打蟲主要靠它，我國於1983年禁止使用。我和李萬銀弄魚那會兒，根本不知道它的危害。每次下河，從家裡拿幾兩到半斤「六六六」粉，做好河檔後，用只舊襪子裝上一到二兩「六六六」粉，綁在竹竿上，往估計有魚的石豁里戳。「六六六」粉在水中散開，魚受不了氣味，昏頭昏腦浮上水面，立馬用撈兜子撈起來。因為在大河鬧魚，水是流動的，不趕緊撈，藥水流過，魚就清醒了。撈起的魚放斤笆簍里，養在水裡，一會兒又活了，只有小魚會鬧死。一次下河，總得五六、七八斤魚，每人分幾斤，高高興興回家。
更多的是，是摸魚。把手伸進水中的石頭下、岩洞裡，觸到魚就把它捉住。那時我不會水，只能摸不需要扎迷頭的淺岸。李萬銀雖然會水，但人小，一口氣憋不了多長，也摸不了一米五以上的深水。兩人就沿着老岸，摸淺水。摸幾條灘，運氣好可摸五六斤，運氣不好只能兩三斤。李萬銀記憶力很好，上次摸到魚了，下次還到這個地方摸，竟然在一個地方幾次摸到大小一樣的黃骨頭、季扎包和岩邊。
還有一次，在一米多深的水裡發現一條娃娃魚（大鯢），不敢用手捉，怕咬。李萬銀找來一根木棒，眼尖手快，把它的頭別在石頭上。這條魚有五六斤，勁很大，兩人扳住木棒不敢動，堅持一兩個小時，終於把它別死。看到它不動彈，李萬銀讓我扳住木棒，他下水捉，雙手掐住脖子撈了起來。扔到沙灘上，它又活過來，李萬銀撲上去，掐住頭，和身子壓上，提起來關進笆簍。回家後，砍給我一截，兩斤多。第二天，全小隊都知道我們逮了一條一條娃娃魚，嘖嘖地說，這兩個伢子也不怕被咬了。
李萬銀讀完初中就回鄉生產，干農活也成了一把好手。我高中畢業回鄉勞動，和他一起挑渣滓、挑大糞、背牛糞。他和袁俊玲的親叔子袁國華因個子小，無法和大人相比，就落到我們年齡相仿的一幫人中。和我一樣被評為二等男勞力，同一等女勞力一樣，每個工9分。顯然，他和袁國華都吃虧了。但他從沒意見，幹活的時候，還儘量幫着我，帶着我。工間休息、下雨天還經常一起打撲克。
李萬銀和曾憲芬的兒子李軍出生時難產，由我弟弟袁國均守護三天三夜，才保母子平安，以後又一直由我弟弟負責治療，因而很小就拜寄他。跟我家多了這一層關係，我回家時，常碰見李萬銀夫婦，有很多見面交談、同桌用餐的機會。
我弟弟1969年初中畢業後，參加全縣第一屆赤腳醫生培訓班培訓，而後又跟棠埡衛生所張所長學醫三年，跟鄒國龍學兒科，跟南埡黃師傅學蛇醫，成為中西醫兼通的鄉村醫師，把脈處方、推拿針灸、接骨櫝榫、兒科婦科、西醫注射、用藥、外傷處理，樣樣都會。多年負責大隊衛生室工作，二百多戶人家生病生災都由他負責。許多孩子由他接生，無論大病小病，一直由他經手治療。李軍是最典型的一個。
90年代初，我和縣委政研室主任趙宗榮、司機肖斌為寫《走向文明富裕的遷徙》一文調查全縣平困村狀況，回到老家。那時20來戶人家的桃子園村八組，25到50歲之間的單身男人竟有兩桌之多，後來脫單的也不過二三人，大部分終身難娶。那時我父母身體尚健，且有弟媳幫忙，做飯不成問題。調查完畢，我留他們在家玩一天。先到大河釣魚，因單家河水庫會水淹沒本組全部河道，積水深，河底樹枝多，沒有船無法得手，一無所獲。下午又到李萬銀門前居民小組的大堰塘去釣，連蝦也沒有一隻。李萬銀說，這塘沒魚，到我家魚池來釣，我放了十幾條草魚，都一兩斤一條了。盛情難卻，我也想同事們盡興，就到他魚池釣。可是魚池太小，就是在石頭縫裡挖的一個大坑，總共一分把地。天快黑還是沒上鈎。李萬銀拿來魚網，我說不用了，沒事釣着好玩，並不在意魚。他說那不行，你的同時老遠來，我說什麼也要打幾條你們晚上煎了吃。一網撒去，得三四條一兩斤正長的草魚。他要我都拿着，我好說歹說，不得已拿了兩條。同事們說，你的朋友真慷慨。我說那是，總共十來尾，要我拿三四條，這是在缺水的石灰岩山區，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步入老年，因為一生辛勞，李萬銀與曾憲芬日漸消瘦，牙齒脫落，身體佝僂。每次見面，都勸他們注意身體，發現不舒服就儘早檢查。李萬銀一檢查，發現患了肝癌，住院治療一段時間，沒有好轉，三年去世。曾憲芬沒有什麼疾病，只是太辛苦。兒孫們不再許她做事。再見面，果然比先前氣色好多了。魚伴去了，願他的遺孀、我的表妹和同學健康幸福地活更長久。
柳氏姐妹
柳氏姐妹是本生產小隊柳憲章的千金。她們的母親印宗英，我原叫大媽；她們的父親當然叫大爹。但是後來老大柳良秀嫁給我叔爺的兒子袁先聰，成為我嬸娘，就改口叫憲章家（Ga）公、印家（Jia）家家（Gaga）。但對嬸娘的妹妹弟弟，從未改口叫幺幺和舅舅。
柳家住在楊樹灣李萬銀家對面柳家屋場。屋旁有一口堰，門前坎下不遠有一口常年不乾的水井，還有一片水田，是全組唯有的兩處之一。每逢天旱，我家就要到先烈二爹屋旁的水井或柳家門前的水井守水。水沁得慢，要排很長的隊等候。如果去得晚，往往要一天才能守到一擔水。對耐不住性子的男孩子來說，那真是一種煎熬啊。
柳家多年餵有趕仗的獵狗，對人也十分兇惡。上小學一年級，跟一幫同學到柳良明家，經過他們道場，雖然有人出來趕狗子，狗子還是撲上來，我一跑，被咬了小腿，哇地一聲大哭起來。捲起褲腳看，兩個牙洞，鮮血直冒。當時栁家人用了點什麼灰灰草草泥了，把我送回家。害得我㗗（跛）了半個月。想起柳家的狗子我就心驚肉跳。
柳氏共六姊妹。和我一起長大的是前四位。老五柳良國比我小五歲，和我弟弟同年，老六妹妹更小，不屬於和我一起長的童年玩伴。
老大柳良秀雖然比我大五六歲，但1955年和我同上小學，讀一個年級。讀過一年就沒讀了，十二三歲得做事了。老大長得魁梧、壯實，皮膚釉黑；為人忠厚，性情溫和，麻利能幹。雖然文化不高，在姊妹中很有威信，在生產隊也少有人欺負她。後來她嫁給先聰幺爹，家境非常困難。幺爹是獨兒子。叔爺袁宗炳是我爺爺同父異母兄弟，因打老婆，早年被楊家婆婆娘家人上門教訓，限跪天井，嚇成神經病，一直瘋瘋癲癲。楊家婆婆是個小腳，微跛，理家能力特別差，交際能力更差。兩個幺姑大的與我同年，小的比我小兩歲，都未成年。良秀幺媽嫁過來就成了主心骨，又管老又管小。兩個幺姑尚未成年，自己又接連生三個兒子。家大口闊，還放娃娃灘。那個艱辛，比一般人家又勝許多。但她和先聰幺爹同心協力、拼死拼活，瞻養並送走兩個老人，帶大並嫁了兩個姑子，帶大三個兒子並為他們完婚，如今還幫大兒子帶孫子。這在桃子園，雖非絕無僅有，卻也是很少人能比擬的。
老二柳良玉比我大三歲，童年和我一年上小學，讀完四年級便回家參加勞動。1958年在生產隊食堂幫廚與食堂保管員袁國錦相戀，後經人反覆給她父母做工作，15歲與我族兄袁國錦結婚。族兄父母早逝，家中還有尚未成年的二妹袁國香、弟弟袁國文、小妹袁國翠等一起生活，也是家大口闊。良玉嫂子膚色白淨，身體秀麗端莊，圓臉大眼睛，到老也屬一表人才。為人不多事，好客，愛跟青年人玩。勞動能力卻不如她姐姐柳良秀，也不如妹妹柳良芬。作了長嫂，哪怕自己還是個孩子，也得盡力為一家人操勞。十八九歲以後，接連生女兒生兒子，也是既管弟妹，又管子女。我高中畢業後回鄉勞動，和她們一家玩得最熟。此時國香姐已經出嫁，國文、國翠接近成年，良玉已生侄女。他家住我家看下屋場，離得很近。每逢雨天，國錦哥便喊姨妹柳良芬、侄兒袁正群和我在他家打撲克，或者在她家吃飯，或者回家吃了飯又來。一起玩得忘乎所以。
老三柳良芬跟我同年，比我大幾個月，也是我小學同學。後來我讀初中高中，她讀完農中回鄉勞動。寒暑假，經常和她一起參加大隊文藝宣傳隊排節目，一起參加生產隊勞動。高中畢業回鄉後，更是天天出工在一起。加之國錦哥總是喊我們在一起打牌，彼此混得更是熟之又熟。她身材勻稱，也是漂漂亮亮的圓臉大眼睛，膚色比大姐白、比二姐黑。十九二十的大姑娘，一舉一動透出成熟的氣息。儘管家裡不富裕，常穿補丁衣服，也掩不住青春靚麗。勞動是一把好手，幹活不輸成年婦女。為人也很謙和，不像有些人劍拔弩張。嬸子們說良芬了把（能幹）、知書識禮、端莊賢惠，誰找這樣的媳婦是福氣。不少人還勸我，到她家提親。說得我心動，暗暗戀上她。一天看不到她出工，心裡便緊張，生怕她生病了。但我不想馬上談情說愛，前程未卜，還想有機會搏一搏。因而除了暗通幾回書信，再無下文。正好跟我同年的南埡68屆高中生全家林和七組袁宗好同學，袁宗漢介紹給我認識，加上他們同屆的王明炯原本和我認識，四個人玩到一起，你來我往很是熱鬧。全家林認我母親為乾媽，我們便成為干兄弟。恰好我全媽是全家林的姑婆，也是袁國錦和柳良玉的媒人。為全家林的婚事再次出征，柳良芬正式成為全家林的未婚妻，不久結婚。暗戀之人成了弟媳，的確有些尷尬，但這是我自身的問題，而後的關係處理很融洽。我參軍後，全家林成為南埡小學民辦教師，後來轉公曆，還當了校長，事業有成，兒孫成行。多少年來，我家有什麼事，他們夫婦沒少來捧場。我成親後，母親還帶我和愛人去他家做客。
老四柳良菊比我小兩歲，也一直同在大隊文藝宣傳隊。我一直把她當做小妹妹。1967年她初中畢業，回鄉參加生產，我們便天天一起出工。在國錦哥家裡玩時，很多時候她也在場。她跟姐姐們長得另屬一格，臉稍尖，身材略為瘦挑，十七八歲，正在發育之中，韻味頗足，加之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天真無邪，很容易讓人觸電。她曾將自己作文本的一篇作文給我看，讓我提意見。我打開發現裡面有張小紙條，無非是仰慕已久，渴求幫助之類。並非我不喜歡她，既暗戀着她的三姐，又不想馬上談情說愛，不想惹風流債，假裝沒看到，原封不動退還給她，只講作文寫法，建議她看那些書。而後相處如初，並無芥蒂。我入伍後，她嫁到沔陽一個鎮上，據說家庭條件尚好。雖也時常回娘家，我卻沒有碰到。只是默默關心叨念。
柳家的弟弟柳良國與我弟弟同年，娶族叔袁先烈二女兒袁梅英為妻，成為叔伯妹夫。結婚後廣開親路，一直行走我家，逢年過節對我父母多有問候。妹夫在公路段工作，現已退休。
柳家最小的妹妹我幾乎沒有印象，在柳家父母憲章家（Ga）公、印家（Jia）家家（Gaga）90年代去世前早已成家，現在也快六十了。
宣傳隊的娃娃朋友
桃子園是全縣有名的山民歌和薅草鑼鼓之鄉，80年代「三民」普查，有特別保留曲目記錄在案的歌手十多人，鑼鼓歌師更多達幾十人。2010年，袁國本被確定為湖北省薅草鑼鼓代表性傳承人之後，面對市委宣傳部組織的專題片拍攝小組介紹自己的學藝經歷，他說解放前後曾從師九大門派的鑼鼓高手，其中多是桃子園的前輩高人。我小時候，就聽過李遠清、李萬金、李萬銀父子，曹以峰、曹汝南、曹汝斌父子，袁先烈、柳良明、袁世家、袁宗起、鄒國龍、鄒國鳳、袁國本、袁國家打鑼鼓。但後來，鑼鼓和山民歌被禁止，山民歌只能偷偷哼，集體生產實在搞不上才冒天下之大不韙打一場鑼鼓。
取而代之的是文藝宣傳隊。幸而袁國本在1961年後，從縣三中下放回桃子園大隊當民辦教師，他讀過私塾和小學，能編詞也能上台演出，還參加過全縣農村文藝匯演，得過獎，因而能把大隊的文藝宣傳隊組織起來。人員主要是小學高年級和本大隊假期回鄉初高中學生，幾乎年年寒暑假有排練和演出。
我一直是宣傳隊主要成員。七八年中，結識了一幫原本認識和不認識的宣傳隊玩伴。他們是：高年級的葉思南、時發傑、曾憲道；同年級的袁宗和、袁正安、袁正雲、袁正生、任祖英、任祖國、李萬銀、印國平、袁玉梅、袁俊玲、柳良銀、柳良玉、柳良芬、時發鳳、時家秀、鄒傳銀、袁淑敏、王倫清、曹汝海、王述龍、王樹同、王述新、曾憲芬、鄒國翠；低年級的袁宗漢、袁宗君、左萬錫、左萬淑、鄒國玉、柳良富、時秀英、袁正群、袁鳳英、袁梅英、柳良菊、曹汝梅、王述香、袁小萍、袁國菊、袁玉玲、袁國均、柳良國等。當然，人員去去來來、進進出出，有的相處時間長，有的相處時間短。
節目也是五花八門。有袁國本寫詞的民歌表演唱；有各自報名的翻唱歌曲《太陽出來喜洋洋》《挑擔茶葉上北京》《父女逛新城》《北京的金山上》《望北京》《白毛女》、有後來被稱為紅歌的大合唱《十送紅軍》《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們走社會主義辛福的大道上》；有各人演唱的不同毛主席語錄歌；還有創作或移植的快板書、活寶劇、鑼鼓三句半、拗口令等等。
袁國本是隊長兼總導演，任祖英是歌唱組的頭，時發傑是樂器組的頭，袁宗和是曲藝組的頭，袁淑敏是舞蹈組的頭。袁宗和當兵後，我接任曲藝組的頭，還兼編詞。無論在校生參加社會實踐，還是已在生產隊參加勞動被抽調，只要是由生產隊通知參加的，都記工分。演出形式有：大隊開會前演出，晚上點汽燈專場演出，參加棠埡公社的匯演。若節目被評為優秀，還代表棠埡公社，參加分鄉區和縣裡演出。
演出和排練節目，住得近的回家吃飯，住得遠的自帶飯菜。燒幾個洋芋，燒幾個苕，帶幾個漿粑粑，都是一餐。不嫌麻煩就帶米帶菜，借大隊的鍋灶自己做。玩得來的，約到一起，拼飯拼菜，一起做，一起吃。我和時家秀、石秀英姐妹，袁俊玲、袁正群姐弟，袁玉梅、柳良芬、柳良菊，李萬銀、袁正安分別拼過飯菜。後來我弟弟袁國均、五爹家的妹妹袁玉玲也參加了宣傳隊，我和他們帶着飯菜一起吃。
曲藝節目要背詞，對答如流，才演得順當。那時都很年青，記詞本不是件難事，但人多節目多，有人怯場，有人故意打岔，就難免忘詞。所以演出時，總有人負責幕後提詞。畢竟農村看戲不太挑剔，萬一忘詞了、慌台了，大家一笑也就過去了。但是，除了洋相，演出後總結，還是要批評的。好幾女娃娃被訓得哭鼻子。也有詞總記不住、動作老出錯的，挨批評多了，面子掛不住，死活不再來了。
要說在宣傳隊真學了好多東西，那是哄人的。畢竟都是業餘水平，沒經過專業訓練，學習能力再強，演出再受歡迎，也好不到哪裡去。但鍛煉了口才和膽量，隊員之間增進了了解和友誼，為大隊掙得了榮譽，那是一定的。至少，桃子園大隊文藝宣傳隊一次能拉出那麼多人，能出那麼多節目，在分鄉區也是有名的。
歷史不能假設。但也不妨假設一下，如果准許山民歌、薅草鑼鼓等民間文藝上台演出，或許早已培養了一批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傳人，不會出現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後繼乏人的狀況。
近幾年我曾再會袁國本、袁國家、鄒國龍、任祖英等老一代歌師，和他們拉家常、談往事，聽他們演唱。深感山民歌、薅草鑼鼓、採蓮船歌、喪鼓歌，是有豐富營養和藝術品味的，只是當時不准傳習，我們在宣傳隊沒有學到。和任祖英大姐說起當年，感觸良多。她是我小學同學、初中校友，年齡比我大，已逾七十，身體頗健，亦尚談。回憶當年一起演出的節目，一同哼起當年重新填詞的民歌，仿佛又回當年，情不自禁，倍感親切。只是時光無情，「蘭亭已矣，梓澤丘墟」，當年娃娃朋友最小的也已六十開外，宣傳隊的左萬錫、李萬銀、苑正安，都已作古，更不用說老一輩打鑼鼓、唱山歌的李遠清、袁世家、袁先烈、鄒國龍、鄒國鳳，鄒國林，袁國家、徐成德了，他們離我們而去，千呼萬喚不回來，不勝噓吁。
初中四袁組
1960年考入初中，我十三歲。當時的宜昌縣三中在分鄉鎮大木橋西邊坡上，校門緊挨大木橋，進門是幾十步寬闊的條石台階。伙房、教室、宿舍從小河邊一次向山上排列。兩層的教學樓前，也要下和整棟教室台階一樣長的幾十步台階，才有一塊窄窄的平地。
1960至1963年，是大躍進後最困難的時期。為儘快恢復發展，國家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政策，精兵簡政，收縮各項事業的規模。1961年縣一中搬來分鄉，和縣三中合併為新的縣一中。大部分學生精簡回鄉，一年級原本二三十個班的學生，只留下三個班，新招生也只保持三個班的規模。初中一起玩得最好的袁氏四人組，是精簡後走到一起的。其中，袁先梅和我同級，比我們三人大幾個月，是先彬的姐、我和國悅老弟的姑；袁先彬、袁國悅（原名袁國業）比我低一級，袁先彬是叔，我和國悅是侄。因為都姓袁，年齡相仿，走到一起有親近感。
四個人生活上互相照顧，學習上互相幫助。袁先梅懂得關心人、照顧人，成為核心，對我們呵護備至。十三四的男孩子住校寄讀，每月才放一次假，平時洗衣服、洗被單，干不好。先梅幺姑總是讓我們三個把衣服收起，由她洗，我們只在傍邊看着。哪怕她的手冬天生凍瘡，依然在冰冷的河水中為我們洗衣服。是生活上真正的大姐大。
兩年時間，四個人一起做作業，一起複習，一起談學習、談理想。如有情緒，互相寬慰。十三四歲，對前途、命運雖然沒有什麼成熟的看法，但都希望共同成材，考上好的高中，考上大學，有一份體面的工作。那時，理想的天空一片燦爛，談起未來，天真浪漫，百事無憂，志在必得。當時，我希望今後當上一名解放軍軍官，神秘莫測的軍營對我充滿誘惑；袁先彬個子小，一說一臉笑，喜歡吹笛子，希望今後當一名教師；袁國悅的父親盧永祥是糧管所幹部，他希望自己今後子承父業，成為一名國家幹部；先梅幺姑則說自己最大的願望是有一份工作，能掙錢照顧好父母。
假期四個人我到你家，你到我家，並一起排練節目，參加棠埡公社的文藝演出。玩來玩去，節目也排練好了，演出頗受歡迎。少年愛交遊，父母最好客。那段時間，真是玩得忘乎所以。
先梅幺姑有個哥哥，我叫幺爹，已成婚和父母分家單過，先梅幺姑和父母在一起。兩家同在一個屋場。有年寒假，我們幾個相約在她家排節目。她父母對侄子和孫子的到來十分歡迎，熱情安排我們吃飯、住宿。他哥哥嫂嫂也專門做一桌飯菜，請我們吃飯。山里人就是這樣，妹妹的客人就是哥嫂的客人，如果不請大家吃飯，總覺得心裡過不去。其實，那個時候生活非常困難，自家人都吃不飽。但只要來客人，想方設法，總要樂哈哈把客人招待好。有一個雞蛋，也留着客人吃。
國悅的婆婆爺爺和母親、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家住離棠埡不遠的花栗樹包，門前有兩棵高大的花栗樹。他母親是袁家屋裡幺姑，坐堂招婿。父親盧永祥是分鄉糧食系統幹部，常年在外，回家的時間並不很多。我們在他家玩時，他婆婆爺爺和母親特別熱情，他母親要出工，收工就上灶做飯。畢竟家裡有人在外邊工作，家境相對稍好，招待我們自然傾其所有。深怕對不起袁家屋裡人。
先彬叔住在國悅對面的袁家老屋。是幾間土坯牆蓋瓦的天井屋相連記不清了，老屋現在也拆了，未及向先彬叔證詢求問。只記得同屋場人家，都姓袁。他的弟弟妹妹也多，父母都是農民，要按時出生產隊的集體工，很忙。但對我們的到來，依然喜出望外，安排得周到妥帖。雖然當時都在困難時期，他家應該更為困難，但依然把生活安排得很豐盛，讓飢餓中的少年們吃飽吃好。
唯獨我在石灰岩山區，加之當時家中已有六口人，在四人中屬最困難的。但我帶同學來家裡，父母總是非常熱情，盡一切辦法把生活安排好。最樸素的想法是我的小孩叨擾了別人的父母，同學來到家裡，一定不能虧待別人的孩子。
課餘時間，四個人幾乎都在一起。尤其吃飯，總約在一起拼菜。你吃我帶的菜，你吃我帶的菜。雖然都是炒酸面、豆腐乳、辣椒麵、泡姜蒜之類放得久的醃菜醡菜，但互通有無，既親切又調劑口味。直到1963年我和袁先梅初中畢業，四人才分開。
後來，我考取宜昌二高。袁先梅放棄中考，回家照護父母。第二年袁先彬、袁國悅考取縣高中。十多年後，鬼使神差，初中在一起時各人說的願望都實現了。我參軍後提干，在部隊工作14年。袁先彬高中畢業後當上民辦教師，後來轉正，並成為南埡高中校長。袁國悅長期從事廣播宣傳，後來任分鄉鎮辦公室主任、副書記、人大主任。袁先梅當上民辦教師，結婚後住在父母家裡，一直盡心盡力照顧父母。
退休後，我和袁先彬、袁國悅在不同場合見面，談起初中四人一起長大的經歷，晰晰如在眼前。大家感慨萬端。難忘的少年時光，在心中播下友情和理想的種子，轉眼成為日暮黃昏時小樹林邊的回憶。幸而有你，幸而有我，幸而老年時有說不完的記憶。
劉一屆
我的第一個外地玩伴，唯一小學五年級就在一起、初中高中六年還在一起的同學。認識他的時候，他父親任南埡糧管所主任，因而將他從霧渡河帶到南埡上小學，他在五甲班，我在五乙班。他學習成績很好，又非常調皮，同我一樣屬天不怕地不怕、叫老師又恨又愛的搗蛋鬼。我知道他的名聲，他也知道我的名聲。一天，年級集合，公布完算術考試成績，我在走廊上站着，心想我這個一百分來得勉強，學得並無把握，五甲班劉一屆也是一百分，他肯定比我強，今後該咋辦。接着，看見一個個子差不多我高但比我壯實的男生站在教室外的台階上，我走上前問「你就是劉一屆？」他大概也知道我是調皮出名的，以為我要找他干架，沒好氣地說：「我就是劉一屆，你把老子怎麼辦？」我一聽火冒三丈，說：「老子不過問一下，你屌什麼屌！」兩人對罵一陣，最後他才問：「你是袁國新？」我說「是啊」。他又說「你是五乙班的？」我說「是啊」。他說「聽說你數學還不錯?」我又說「是啊」。他又說「有我好嗎？」我說「不比怎麼知道，往後看吧」。他說，那好，超過我就跟你做朋友。我說，你等着看吧。後來兩人的成績交錯上升，真成了好朋友。
從此，下課見面打招呼，課餘同玩耍，學習暗競賽。由認識變得熟悉，有熟悉變得親密。記得南埡小學校門外有一排高大的垂柳樹，樹下有幾塊殘毀墜落的碑石。下午晚飯前，我們時常坐在碑石上，兩隻腿吊住搖來擺去，仰望天空，透過柳葉，看悠來悠去的雲彩。談各自的父母、各自的童年。
那時，正是最困難時期。集體食堂宣布解散，社員回家開伙，糧食已經沒有。我家五人三月，分到搜扒倉庫掃底的9斤紅高粱頭子作口糧。磨成面，不夠我和弟弟帶帶到學校吃一個星期。全家人只能吃野菜、樹皮。我和弟弟每餐一把紅高粱面打糊餖，就稀湯啃樹皮粑粑。帶米的同學也飢不擇食，認為粑粑到手可吃，願用大米、大麥米、包穀米換粑粑，一兩換一兩。換得米煮稀飯，省着吃，多吃黃菜和樹皮粑粑，進口的糧食還是比以前多。劉一屆跟父親轉了戶口，吃國家定量供應，每月10來斤，由食堂管着，購糧蒸飯，也吃不飽，他想吃粑粑，沒糧食換，我送過粑粑他吃。
1960年，他和我一樣被動員跳級參加初中招生考試，同時錄取宜昌縣三中。二年級開始到一個班住一間宿舍，直到初中畢業。兩人好得像一個人，一起就寢，一起起床，一起做早操，一起吃食堂，一起上課，一起做作業，一起逛分鄉場，和同班的徐明鑫、楊發寬、趙長壽等棠埡學生一起泡在學校後背後的黃柏河裡。星期天閒極無聊，從黃柏河整水回來，我和徐明鑫、楊發寬比賽罵架，口不住聲對罵一下午。這樣的罵架劉一屆並不參加，我們在一起已經不會對罵幹仗了。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放假回家換衣服、背菜，從分鄉向北同路回家的上百人，沿路都是背小背簍的學生。三五成群，斗折蛇行。叫的叫，喊的喊，哼的哼，跑的跑，跳的跳，跛的跛。形容不整，逃難似地狼狽不堪。劉一屆老家霧渡河，回去不多，也不同路，不知他走在路上是何等一副尊容。
二年級上學期，和劉一屆從老區公所宿舍移達到校內老廟宿舍，住一間宿舍的上鋪，頭對頭。一次午覺起床，兩人比試力氣。我沒他力大，被壓在身下。他要我認余（服輸），我偏不服輸，他不放我起來。上課鈴響了，我還是不服輸，他還按住我不讓起來。劉青老師查房，發現床上還有人，大喝一聲：「你倆幹啥？上課了還打架？」劉一屆趕緊放了我，說不是打架，鬧着玩。我也說不是打架。老師說，先去上課，聽後處理。學校給我們一人一個小過處分，並說，今後表現好，可以取消處分。如繼續調皮搗蛋，這處分必然記入檔案。我倆緊張了，背個處分，學習好中考也受影響。趕緊寫檢討寫保證，努力改正錯誤，認真搞好學習。半年中，再不敢遲到早退，一門心思搞學習，爭取去消處分。我倆學習成績本來就好，這一努力，更走在全班前面，二下就宣布去消處分，還要求全校調皮生以我們為榜樣，「浪子回頭金不換」。
三年級我們仍在一個班，學習成績依然在前列。畢業考試複習期間，我一直和他在一起複習，互相提問，互相檢查。覺得物理課從性質、公式到應用計算，都比較踏實了。廖遠揚老師做最後一次輔導，發現我們心不在焉，下課前點名批評我們滿不在乎，考不好有我們好看的。晚上我和劉一屆商量，是不是再溜一遍，萬一考不好，臉往哪兒放。他說，再搞一遍，一人弄100分。晚自習後，我們帶着自製煤油燈，從教室窗戶翻進去，在教室把複習提綱再溜了一遍。第二天考試，真地雙雙考了100分。廖遠揚老師公布成績後又說，響鼓要用重錘敲，我批評他兩個，他們一用功就考了一百，值得大家學習。
1963年我們又一起考入宜昌二高。他在一班，我在三班。雖然聯繫不如初中那麼緊，但課餘時間沒少在一起。而且寒暑假回家，因為帶的東西多，需要坐班車。而始發站在雲集橫路老車站，離校遠，離劉一屆爸爸單位宜昌縣糧食局，每次都在他父親那兒歇一夜，第二天一早各自回家。
1968年，劉一屆下鄉老家霧渡河，後來當上民辦教師，與公曆教師塗光芬戀愛結婚，生一子一女。其女劉愛華與我兒同年並為小學同班、初高中同級同學。恢復高考後，劉一屆考上宜昌師專數學系，後調入宜昌縣委黨校。兩家同在縣城，多有來往。
陳爵西
陳爵西是我初中結識的又一個情誼深厚的同學。父母都是外地人，隨湖北地質609勘探隊來到分鄉區黃花鄉執行勘探任務，臨時家屬區工棚住黃花場。子女就近上學，陳爵西和我同年考取宜昌縣三中，一二年級在一個班。他的性格與我、劉一屆差不多，都是既調皮學習成績又不錯的學生，因而我和他很快成為要好的朋友。
陳爵西比我大一歲，像個值得信賴的哥哥，什麼事都願跟他講。有段時間，甚至有很強的依賴感，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黃花離分鄉10公里，比我家離校近，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天下午回校，他便帶我到他家玩。從分鄉下場頭走小路，出烏龜溪，再沿公路到黃花。他家住的三間工棚很矮很小，放了床鋪和簡易家具之後，進進出出要側身才能通過。居中一間是客廳兼飯廳，右手一間為父母臥室，另一件房間用紙板劈中夾開，姐姐和妹妹、陳覺西和弟弟各住一半，都是高低床。我去了，陳覺西和弟弟拼床，我睡他弟弟的下鋪。
他是家裡老二，有個姐姐在讀高三，還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在讀小學。他姐姐已十八歲，出落得一表人才，勻稱端莊，豐潤靚麗。好可愛的姐姐，看得我心裡發跳。他弟弟頑皮可愛，人瘦個小，跟我脾胃相投，也是個調皮的種子。他妹妹天真無邪，清秀明麗，活潑可愛。我跟陳爵西叫姐姐、弟弟、妹妹。他們也叫我弟弟、哥哥。
陳爵西的父親是個絡腮鬍，身材適中，四十來歲，很壯實，很威嚴。但對孩子們很慈愛，除非孩子們打鬧得太不像樣，從不高聲說話。對我更是親熱，詢問家庭情況，鼓勵我和陳爵西要好好學習。陳爵西的母親非常慈愛溫和，不停地忙前忙後，摘菜做飯洗衣服。吃完飯，陳爵西的姐姐幫着收碗。陳爵西、弟弟和我則盡情玩耍，一會兒講黃花的見聞，一會兒講跟隨勘探隊在外地生活的經歷。收了碗，姐姐抓緊做作業。晚上洗澡也是和當地農村一樣，一人一盆水，男子在門前場壩上洗，女子在房間裡。洗菜洗衣服門前場壩上有個水龍頭，接水在大盆里洗。
那時全國處於困難時期，勘探隊口糧定量下調，糧食顯然也不夠吃，他們家一樣要吃菜飯菜稀飯。菜是自己開荒種的，種不好就沒吃的。周圍農村沒有買菜的，家家戶戶自己都不夠吃，到宜昌買菜既遠又憑證供應，品種和數量都受限制，只能由勘探隊集體組織購買，分給各家各戶。因而生活的艱難一點不亞於農村，某些方面還不如農村靈活。他家六口人，四個孩子上學，經濟上也不寬裕，日子一樣過得緊巴巴的。
陳爵西不僅學習成績好，體育也很出色，跑跳投擲都比我強，乒乓球也打得很不錯。令人羨慕的是他有一對橡膠乒乓球拍，是他父親給他買的，用得十分珍惜，只用最要好的朋友才能借來打一打。我對乒乓球一脈不經，雖然他也帶我打過幾次，但根本不是任何人的對手，上桌大不了幾個球就被淘汰。只能站在旁邊，默默地看他們打。陳爵西往往連續登莊，直到打累了才收了休息。
月末放假，我也帶陳爵西回我家玩，我的弟弟妹妹依我叫他陳哥。我家山場大，鑽林子，摘野果，坐在石板上聊天，一玩半天過去。還帶他下河弄漁、游泳，魚雖然弄得不多，玩得卻非常盡興。因為月末放假四天，在家要待三天，閒暇無聊時，我跟他講霧渡河有條黑狗子河，很遠很僻靜。其實我也沒去過，聽大人們講的。哪知他產生誤會，因為他爹叫陳雲鶴，以為我罵他父親是黑狗子，立馬反擊。我知道是誤會，見他罵我父親，非常生氣，對罵起來。被我父親聽到，把我狠罵一通。陳爵西這才收聲。事後父親又單獨把我教訓一頓。回校時，我跟陳爵西說，你完全誤會了，我只是講那裡真有這條河，絲毫沒有冒犯伯父的意思。他也說，是自己不冷靜，讓叔叔生氣了。也許，成長中的男孩只有經過各式各樣的懵懂和犯錯，才能逐步成熟起來。 二下時，609勘探隊完成在宜昌的勘探任務，轉場鄂東，陳爵西轉學了，據說到了黃岡，而後再無聯繫。這一段經歷一直在我心裡。而他，也許只有退休後，才能慢慢想起。
同村的四個同齡高中生
桃子園小學1955年第一批招生，從六七歲到十二三歲沒上過學的孩子同時入學，其中四個人一直讀到高中畢業。這四個人是時家秀、鄒傳銀、袁正生和我。我1960年五年級跳級考初中，因而從初中開始比高他們一級。他們三人1964年考入縣高中，我前一年考進宜昌二高。因而他們是初高中同級校友，我和他們是小學同級同學和初中校友。但寒暑假回大隊，我們依然一起活動，聯繫甚多，親密程度如當年同學一樣。
時家秀是桃子園大隊第十生產隊木匠時仕洋的長女，跟我同齡。她有個小兩歲的妹妹時秀英，有勤勞能幹的母親。一家四口，加之他爹是手藝人，走村串戶做木工活，日子比一般人過得滋潤。
仕洋大爹的木工活遠近聞名。不僅手藝好，打的家具光滑好看、結實耐用，幹活也非常踏實。所以，我家幾十年的木工活都非找他干不可。在我們家幹活時，每天早上吃了早飯就上工，一直干到十點左右。母親說：「仕洋哥，該歇下抽袋煙了。」他才放下手裡的工具，拿起兩尺多長的旱煙袋，抓撮葉子煙，按入煙鍋，伸到火壠里點上火，悠閒自得地抽一口，喝口茶。再掄斧推刨，干到吃午飯。下午也是按照做農活的習慣，抽煙喝茶歇兩次，直到天黑收工。 那時農家招待藝人，都是一天三頓飯，一把葉子煙，一缸子粗葉茶，工錢四五毛不等。如遇農忙，要干一陣活才做早飯，他也一樣先幹活後吃飯。家裡都幹活去了，沒人陪，他也一樣該幹什麼幹什麼，絕不會偷懶。活幹完了，有錢給錢，沒錢賒賬，有了再給，他也不惱。
時家秀的母親仕洋大媽，忠厚，慈愛，勤勞。一雙小腳，耕田趕耖、擔水劈柴，不輸男人。公社化以後出集體工，她常年為生產隊放牛。仕洋大爹常年在外，家裡兩女伢，年齡小，指靠不上，所有活路都是她的，卻料理得一樣不差。
時家秀自小受父母寵愛，家境又好，卻不嬌生慣養，也不張狂跋扈。同她父母一樣，為人踏實隨和，不惹是非。而且學習成績也一直很好。人樣長得端莊秀麗，典型的東方圓臉，杏眼蠶眉，中正鼻，是桃子園少有的幾個美人之一。
由於是同學，從小學到高中，多年一起參加大隊文藝宣傳隊活動，彼此的父母又熟悉，還住在我三爹屋場對門，挪挪腿就到她家，因而也沒少到他家玩。他的父母對我這個小客人非常熱情。她妹妹比我們小兩歲，是低年級校友，初中時一起參加大隊文藝宣傳隊活動，後來回鄉和我們一樣參加生產隊勞動，開會時常碰面，還一起在棠埡水庫渠道工地勞動，也非常熟悉。
1968年夏天，我和時家秀一起為大隊文藝宣傳隊寫節目，把寫作地點搬到他家裡。我們在一起湊節目，她妹妹忙前忙後端茶遞水搞服務，她母親上山放牛，中午晚上都在他家吃飯，一連三天，才把節目編好。
1969年我應徵入伍，她們姊妹同來送我。自此一別，而後見面稀少。時家秀在桃子園小學和大隊衛生室工作很長時間，因承擔照顧父母的責任，始終未能外出招工。與鄖西的一個工人結婚生子，也不能離家隨夫。二老尚未歸山，兒子尚未成年，丈夫便因病亡故。她一人帶孩子、照料父母，確實辛苦、艱難。 80年代末，我在南埡十字溝路上曾與她碰面，時齡40有餘，獨自挑一百多斤包穀來換稻穀，又挑一百多斤谷回去。那時凡已參加工作的同齡人，都不會幹這麼重的體力活了。
我心裡不禁泛起這陣酸楚。據說晚年以後，曾多處為單身老人當保姆，收入雖然足以糊口，其中的艱辛必然不為外人所知。
她妹妹70年代初招工到國防工廠，並與本大隊軍人袁宗漢結婚。袁宗漢與我同齡，小月份，上學比我們晚一年，高中畢業比我低兩級，比時家秀等三人低一級。按輩分是我爺爺，而時秀英也就成了我婆婆。袁宗漢復員後安置到時秀英所在廠，從廠辦主任干到工會主席、紀檢書記退休。他們的兒子大學畢業入伍，後來也轉業回父母所在的廠。一家團聚，其樂融融。90年代末曾在小溪塔與他們夫婦見面。至今尚有電話、微信互致問候。
鄒傳銀是桃子園大隊前身石板店子大隊會計鄒國兵的長子，與我同齡，與時家秀同生產隊（後來的村民小組）。鄒國兵是我乾姐夫鄒國龍的二弟，都是鄒治銀的兒子。他當大隊會計時，我父親當大隊支部書記，開會，算賬，沒少在我家吃住。而我也常隨姐姐袁國英或單獨到他們家玩。因為姐夫鄒國龍是鄒傳銀大伯，鄒傳銀按習慣叫我舅舅。但我根本沒把自己當舅舅，只當是玩伴是同學。
鄒傳銀還有個叔叔，早年從軍，一直在部隊干到副團職，和袁國家的哥哥一樣，是桃子園唯有的兩個副團職幹部。鄒傳銀的弟弟70年代初入伍，在蘭州軍區服役，也干到副團職，90年代後期轉業再蘭州市供電局工作，曾為當兵前的民辦教師經歷，找過我開證明。我當時任夷陵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我說證明可以如實開具，能不能算工齡不能保證，由接受安置機關人事部門按政策確定。他說，只要證明入伍前當過民本教師及具體時間就行，我便用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辦公室的名義為他開了這個證明。
鄒傳銀性格較為內向，喜歡埋頭搞些小玩具小發明之類的東西。學習成績好，但不張揚，很少與人干架。與我同年考入南埡完小讀五年級，1961年考入分鄉初中，1964年考入宜昌縣高。學期間對物理尤其感興趣。假期一同參加大隊文藝宣傳隊，他不僅參加快板書、三句半、合唱、活報劇表演，還在樂器組拉二胡。
縣高中與宜昌二中只有一個操場之隔，散步、逛商店、到市內，來回都經過他們學校。因而也常去和他們聊天，有時還在他們食堂吃飯。那時，桃子園在縣高的，除小學同級的鄒傳銀、袁正生、時家秀，還有小學低一級的袁宗漢。而且還有阮仕釗、邢國森等初中同班同學。在那兒，經過鄒傳銀介紹，認識了和他同級的本縣連沱人劉德才（劉學武），後來成為共事十多年的戰友。
鄒傳銀和邢國森文革中越搞越張揚，經常坐邢國森搶來的三輪摩托車，背着搶，在宜昌至分鄉的公路上來回奔跑，給當地幹部群眾留下很深印象。回鄉後，生產隊和大隊、公社推薦優秀青年參軍、招工、招工農兵學員，總沒他的份。只能當桃子園小學民辦教師、棠埡初中民辦教師。因為神情鬱郁，有段時間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不能堅持上課，回家休養。稍好後，大隊安排擔任了管電員。80年代，再回棠埡初中教物理。在「民轉公」時，經過考試，轉為公曆教師，才有了踏實的歸宿，干到退休。
袁正生是桃子園四隊袁國益的長子，和小學老師袁國本同隊，住在任祖英對門、袁國本坎下，三家相距不到一里。1955年和我同時上小學，也是有名的調皮佬。袁國本接替楊靈芝，把我和他都收住了。後來又調來一個教數學的高老師，教學有方，也很嚴厲，我和他都不敢再調皮。雖然小錯不斷，但學習成績一直都好，1959年同時考入南埡完小。我1960年跳級考入縣三中，1961年三中與一中合併為新的縣一中，他和鄒傳銀、時家秀成為縣一中初中部招人的第一批學生。1964年他們又一起考入剛從小溪塔搬來鎮鏡山的宜昌縣高中，和我所在的宜昌二高僅隔一個操場。
袁正生聰明，鬼點子也非常多。因為家庭困難，因為太過聰明，或者是真愛占小便宜，又總被人被發現、揭露，在當地老少婦孺口中落下一個「不值得信任的名譽」。並且這個名譽，就像幽靈纏繞他的一生，不止一次斷送他的前途。按說，他高中畢業，既當過民辦教師，又有上工農兵大學、招工招干、恢復高考重考大學的機會，順當一點，總有出來工作的機會；就是紮根農村，也有可能成為基層幹部。但他一樣不是，甚至外出做民工大家都不信任他，據說是他因交友不慎惹出不少麻煩。所以他到老也只是一個諸事不順的農民。種地，打工，結婚，生子，養家糊口。雖然有文化，日子過得一點也不比沒文化的舒坦。
原因全在於那個「不值得信任」的幽靈。我跟他自小一起長達，並且沒少到他家玩。他父親忠厚、能幹；母親是個小腳，卻勤勞能幹；自小家裡就把袁正生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至少，小學帶飯，他碗裡經常有煎雞蛋，我不是經常有；初中、高中假期同在大隊文藝宣傳隊，他經常有一身新衣服，我也沒有；他的聰明至少不亞於我，在桃子園同代人中，算得上體面、有文化、有能力，應該成為領風氣的人物。想不通他會沾染貪小便宜的習慣，背上「不值得信任」的名譽，把自己的纏繞得磕磕碰碰、坎坎坷坷，處境連普通農民還不如。
你說他很壞吧，至少我覺得不壞，起碼不偷不搶不賭不嫖不吸毒，沒有坐班房。跟我相處多年，沒有糊哄嚇詐，連意見也沒鬧過。我說不清他究竟占沒占過小便宜、犯沒犯過大錯。為什麼「不值得信任」的名譽總背在他身上？其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責任，有多少是習慣性的偏見？我不知道。對他的處境，我同情，失望，無可奈何。作為兒時玩伴、同鄉、同學和宗親，我內心只能承載這多。雖然於事無補，也是一種情緣。
回鄉四玩友
回鄉四玩友是1967年八九月份走到一起的。十字溝的王明炯，南埡的全家林、本大隊七隊的袁宗漢，都是縣高中1965年入校的同學，三人在學校逍遙，玩得很好。王明炯是我南埡小學五年級同學，和我也很熟。我跳一級，他休學一年，所以高中差了兩級。聽袁宗漢說，我就在八隊，翻崗一里多路就到。於是袁宗漢帶他們來找我玩。
三個人找上門，我很高興，父母也很高興。袁宗漢是本隊袁世家的兒子，我父親要叫叔。世家太太和我父親年齡相仿，一起共事很多，熟悉不過。王明炯和全家林雖不是本大隊人，可南埡、十字溝說起都是跟前塊頭，相距不過七八里，走親訪友未曾撞到也曾聽說，也算知根知底的人。而且我們都快二十歲，已是成年人，只要我們玩得來，父母不會反對。當天就在我家吃晚飯，第二天又到袁宗漢家。玩來玩去，就形成了推磨轉圈的四人組。
袁宗漢兄弟姊妹多，姐姐出嫁，還有八九個人一起生活，只有父母兩個勞動力，母親還是小腳，家裡非常困難。但他的父親是黨員，既打家鋣、打薅草鑼鼓、打魚，還打獵，很有名望。哪怕窮，哪怕累，精神一直樂呵呵的，走起路來還唱山歌。在我見過的老人中，他口才也非常好，談古論今，析事說理，一套一套的，聲調還抑揚頓挫，好聽極了。為人很謙和，對我這樣的晚輩，每次見面都叫學名；還叫得非常親切好聽，一說一臉笑。跟這樣的老人接觸，能學到很多，心情也非常愉悅。袁宗漢的性格也像他的父親，對我這個侄孫很尊重，叫我學名，同他父親一樣親熱、好聽，臉上堆着微笑。他晚我一年入伍，在部隊我們也常通信聯繫。他入伍前與本大隊回鄉知青時秀英訂婚，復員時安置到愛人所在國防工廠，從辦公室主任一直干到廠工會主席、紀檢書記。 王明炯的家庭條件應該算最好的。他是獨子，家中有爺爺婆婆、父母親。父親王宏瑞和我姑爹王宏善同輩，是華中師範畢業的高材生，長期從事教育，曾任南埡小學校長。因患嚴重神經衰弱無法堅持正常工作，拿百分之七十工資在家病養。我到他家玩時，一家五口，都拿我當貴賓。他父親頭疼得厲害，中午要睡一會兒，怕吵，我們儘量不說話。睡覺起來，精神稍好，邊和我聊天。因為我和王明炯都屬絕對調皮的學生，他父親總是叮囑我們要走正道，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但對每個具體的人，哪有那多革命事業讓所有人接班，順順噹噹混口飯吃就不錯了。不說普通農民，種地納糧，守信守法，就算接班了；就是招了工、上了班、沒有任何錯誤，只因企業大鍋飯吃不下去，一樣下崗，他接的什麼班？只有公務員吃了納稅人的稅，承擔了為人民服務的責任，算是接班了，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當上公務員。一個人怎樣為革命做貢獻，還是要落實到公務員、教師、醫生、技術工作者、科學家、藝術家、工人、農民這樣具體的職業。但在當時，我們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總以為只要努力，終有機會進入國家幹部隊伍（當時沒有公務員一說），總以成為革命事業接班人鼓勵自己。王明炯後來招工進宜昌縣化肥廠，由於長期管基建，成為建築工程師、職業監理。退休後仍多年從事監理工作。
全家林家裡更困難。雖然地理條件不錯，孫家壩是旱澇保收的水田組，南埡村最好的生產隊。但他的父母都是殘疾人，他是老大，有好幾個弟妹。父母再勤勞再能幹，畢竟拼不過健全人。一家人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我們到他家玩時，他父母特別熱情，不僅傾其所有，而且留我們多玩，不讓我們幫着幹活。鑑於他家的情況，全家林選擇儘快找媳婦結婚，改變家裡勞動力缺乏的狀況。找的正好是我們組的柳良芬，我同齡的小學同學。當時我雖然暗戀她，卻沒打算立即談對象。她爽快地答應了全家說媒，確定了戀愛關係。他們的媒人是我的乾媽全順英，我從小叫全媽，是全家林的姑媽。全媽讓全家林拜寄我母親，柳良芬就成了我父母未過門的乾兒媳。兩家走動更親密。我當兵後，全家林夫婦不僅每年春節、父母生日到堂問候，而且平常家裡有大小事，也少不了要過問要幫忙。2004年我父親去世，全家林得信後還前來弔唁。柳良芬本就賢惠、能幹，到全家後，挑起全部家庭負擔，支持丈夫安心教學，使全家林順利從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當上南埡小學的校長。不幸的是，到我撰寫此文時（2016年），得知他因突發心臟病已不幸去世，我只能望空弔唁。
勞動中結下友誼
在鄉參加勞動期間，長輩、同學給予極大幫助。而一起成長的，除了已經提到的同學，還有尚未提到的年齡相差無幾的同學、校友和鄉鄰。其中接觸最多的是袁國錦、袁國華、袁正群、袁國文、蔡永富，與他們在生產隊集體勞動中結下的友誼終生難忘。
袁國錦是老家坎下屋場袁先繩幺爹的長子，作堆子扔炸彈的水手、漁人劉永天妻子袁國秀的親弟，我表兄宋光木妻子袁國香的親哥，柳氏姊妹柳良玉的丈夫、柳良秀的妹夫、柳良芬柳良菊的姐夫，袁國文的大哥。他和李萬金被稱為桃子園的美男子，確實比其他袁氏兄弟長得漂亮。175cm左右的個子，身材勻稱，圓圓的臉無疤無痕。這在五十年代的邊遠山區已屬難得了。蹊蹺的是，他爹給他們剃頭，把他姐姐、妹妹、弟弟都剃成了癩腦殼，又花費好大精力來治，唯獨他沒有感染。1954年，我父親在道場上給我剃頭，他父親正好路過，見我被剃得哇哇叫，認為父親的刀不快，立馬從衣兜掏出剃刀遞過來。我父親想都沒想，接過就剃，把我也剃成了癩腦殼。而後五六年，每周都要到南埡剃頭鋪上治癩痢的藥。劇毒藥膏敷在刮光的頭上，本來就嘔心、疼痛，還要在太陽下暴曬，常常曬得我昏倒過去。拜他父親所賜，直到初中二年級，我才完全治好。
1957年他父親突發腦膜炎去世，袁國錦十六七歲，沒經過這樣的事。我父親當時是高級社主任，牽頭幫他安埋了父親。他和母親一起撫養弟弟妹妹。1958年他當食堂倉庫保管員，和柳良玉同在食堂出工，兩人混熟，戀愛上了。為撮合好事，撐起這個家，善做媒的全媽出馬，三天三夜做通柳良玉父母的工作，1959年他倆完婚。
這位族兄比我大八九歲，卻是一位長不大的孩子，愛玩，貪玩，玩不醒。小兩口沉浸在蜜月里，一個十七八歲、一個十五六歲，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一會兒卿卿我我，抱着滾來滾去；一會兒你翹我別，哭哭滴滴；鬧出很多「他把我捏疼」「他不抱我」之類的笑話。幸而他母親李家幺媽居中調停，哄了媳婦哄兒子，把他們逐漸帶入正軌。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困難時期李家幺媽也撒手人寰。安埋之後，舉家家空空。兩個孩子王帶着一個弟弟和三個妹妹，家不像家，但還是緊緊抱在一起。長兄長嫂少不經事也還是努力承擔着責任。後來大妹袁國香嫁宋光木，最小的妹妹經人介紹送給無兒無女人家當養女。兄嫂帶着弟弟袁國文和妹妹袁國翠，直到他們成家、出嫁。
袁國錦和柳良玉對弟妹的撫養教育和愛護有口皆碑，這為他們贏得很好的人緣。加之他們為人和善，特別好客，經常把年齡相仿的侄子、侄女、兄弟、姨妹一群人喊到一起玩，有喝同喝、有吃同吃、有樂同樂。他家就成了我、袁國華、袁正群、袁俊玲、柳良芬、柳良菊聚會的地方。國錦哥先後多次擔任生產隊會計、出納，因家有嬌妻、弟妹，外有朋友，用錢的地方難免多，往往把公家的錢挪用了，清賬還不上，急得紅血崩心。我們這幫衰友，十八九歲，沒有一個當家理財，寡人一個，只帶張嘴跟着吃，用錢時一點幫不上忙。而且他也不會把挪用的事告訴我們，挨了批評，責令歸還，甚至撤職，我們才知道，真是難為他了。
不過，不用多長時間，把款還齊，他又成為出納或會計。因為是生產隊幹部，他對分片派工活路的輕重、報酬一清二楚。商量派工時，總是把我們這幫玩得好的年輕人跟他安排在一起。他領隊，他會玩，我們跟從，跟着玩。既輕鬆完成任務，得到應有的工分，不至太累；又有更多時間打撲克、休息、聊天，大家當然開心。
國錦哥的缺點，是口齒不利。說話前總要先嗯嗯幾聲，說起話來斷斷續續，不流利。僅僅比口吃稍好一點。
袁國華，和袁國錦是一個太祖下來的兄弟，他們的爺爺袁宗仁、袁宗義是親兄弟；和袁俊玲、袁正群、袁小萍的父親袁國榮是異父同母的兄弟。三家人住一個屋場，又屬五服內本家，相處甚為親近。
袁國華與我同年，比我大兩個月，是哥。這個哥身體壯實，自小能幹活，學習成績不是很好。讀到四年級，沒考五年級，就回家生產了。到我回鄉參加勞動時，他已是二等男勞力中的一把手，比我們同齡的一群人都強。但他為人忠厚，性格有些木衲，不愛動腦筋，也不與人爭長短。雖不憨不傻，卻寧肯出力寧肯吃虧，也不惹事，玩伴也比較少。我與他同學同路，沒有鬧過矛盾，並經常到他們家玩，他叫一聲國新弟弟，再沒下文。哪怕我和袁國錦、袁國文、袁正群、袁俊玲甚至袁小萍一起玩得熱之鬧之，他在場也少有話說。一起打撲克也只埋頭出牌，因為不肯動腦筋，牌藝差，常常他被侄兒侄女替換下去，他也還是一臉笑，絲毫沒感覺到面子上過不去。20歲娶媳婦李玉蓮，河對岸李家塘李家元的姑娘，我五媽的親侄女。李玉蓮也與我們同年，性格和袁國華完全相反。方臉大嘴，特別壯實，能挑能背，幹活不輸男兒，說話高聲大嗓，耍起橫是誰也不怕。但對我這個小叔子，卻很有禮貌，說話也是輕言細語，一說一臉笑。很快生了侄兒侄女，跟國華哥把家料理得比許多人強。聯產承包後，先是拆了老屋做新屋，後來又把家搬到棠埡起樓房。來十多里老家的田還一直種着，六十而後患高血壓病，幹活依然不輸當年。我說，嫂子，辛苦了一輩子，兒女都成人成家，你和國華哥不愁吃不愁穿，身體不好也該歇歇了。她說，哪有人是幹活累死的。命賤，幹活還舒服些，不幹活就真要死了。這還真是個理，一輩子幹活，臨老突然停下來，說定真會一病不起。看到他倆如此開朗快樂，我也十分高興。
袁正群是袁國榮長子，袁俊玲的弟弟，袁小萍的哥哥。比我小兩歲。他母親徐桂英跟我母親是同族姊妹，我叫幺幺。他的父親袁國榮是下桃子園有名的才子，70年代以前唯一在外工作的人。我們這一代讀書人自小以他為榜樣。他解放初在宜昌縣人民政府食堂當會計，幺幺帶着三個孩子在老家。1957年國榮哥被錯劃右派，分配到霧渡河財稅所工作。困難時期，常放假回鄉勞動，回去時需要開具勞動鑑定。當時我父親是大隊書記，喊我寫鑑定。我問怎麼寫，父親說趕好的寫啊，讓他早脫帽。我就寫他如何立場堅定、如何反省錯誤、如何吃苦耐勞、如何愛護集體財產等等。三年就給他取掉帽子，一直在財稅系統工作到退休。直到80年代初，三個子女都已成婚，國榮哥在鄢家河稅務所工作，才將她和袁正群夫婦一起搬到鄢家河農村。80年代調回財政局任總會計師，退休後又聘用到財政局財務公司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才完全休息。
袁正群一上學，就和我們同路。我到南埡小學後再沒一路上學，只是寒暑假經常碰面。真正綁到一起出工、玩耍，是19767年回鄉參加勞動之後。那時我高中畢業十九歲，他初中畢業十七歲，生產隊大部分時間安排我們在同一個組干同樣的活，只是我工分稍高一點。同時又都在大隊文藝宣傳隊排節目，雨天休息國錦哥喊我們打撲克又在一起，幾乎天天形影不離。
袁正群聰明，反映靈活，愛動腦筋，也很調皮。由於受父親的影響，宋體剪字掌握得很熟練，排筆黑體字也寫得很舒服。這在當時，是一項少不了的技藝。寫會標、家家戶戶掛語錄牌、在家裡領袖像下帖一個紅色的忠字，都用得着。我就非常認真地看他怎樣勾畫筆畫，詢問結體竅門。他毫無保守地傾囊相授。很快我也能剪出漂亮的忠字，制出不錯的宋體大字會標。
一起勞動時，多半是我、國文和他三人一組。我們三人從力氣上講，比其他組要弱，但我們不甘落後，就特別注重勞動竅門的探討和積累，用更省力的辦法完成超量任務。1968年冬，我們在棠埡水庫渠道工地炸山修平台開渠道時，先是和成年婦女一起除石渣，我們三人一起接力，探討怎樣下鋤利用石頭自身重力滾動，實現用同樣的力，扒渣多而快。後來，我們發現成年男人們打罈子炮眼用的是青石鑽眼成粉的老方法。三個人兩個打錘、一人掌釺，一上午大不了一個二三十公分粗、四五十公分深的炮坑。覺得在頁岩上打炮眼完全沒必要把石頭打成粉，只要能把炮眼中間多餘的石塊別撬出來就行。休息時間，我們不動聲色地試了一下，果然成，於是自告奮勇要求三人一組去打炮眼，換原來打炮眼的成年男人下來扒渣。我們一接手，先認石頭紋理，順大紋選點下鑽，一次選三四個點，脹出三四條石縫，再用鋼釺別撬，把中間的石頭別出來。然後順壇邊下鑽，沿圈打三四條槽，再下鑽銑邊。這一圈下來，進度七八上十公分。接着第二輪第三輪，如此循環，七八輪之後，罈子炮坑基本成型，就下鑽銑光銑圓，上午漂漂亮亮完成一個炮坑，功效提高一倍，且省力得多。老炮手們只看我們打得快，炮眼漂亮好看，沒注意我們的方法，嘆道：「我們還不老，就被三個毛孩子超過了。」這是我們最得意的一次超越，心想讀了書干力氣活也用得上，並非只要有力氣就行。
我1969年參軍後，1970年袁正群和袁宗漢同時參軍到同一個部隊。1975年復員回鄉務農，80年代初和母親、愛人一起搬鄢家河村，種了幾年柑橘，在落實副高以上職稱子女招工招干政策時，因其父國榮哥是財政局總會計師，三十多歲招工進稅務部門，在鄢家河稅務所工作退休。90年末，他女兒參加春天商場招工，曾找過我，我說憑條件應該沒問題，錄取一有結果就通知你。可惜，沒過兩年，商場倒閉，他女兒只好另找工作。結婚時請我喝喜酒，我高興地應邀出席。2011年其母徐桂英逝世，燒五七時我才知道，由我二妹袁芳瓊帶路前往弔唁。兩年前他愛人患肝癌早逝，我事後才得信，而後再未碰面。
袁國文是先繩幺爹的二兒子，袁國錦的弟弟，跟袁正群同年。因父母早亡，家庭困難，讀完小學就回家生產。我回鄉勞動時，便綁到了一起。我參軍後，他在工地放炮時被炸瞎一隻眼睛，傷癒後公社照顧他，特招為廣播員，在廣播系統一直干到55歲病退。
袁國文70年代初與本生產隊李萬銀的妹妹李萬珍成婚，育有二女。90年代報考中專時，中專已不包分配，由我介紹，先後考取宜昌縣師範的服裝、財會兩個企業定點班。但1996、1997年畢業時，定點企業已宣布破產、停產，無法安置，只能自謀職業。大女兒先經勞務輸出到上海做工，後戀愛成家，現仍自謀職業經營一個水果攤。小女兒畢業時，長江市場已經開業，我曾是這個項目的策劃參與者之一，與總經理王恩軍很熟悉，承他允諾，將其招入市場部，一直幹了下來。婚後生子，兒子已上大學了。
袁國文文化不高，但學習精神很強，漸漸適應了廣播工作的要求，從外線電杆工到廣播員到獨自辦站自采自播，都能勝任。全局都知道有個勤奮好學的袁國文。70年代末在鴉鵲嶺疫區工作時，感染血吸蟲，治療後得血吸蟲肝硬化，長期帶病堅持工作。55歲病退，本兩個女兒都在城區，自己也在小溪塔買房，但還是和李萬珍回到老家，經營原來的責任田。種糧種樹，養豬養雞，種香菌木耳。四季勞作，雖然辛苦，心情卻放鬆愉快，加之山里空氣，他對我說，這十來年，身體也漸漸好起來了，每年還多三四萬塊錢收入，到城裡來啊，待不住。
我和老伴到他家做客，住石牆瓦屋，睡木架老床，自己下田摘菜，房前屋後摘香菌木耳，吊鍋柴火煮飯，柴火灶台炒菜，燉缽爐子燉湯下菜，過得是典型的傳統農家生活。條件比我弟弟家裡要好。仿佛又回當年，似乎與外界已經隔絕，清淨自在，樂而忘憂。到我修改此文時，弟媳李萬珍已不幸逝世，因為交通不便，我和老伴未去弔唁。後來在長江市場見到他，勸他到小溪塔已買的房子裡來住，不要一個人留在山上了。但他還是回到山上，繼續種田，想必住到小溪塔雖然離兩個女兒近了，但無所事事和孤獨是肯定的，對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我只叮囑侄女天天與他保持通訊聯繫。
蔡永富是紙家灣上沖蔡國學的獨子，比我小兩歲。自小到紙家灣叔伯家（ga）公家去，都要從他屋旁或道場經過。有幾年他家餵條惡狗，聽見腳步聲就趕來，自然離得遠遠的，悄悄從屋旁經過，不敢吭聲，生怕弄出響動，招來惡狗。後來不餵惡狗了，又都是熟人，見面打招呼，甚至上他家坐，吃他家櫻桃和核桃，也是經常事了。他父親比我父親稍大，父母親都叫他國學哥。他母親姓魏，祖母也姓魏。我叫他父親國學大爹，他母親魏家大媽，他婆婆魏家婆婆。國學大爹身體強壯，干農活是生產隊行家裡手，我父親瞧得起的很少幾個人之一。他也會養蜜蜂，哪怕最困難時期，也有兩三籠蜜蜂，最多的時候十幾籠，一年割二三百斤蜜。早年魏家婆婆的身體尚好，當家主內，家務不用兒媳操心。國學大爹和魏家大媽只管出工幹活，掙的工分比誰都多。
蔡永富在像蜜罐的家庭長大，調皮，任性，不肯讀書，沒上幾年學就不讀了。卻不嬌養，個子雖矮，但長得體壯，有一把蠻力。後來他母親魏家大媽爬上木子樹柯木子，不幸跌落，盆骨開放性骨折，攤床幾年，一家人服侍照護，好後不能行走，需要背進背出。接着魏家婆婆去世，蔡永富尚未成年，就過上了苦日子。 我回鄉後，常和他干一樣的勞動，在一起玩得很多。論力氣，他比我足。但他個子小，山區挑楂子挑大糞挑谷上坡下嶺，就沒我一米七以上的個子輕鬆。加之，他愛出風頭，好提意見，調皮不看時候不看對象，能不能搞贏都想搞一下，因而時常被貶到比他小几歲的人一個組，拿一樣的工分。吃了虧他也不知悔改，有機會就出風頭，有意見一樣嚷嚷，傻得有些可愛。對於大夥同意了的事，明知一個人扳不彎，他也要反對一通，當然不會少挨批。
同組袁玉梅的父親去世，曹汝林等在靈堂打喪鼓，我們都在老人會幫忙。蔡永富非常想到靈堂接唱出風頭，可是他對喪鼓只聽過，不記得一句詞，問我和袁正群：「你們說唱什麼？」袁正群說：「你不記得能詞能唱什?」他說：「你們幫我編幾句，上去我再自己編。」我說：「你實在想唱，我告訴你唱幾句，但你要唱完就走，千萬莫糾纏。」他說行，你快說。我說你這樣唱：「師傅果然是高人，來到靈堂放高聲，桃園結義歌聲美，子牙垂釣悼亡人。師傅唱歌唱得累，我換師傅歇一會，我歌沒有師傅多，我聲沒得師傅美。師傅歇會來教我，唱了三國唱封神。我跟師傅當徒弟，師傅唱歌我來和。」他說，寫下寫下，我照着唱。於是給他寫下，他到靈堂開唱，人家一聽，這小子還懂禮行，就讓他唱完。但是曹汝林也知道這次蔡永富是編不出來的，就要為難為難他，唱着問他的師傅是哪一個，又問他可知桃園結義是哪三人。這叫盤歌，只有學過，詞記得熟，才能答上。蔡永富跑出來說，桃園結義是哪幾個？我說劉關張啊，桃園結義劉關張，攜手沙場美名揚，同生同死同手足，共成蜀漢帝王鄉；曹吳合擊殺關羽，皇叔伐吳為二弟，張飛罹難因性急，白帝託孤劉備死；英雄結義千古傳，焚香磕頭桃園裡，浩歌正氣教後世，義薄雲天自此始。他又說寫下寫下，我去唱。我說別慌，唱完這個，他肯定不信你，你接着問：師傅唱本好得很，可知唱本來何處？三國水滸人盡知，可知三國演義何人作，水滸傳是何人寫？唱完你就走，不要糾纏，你不是他對手。他唱完，曹汝林不傻，回答不出來的問題，他就說不知道，請出題的歌師回答。我本來已經告訴蔡永富答案，可他忘了羅貫中和施耐庵的名字，又支支吾吾不肯走，惹火曹汝林，罵他王八爬到稱鈎子上自稱自，出了自己都答不出的題。蔡永富那是對手，被幫忙的人拉了出來。在農村出了題，別人答不出要你答時，你是必須正確回答，才認為你不是故意讓人難堪。像蔡永富是要挨打的。誰料想他這點記性都沒有。
70年代，蔡永富娶本生產隊袁先槐幺爹的長女袁桂玲為妻，成了我族間妹夫。先槐幺爹1956年去世，桂玲妹妹只有六歲，還有兩個弟弟，由幺媽一手帶大，吃的苦比袁國文他們還多得多，因而也特別懂得興家理業、勤勞、孝順，漸漸一家人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他們的兒子十幾年前成為鄉村衛生醫生，在原大隊部公路邊起了住房和診所，成為一方人物。[1]
作者簡介
元辰，本名袁國新，中國文藝家協會、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