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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鏈接王景：字景彰，江浙行省處州路松陽縣（今浙江省遂昌縣）人，明朝政治人物。

王景（1276年－1408年），字景彰，江浙行省處州路松陽縣（今浙江省遂昌縣）人，明朝政治人物。

原圖鏈接王景：《王景傳》影印本，明《過庭訓》。

簡介

原圖鏈接王景：松陽《王村王氏宗譜》世系圖。

明洪武四年（1371）中鄉試，擔任懷遠教諭，因博學應招。之後累任山西參政，與董倫先後戍守雲南。建文初年，召入翰林院，修纂《明太祖實錄》。因張紞舉薦，擔任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明成祖即位後，升任翰林學士。朱棣問如何禮葬建文帝，其回答道：「宜用天子禮。」朱棣聽從其意見。

原圖鏈接王景：現代祠堂：松陽王景紀念館。

應詔入朝，擬訂《藩王朝覲儀》。作《京城鐘鼓樓記》，為太祖親覽。升開州（今四川省開縣）知府。獎勵農桑，減免賦役，寬以待民，新增戶籍三千，人口若干。再升山西右參政。勤政愛民，革新吏弊，振肅綱紀。後因屬吏以糧撓法之事所累，洪武三十年被貶雲南。「靖難」師起，獲赦復回京師。永樂初授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繼升翰林學士。一時詔敕皆出其手。某日，成祖擬欲出師而遇大雨，不悅，景以「此乃上天特為陛下洗滌干戈耳」，成祖悅，擢以為親軍指揮使。致仕後，移居池州銅陵縣。

永樂六年，死於任上。

參與纂修《永樂大典》、《太祖高皇帝實錄》。平時好挾策，出口成章，以詩文馳名於世。

著有《玉堂稿》、《南詔稿》等。

生平事跡

出生

王景，字景彰，號常齋。曾用名王奎、王景章、王景常。松陽人稱王翰林或王學士。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四月十五日，王景出生於松陽二十四都靖居村。

清順治十一年(1654)版《松陽縣誌·山川》記載：

「蓮花峰，在縣東四十里。高七千餘丈，秀異雄偉，形若蓮花。中有金門庵，下有資聖寺、天井岩、風門洞。一名蓉川。學士王常齋、長史包雨庵世居其下。」

蓉川，即今松陽象溪鎮靖居村。

靖居，舊稱淨居，自古山水形勝，人文底蘊深厚。西北是層巒疊嶂的蓮花峰，蓉川水流繞東南潺潺而過，匯入松陰溪。溪流南岸的平疇，坦蕩如砥，阡陌縱橫。

元代，邑人王文煥隱居靖居村，後在村西山坳築廬講學，並著有《蓉川十景》詩，被府、縣誌書收入，流傳至今。其中《西山爽氣》最為里人推崇：「一山屹立齊崑崙，萬山拱接推雄尊。伏龍未肯作霖雨，晴霏濕煙生晝寒。金天儲精玉韞石，午夜龍光射奎璧。城市囂塵幾變遷，山中爽氣今猶昔。」

民國《松陽縣誌·理學》載：「王文煥，一名子敬，字叔恭。少負雅操，夙承家學。以元末之亂，不屑仕進，遂取孔、孟諸儒緒言，研極精微，著《道學發明》、《大學發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鏡圖治心銘》諸作，以心為明鏡，毋自欺；為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為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為西山先生。」

在西山開館講學前，王文煥在靖居比鄰的板橋村施過教，與村裡的隱逸詩人周權交往密切。周權有詩與王文煥酬和：《西山王君教授吾里，寓館湫陋，形於詠歌，次韻勉之》（見湯光新《此山集全編》）。

民國《松陽縣誌·隱逸》載：「周權，字衡之。通經史，工於詩，至京師，歐陽玄薦與館職，以母老辭不受。有《此山集》。」

王文煥西山開館後，周權不時造訪書院，並有詩留念：《西山書館植菊為臨豕所踐，感而有賦，因再次韻》（見湯光新《此山集全編》）。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有王文煥、周權兩位「大儒」在，郡邑學子紛至沓來，一時間，西山坳書聲琅琅，靖居莊人文蔚起。

明陳璉《翰林院學士王公景彰墓碑銘》（以下簡稱《墓碑銘》）記載：

「公諱景，字景彰，自號常齋，姓王氏，世為括蒼松陽人。唐觀察使朗之後，代有聞人。宋南渡以從龍功得官者，十有三人，遂為大族。七世祖利政，髙州助教；六世祖祖光，大理評事；越二世，諱宗儒，仕至國子祭酒者，曽大父也；諱可仕，卓有學行，鄉邑推尊者，大父也；父諱必莊，博極群書，通性理之學。」

王利政和王宗儒的名字，收入民國《松陽縣誌·仕宦》里。

世」為括蒼松陽人、「世」居其下，兩個「世」字，皆為世代之意，它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王景出身於官宦和書香世家，而王氏世家就居住在松陽二十四都蓮花峰下的靖居村。

這從靖居村的包氏宗譜上可以得到佐證。

靖居是包氏聚居地，松陽人俗稱靖居包。此地先有潘氏卜居。根據《丹陽包氏宗譜》記載：蓉川包氏始祖包友行，字景賢，宋元之交，自蟾湖客游本邑二十四都蓉川，入贅蓉川潘工部女兒潘氏。蓉川包氏宗譜始修於明洪武十七年（1384），至民國17年（1928）共十二修。

蓉川包氏宗譜里，最早提到王景的，是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時任吏部右侍郎的縉雲人李鋕。李鋕與靖居貢生包洪伉為同學至交。包洪伉，字以謙，號益齋。包洪伉七十大壽，李鋕寫了《恭賀益齋先生七帙序》：

「且靖居乃古蓉川，距松郭四十里許，山水最佳；其若『靖峰積翠』『風門鳴籟』『天井歸雲』……凡十景，而西山之爽氣為首勝。王翰林、潘工部舊有題詠。」

清咸豐六年（1856），靖居包氏修譜，處州府學廩生葉大楫作《蓉川包氏重修譜序》：

括郡之西，松邑之東，星分牛斗，里號芙蓉。廿四都地擅膏腴，一十景天開錦繡。萬山聳笏，磅磗而氣釀秀靈；二水拖紋，溁洄而脈涵清淑。王翰林之高詠猶新，潘工部之留題足慕。」

清光緒十九年（1893），靖居包氏修譜，蓉川包氏後裔包漢輝作《蓉川包氏重修譜序》：

迄元時，景賢公又徙于靖居，聯姻於潘工部之家，生四子，長文舉、三文昌，受業與王翰林之門，宦績功業，昭垂志乘，至今赫然。」

成長

家學淵源的世代秉承，加上靖居村濃厚的人文底蘊，王景少小聰穎，「公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墓碑銘》）。除了祖父、父親的言傳身教和耳濡目染，王景還拜松陽另一位隱逸「大儒」練魯為師。

清顧嗣立《元詩選·癸集辛下》載：

「練魯，字希曾，少博學，凡經史子集，靡不精究，為詩文有逸思。至正間，以父進官京師，因省親就試於京，中第而歸，益肆力於學……號倥侗，有《倥侗子文集》行於世。一時邑之彥達若王景、項民彝、王繼行、包公貴，皆出其門。」

練魯的父親練進，元至正初詔入翰林。練魯去北京看望父親，恰逢至正五年(1345)三月會試，練魯「以宦籍就試」，「廷試進士，七十八人及第」，練魯為其中之一。

不過，有元一朝，江南士子多隱而不發，留戀山林鄉野，即使蟾宮折桂，也退居江河湖海，萬山叢中的松陽也概莫能外。元朝共98年，根據《重修浙江通志稿·考選譜》記載，松陽只有元至正五年（1345）乙酉張士堅榜兩位進士，練魯和周梓，但兩位同榜進士都倦於仕進。練魯寫有一首《北斗山》詩，其歸隱的心境袒露無遺：

「隱者巢居在翠微，松花服食蔦蘿衣。人間萬事不着眼，坐看浮雲天際飛。」

「十五舉業成」，王景15歲就讀完了為應對科舉考試而需準備的學業，但此時的元王朝在經歷了短暫的祥和寧靜後，似乎一夜之間陷入了天下大亂，劉福通在安徽、徐壽輝在湖北、方國珍在浙江先後起事。

時局動盪，又受老師練魯的影響，王景「乃辟『常齋』以屏世紛，益求性命道徳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渉獵殆遍，發為文章，髙深雄健，得古作者意」（《墓碑銘》）。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王景在蓮花峰下開闢了學舍，躲避世事紛擾，廣泛涉獵，遍閱經史子集。經，指儒家「十五經」及相關著作；史，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等；子，指諸子百家著作和類書；集，指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

在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同時，王景也開始開門納徒。同村的包文昌、包文舉兄弟投到他門下。包文昌後由辟舉仕縣丞，包文舉由辟舉授國子助教，升長史，《栝蒼匯紀·卷十二》載其所著有《兩庵》、《和陶》、《璧水》、《海岱》等集。

在高聳的蓮花峰下，美麗的蓉川溪旁，王景讀書授業兩不誤，根本感覺不到時光若流水。

科舉考試

山中無甲子，人間日月長。時間到了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洪武三年，這一年，王景34歲。

靖居村距離松陽縣城四十里，遠離連接府、縣的通濟古道和松陰溪水路，可謂天高皇帝遠。但是改朝換代的震盪，還是波及了這個僻陬山村。

最先感受到的，是名聲在外的王景。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發布詔令： 「治國之道，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又昭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明史》卷七十）

「郡邑交薦，不就」。松陽縣、處州府極力推薦王景出山，但王景不為所動。這時，王景的父親王畢莊站了出來。老王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說：

「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在斗箕，此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跡，立身行道，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也，汝其勉之」 （《墓碑銘》）。 。

父親的這一番話，有如一塊石頭扔進池塘，激起層層漣漪，王景聞言，不禁遐思萬千，心緒久久難以平靜。王家先祖在宋朝出仕履宦，光耀門楣。到了元朝，韜光隱晦，蟄伏在蓮花峰下。祖父、父親非不能，而是不為。但出人頭地、兼濟天下的欲望一直在家族的血脈里奔涌。父親說得對，大丈夫安身立命，事親事小，忠君為大。

老王的這幾句話，言近旨遠，與其說說服了王景，倒不如說給了王景走出大山的理由。

王景聽完父親的諄諄教導，「拳拳服膺」。

明洪武四年（1371）正月，深感人才匱乏、求賢若渴的朱元璋又發布詔令，令各行省連續三年舉行鄉試，所有舉人都免予會試，赴京師聽候選官。也就是說，只要通過鄉試中舉，就可以銓選當官了。

明洪武四年（1371），王景參加浙江鄉試，高中舉人。此次鄉試，浙江省儒士薈萃，王景脫穎而出，引得眾人關注。寧波人鄭真雖然奪得鄉試第一名，但對王景褒獎有加，「景彰，世為括蒼儒族，而清謹好修，力學不倦，為古文歌詩，皆典雅蔚贍可喜」（鄭真《常齋記》）。

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浙江各地舉子們啟程前往南京，參加洪武六年（1373）三月的吏部考選（見錢茂偉《王應麟學術評傳》）。

《濠梁錄》載：「(洪武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吏部尚書詹公奉旨，注擬浙江進士八人為中立府所屬教官。蓋以諸進士辭以不能居州縣之職，故優待之，且以濠梁為國家興王之地，教育之職必慎選進士為之者，欲其養成人才也。於是中立府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真首授是選，洪基定遠縣教諭，胡惟中五河教諭，王景彰懷遠教諭，郭可學宿州靈璧縣教諭，陳希貢徐州蕭縣教諭。既准所擬，四月初八日，於指揮司請文引。」（錢茂偉《王應麟學術評傳》）

王景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詹公即詹同，字同文，初名叫書, 婺源人。元至正年間，舉薦茂才，任命為郴州學正。朱元璋攻下武昌，召他為國子博士，賜名同。洪武四年晉升為吏部尚書。洪武六年，兼任學士承旨。王景曾作《吏部尚書詹公同傳》（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二十四》），為詹同作傳。

宦海生涯

懷遠是王景宦海生涯的第一站。

懷遠縣地處安徽省北部，位於淮河中游，在淮北平原的南端。境內有荊、塗兩山夾淮對峙，又是渦、淮兩河匯流之處，形勢險要，歷代為兵家必爭之地。每當改朝換代兵戎相見時，這裡經常成為爭奪角逐的戰場。明朝開國元勛常遇春、花雲等都出自懷遠。

王景到任後，住在縣治里。安頓好一切，王景找人算了一卦。「得易之恆。筮者曰吉，恆者，常也，久也。常故能久，久則悠遠矣，且恆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有恆久之義焉。於是，以常名齋」（明鄭真《常齋記》）。

王景的「常齋」名氣很大，和他同時被詹同授任臨淮縣儒學教諭的鄭真，後來專門寫了一篇《常齋記》，記敘「常齋」的由來和王景在懷遠任上的政績。明詩人烏斯道有詩《賦王景章拙齋》：

諸子便獧方得意，我心椎魯動違時。

能言鸚鵡休相笑，鈍足駑駘不自支。

山屐每因春興著，酒船長信晚潮移。

靜看爐鞴長施巧，此日黃金合鑄誰。

戰亂後的懷遠，滿目凋敝，百姓流離失所，食不果腹。位於縣治東南的儒學館舍，元末時被戰火焚毀。王景組織人手搭建臨時用房，開展教學；一邊會同知縣唐蔚，在儒學原址上興建館舍。

明鄭真《常齋記》載：「兵燹以來，學校之事，有所未遑。景彰既至，而館舍蕭然，在學子弟皆復業之，家樵牧童豎迫於有司，勉強應命，從師授業之誠無有也。」

學校蓬戶瓮牖，差強人意。學生們原先在家砍柴或者放牛，這些被迫來上學的頑童，根本無心讀書。王景循循善誘，毫無懈怠，「景彰曰：吾惟盡其職焉耳。晝夜程督，不見有不堪之色，人以是敬憚之」 （明鄭真《常齋記》）。

「時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諸生披荊棘、建學官，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亹亹無倦，士子多有成就。」（《墓碑銘》）

王景在懷遠任上，旰衣宵食，一干就是三年多。期間，因營建儒學館舍、竭力督學興教，頗獲好評，加之文筆卓犖，名傳朝野。

《宋濂年表》記載：「（洪武八年）九月，明太祖命皇太子朱標及秦王等出遊鳳陽府，以講武事。詔宋濂等從行。」宋濂是太子朱標的老師。朱標出遊鳳陽，朱元璋令宋濂隨行。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一》記載：「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蹟》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啟曰：臨濠古蹟，惟塗、荊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修之艱，禹之功也。」

鳳陽府古稱臨濠，懷遠縣為其所屬。鳳陽境內荊、塗二山最為有名。洪武八年（1375）十一月，宋濂與朱標約定同游二山。頭晚，宋濂特地邀請懷遠教諭王景來到船上住宿，第二天黎明乘船前往塗山腳，步行入山。游完塗山，又入荊山。一個月後，宋濂寫就《游塗荊二山記》，流傳至今。

此次游山的，除了王景這個毫不起眼的縣教育局長，都是當時的名家大儒，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和吳認伴讀王致遠等人。66歲的宋濂邀請39歲的王景同游，夜宿舟中，抵足而眠，當是以文相知。

洪武九年（1376），王景在懷遠教諭任上滿三年， 「考為九州二十五縣最」（《墓碑銘》）。時方朝廷用人之際，如果不出意外，王景將獲擢升。

但是，事情就那麼湊巧，「命未下而父卒」（《墓碑銘》）。

應詔京師

洪武九年（1376），王景回家奔喪守制，「聞訃哀號頓絕復甦」、「凡治喪，悉從古制」（《墓碑銘》）。

洪武十二年（1379），王景3年守制滿，恰逢朱元璋徵召天下「博學老成之士」，《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二十八》載：

上謂禮部臣曰：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國得寶，不如薦賢……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

王景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個貴人。時任浙江布政使安然推薦王景應詔。《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傳》：「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以左丞守萊州。明兵下山東，率眾歸附。累官山東參政。撫綏流移，俸余悉給公用，帝聞而嘉之。洪武二年，召為工部尚書，出為河南參政，歷浙江布政使，入為御史台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免。未幾，召為四輔官。」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二十六》：「洪武十二年八月甲辰，以御史台右御史大夫丁玉為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使安然為右御史大夫。」

安然在調離浙江布政使前，推薦王景以「博學之士」應詔。王景到南京後，朱元璋親自接見，「訪以治道」，隨後，安排王景「日直翰林，隨班朝見，錫晏西序」（《墓碑銘》）。

此次應詔京師，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王景展現了他的卓越文學才能，「制《藩王朝覲儀》，改賜日本書，作《樂章》與《京城鐘樓記》」（《墓碑銘》）。《藩王朝覲儀》等事關國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王景的每篇文章，「太祖皇帝皆親覽」。

明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評價王景文章：「予考《文衡》，乃見王景彰所撰諸篇，俱舂容爾雅，暢茂敷賁。乃知國初渾厚和平之氣，不獨於運數見之，是有徵於文物也已」《殿閣詞林記卷四》。

王景的《京城鐘樓記》一文，高深雄健，體現了王景為文的特色：

天子之都，眾大之地，故必渙鴻閟之具，以昭天休。俾民靡或踰於防，古之明王建大中之極，樓域之亢爽以棲鐘樓，挈壺氏掌之，伺日晷之出內以為晨昏，節非欲侈，為壯麗大觀也。不如是，則天紀不修，而大音希聞於遠也。國朝混一華夏，建都應天，據龍阜、阻大江，招城萬雉以鎮服四海。皇上維清緝熙，德懋周溥，以為政令之行，自京師始。肇建譙樓於皇城之西地，當崇岡既亢且陽，凡為楹二十又四，高若干丈，下為馳道，上懸巨鏞，蒲牢追蟸，作其鱗之而鼓晉三八，周列於次，扶桑啟曙，眾華藟動，徐疾三止金奏，爰作以數節之一百又八聲，處天地無遠，不格天關，以開地戶，以辟人文，以啟崦嵫。景昧數，亦如之。於是，戒百司，飭群隷，令於眾曰：凡興作休偃，毋先時亦毋後時，敢有不恭罰無赦。嗚呼！聖皇恪守舊章，以為民防，天時正於斯，人紀修於斯，國容觀於斯，建一樓而百度舉，其誰敢不飭？是宜表天聲於四海，而垂則於億萬斯年之永也。

「偶逐征鴻過鄴城，譙樓鼓角晚連營」。譙樓，又稱鐘樓，鐘樓巍然屹立，有如鶴立雞群；晨昏鐘鳴一百零八聲，迴響在芸芸眾生的內心深處。鐘樓是京師標誌性建築，其時的南京城，文學大腕雲集，王景能獲准為譙樓作記，不知羨煞了多少文人。

辭官回鄉

王景在南京沒停留多久，「尋升大名開州知州」。

開州，即今濮陽，位於河南東北部。自古以來是中原要衝，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商滅夏的「昆吾之戰」、春秋晉楚的「城濮之戰」，晉鄭的「鐵丘之戰」，秦末的「項羽章邯之戰」，漢末曹操呂布的「濮陽之戰」，五代晉梁的「德勝之戰」，宋遼的「澶淵之戰」等均發生於此。

元、明之交，開州飽受戰爭蹂躪。《萬曆大名府志·田賦志》記載，洪武初年，承金、元之後，戶口凋耗，閭里空虛。

王景此次上任開州，與幾年前履職懷遠不同。那時他只是一個八品小官，分管教育一塊。而知州為從五品，主政一方，上令下達，治理百姓，審決訟案，稽察奸宄，考核屬吏，徵收賦稅等。

「發其素蘊以施於政，寬而平、明而恕，不為淺功近利，民皆安之」 （《墓碑銘》）。

王景以學者的聰明睿智和宏闊胸懷，整頓州衙和屬邑吏治，以寬宏、公正、嚴明的態度施政於民，使得州、邑僚屬致力於公，專心為民。

「復修學宮，建壇墠，勸農桑，均賦役，得新籍戶三千口，若干田賦」（《墓碑銘》）。

開州歷經連年戰亂，百廢待舉。王景首先修建學校館舍，使流落街頭鄉野的孩童接受啟蒙教育；建造祭壇，用以法天地、敬神明、尊祖宗，使得民心歸攏；鼓勵農民耕種田地，賦役征派，公平公正。政通人和，又休息與民，不到一年，開州新增人口3000，並順利完成田賦徵收。

開州任上，王景興建了「郭忠烈公祠」，祭祀邑人郭嘉，褒其忠烈，並作《郭忠烈公祠記》：

開州為古河朔地，大河環繞，土厚水深，其融結磅礴之氣，薈蔚而成英烈之風。以故賢傑挺生，奇才輩出。而慷慨激烈，與日月爭光者，於唐則有吳忠公漵。於元則有伯顏文節公師聖。若城亡與亡，父子殉節，郭忠烈公其尤著者也。按本傳，公諱嘉。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公慷慨有大志，登泰定三年（1326）進士第，累遷廣寧路總管。有詔團練義兵，公招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東方諸郡錢糧之富，甲兵之精，稱公為最。至正十八年（1358），賊至，圍城垣數十里，有大呼者曰：「何不出降。」公射之中頰。賊稍退，遂開西門逐之。父子力戰以死。事聞，贈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右丞，封太原郡公，諡「忠烈」。我朝武功耆定，海寓統一。洪武三年（1370）訪天下死節之臣。本州判官歐陽萃以公事上聞，上嘉其死事，詔大名開州立廟祀焉。嗚呼!元有天下百餘年，平日高爵厚祿名列朝紳者，不知凡幾。迨其末造，王政不綱，天下瓦解，郡縣守土之臣多望風逃遁。而廣寧一路，公獨竭力拒守，捐軀殉難，諡之曰「忠烈」，洵不愧矣。今新朝定鼎，不以勝國孤臣稍存異視，特詔建祠立祀，千秋曠典，何其隆歟？開州，公桑梓之邦也，有司遵明詔創建祠宇，奉公入祀，將見潔籩豆以靜嘉，妥忠魂於陟降。後之駿奔廟中者，有不起敬起慕，景仰遺徽，而永永弗替也哉!是為記。

因為夙夜在公，身心交瘁，王景積勞成疾，無奈只得辭官回鄉養病，「會以疾歸鄉里」（《墓碑銘》）。

充軍發配

洪武十三年（1380），44歲的王景回到家鄉靖居養病。

「明年，征赴闕」 （《墓碑銘》）。

洪武十四年（1381），王景赴南京，入朝陛見朱元璋，被留在皇帝身邊，「御書姓名於策命，覆檢山東諸司牘奏，日給食大官」（《墓碑銘》）。

「亡何，授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墓碑銘》）。

沒過多久，王景因擢升離開南京，遠赴山西。《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三十九》記載：

（洪武十四年）九月辛丑，以儒士張璲為福建左布政使，以王廉為陝西左布政使，安處善、徐子民、曹岱、梁伯興、彭友信、韓宜可、李宜之俱為右布政使，處善湖廣，子民山東，岱浙江，伯興河南，友信北平，宜可山西，宜之江西，又以教諭王景為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呂原度為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張景翔為周府右長史。

此前的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十三日，朱元璋在奉天門選官，定下南北更調用人之法。他命吏部：以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之人於浙江、江西、湖廣、直隸有司授職任官；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之人，於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有司授職任官；廣西、廣東、福建之人，於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有司授職任官。

此次擢任山西，王景遇到了此後將患難與共近20年的韓宜可。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擢監察御史。曾彈劾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等權貴。韓宜可「詩文高老」，在獲任山西前，像王景一樣應詔在朝，受命撰祀鐘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等。

南京到山西，迢遙千萬里。王景和韓宜可結伴出行，乘驛車晝夜兼程趕赴山西。

明代省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從二品，屬於省級最高長官。其下有左右參政各一，從三品，左右參議各一，從四品。參政和參議分別負責府縣、特種專項事務。韓宜可任右布政使，王景任右參政，兩人屬上下級關係。

不過，韓宜可和王景名為上下級，但是同為浙江老鄉，又都是惺惺相惜的文人，兩人在山西任上，心有靈犀，配合默契。

洪武初期的山西，與其他地方不同。元末中原地區兵燹、疫病、天災大行其道時，山西卻有如世外桃源，遠離戰亂，風調雨順；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鍾迪《河中府(蒲州)修城記》記載：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記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是歲計天下人戶一千六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山西布政使司戶五十九萬六千二百四十，口四百三萬四百五十四。

正因為山西人口稠密、物華天寶，朝廷下達的賦征也多。《山西通志·田賦卷四十四》記載：「明洪武初定天下田稅，畝五升或三升；惟山西稻葦而外有斗一二升者，有一斗有八升有七升者，坡地五升，奇磽角山沙亦二三升。是以山西之糧在江北獨重。」

朱元璋非常倚重山西。《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三十》記載：（洪武十三年二月丁亥）戶部奏定文移減繁之式……天下有司倉庫金谷錢帛，其陝西、北平、四川、山東、山西五布政司供給軍需者，兩月一報，其餘布政司並直隸府州半年一報。

此前的洪武十四年正月，國子助教、溫州樂清人趙新出任山西布政使，朱元璋親自接見，諭之曰：「今布政使視古之牧伯，其任甚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下情不上達，遠邇乖隔，上下不親，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慎之。」

趙新，字彥銘，又作彥明，號止軒，樂清城關人，曾任職開封知府。但趙新在山西任上沒呆幾個月，《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三十七》記載：（洪武十四年）癸丑，召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為翰林院修撰，不久致仕。

趙新從山西被召回的原因，在朱元璋批准他退休回家的詔書里說得很清楚：「惟卿質直無偽，涉獵書史，始為國子助教，能舉其職，及遷山西布政使，雖無所設施，而持身廉潔，朕以卿本儒者，而才不及中人，不宜任以政務，授翰林修撰，既而見卿年老多疾，特令致仕，卿其保厥終始，以副朕懷。」

作為浙江老鄉，韓宜可和王景非常清楚趙新來去匆匆的原因。前車之鑑，後車之師，兩人到任後，絲毫不敢懈怠。

「以承流宣化為己任。振紀綱，恤民隱，厚風俗，清吏弊，善彰惡癉，百司肅然，上下虛心屬目，冀見真儒之用」（《墓碑銘》）。

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意有以稅糧撓法者，按之不伏辜，上章誣以事」（《墓碑銘》）。

布政使分管「民政」，催繳徵收稅糧是主要職責。在徵收糧食時，有官吏與地主豪強相互勾結，貪贓枉法，韓宜可和王景依法查辦後，對方不肯服罪，向皇帝上書，誣告韓宜可和王景。山西稅糧為朝廷所重，朱元璋的神經非常敏感，不問青紅皂白，不但罷免了韓宜可和王景，還將兩人萬里充軍到雲南。

很快，新的官員就任命了。《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記載：

（洪武十五年九月）庚申，以吳昭為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邵勉為左參政，錢壽祿為右參政，劉安禮為左參議，王惟善為右參議。

雲南時光

《墓碑銘》載：「與韓同謫居雲南臨安」，《明史列傳第四十》載：「與倫先後謫雲南」。

《說文》：謫，罰也。

對王景來說，這是一次九死一生的貶謫充軍。

一切要從頭一年說起。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正當王景和韓宜可一路顛簸，風塵僕僕趕往山西的時候，明朝厲兵秣馬多年的30萬大軍，在大將軍傅友德和左、右副將軍藍玉、沐英率領下，跋山涉水，一路殺奔雲南。年底，明軍攻入昆明，元朝鎮守雲南的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敗走普寧洲忽納寨，與左丞達的，右丞驢兒等自縊而死。洪武十五年（1382），明軍分兵兩路，一路往臨安（今建水），一路向滇西，於三月攻克大理，俘獲元大理路總管段世，鶴慶路總管高氏出降。

雲南歷為少數民族居住地，司馬遷在《史記》里稱其為「西南夷」。明初雲南人口只有25萬人，土地荒無、人口稀少。雲南平定後，朱元璋諭告傅友德等留江西、浙江、湖南、河南四部兵守雲南，以控制邊防要害，由沐英統率，軍隊開始屯田。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命令把留戍雲南的軍士家屬，全部從內地送到雲南，落籍為軍屯戶。還從內地人口稠密的地方如江南、江西等地，大量移民到雲南充實邊疆，實行大規模移民墾殖。大量漢人入滇，保證了中央政權對雲南的令行禁止。

與此同時，一大批文人官員被貶謫到雲南各地。雲南府有費良弼，精於天象之類，曾任蘇州太守；樓璉，以明經歷官主簿、知縣和廣東道御史等；平顯，洪武初應孝弟力田，博學能文；逯昶，通經術，能賦詩；劉有年，以明經薦拜監察御史；鄭旭，以學行薦國子學；堂儀，曾傅太子；增日章、陳士瑞均為翰林學士，在雲南耕讀而終；毛鉉，翰林侍讀等；大理府有朝廷畫史金潤甫，進士謝廷菃等；永昌府有監察御史范從文、姬思忠，進士劉寅，儒士祝璀以至翰林院學士楊慎等。此外曲靖府、楚雄府、澄江府，乃至比較邊遠的蒙化府、鶴慶府、廣西府、北勝州等都有謫戍流寓士人定居。

在戍兵屯田、移民墾殖的時候，朱元璋將眾多文人官員謫居雲南，應該是有意為之，用心良苦。相比於廣袤的中原和富足的江南，雲南不但是不毛之地外，還是文化的沙漠。明以前，雲南的儒學教育停留在上層貴族集團的小圈子裡，「今考舊志，終元之世，所載科甲之選，僅僅五人焉」（明天啟《滇志卷八》）。朱元璋把這些文人謫居到雲南各地，有如把文化的星星之火，撒落到了雲貴高原。

事實證明了朱元璋的高瞻遠矚。

王景和韓宜可一路顛沛流離，於洪武十六年到雲南臨安。同時被貶謫到這裡的還有另一位浙江老鄉桂慎。桂慎，字宗敬，浙江慈谿人，洪武間任中書舍人。

說是貶謫，其實是萬里充軍。官員罷官貶職後，被剝奪了薪俸祿養，生活往往捉襟見肘、難以為繼。自洪武十六年（1383）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王景在雲南臨安呆了15年，有關這15年的謫戍生活，陳璉在《墓碑銘》這樣描述：

「與韓同謫居雲南臨安，簞瓢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饋遺，非義者一不受。自總兵西平侯，及文武縉紳，莫不禮重之。仰思朝廷聲教，溢於前代，撰《鐃歌》二十，《平雲南頌》一。鋪敘聖徳以潤色鴻業，以為『碑銘記序雜文』又若干卷。」

陳璉(1369一1454)，東莞人，字廷器，號琴軒。洪武二十三年(1390)中舉，歷任桂林府教授、國子助教、許州知州、滁州知州、四川按察使、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禮部左侍郎，正統六年(1441年)，年逾七十，辭官歸里，景泰五年(1454年)，病逝於家，年85歲。

事非經過不知難，陳璉40年為官，一生坦途。王景15年的步履維艱的貶謫生活，在他筆下顯得過於輕描淡寫。

《墓碑銘》惜墨如金，避重就輕，清嘉慶《臨安府志卷七》卻不吝筆墨，記載王景和韓宜可在臨安文廟講學，「提倡文教」、 「士紳多尊禮之，使子弟受學」、「從游者多以詩書自勵，其士習最淳，……弦誦之聲，達旦不綴，士屆成童，而後詩文人相與立文會，嚴學規，就正於校官之賢者」、「人文蔚然起」等等。

後世的志書對王景的講學評價很高，《臨安府志》載：「臨安文化之開，自韓都諫、王學士兩先生謫戍始」。《滇史》載：「二公皆博學宏才，詩文高古，滇人多從之游。後皆召還。臨安文風二公倡之，郡中至今崇祀。」 《雲南通志》載：「初，臨安人不知學，自二公來相與講論庚唱，郡中子弟翕然從之，於是文教始興，至今猶景仰焉。」

王景和韓宜可文廟講學，一方面是雲南落後的儒學教育，激發起了文人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文人清貞孤介，「雖故人饋遺，非義者一不受」，授徒講學，既為稻粱謀，又保持人格獨立。

與此同時，王景還應邀撰寫了大量的『碑銘記序雜文』，如《敬思堂記》《龍泉山道院記》《文節先生墓志銘》《雲津橋記》《為新建府治記》《董莊愍死節威楚序》《重修涌金寺記》等等。這些文章，有的是應景之作，王景之所以為之，除了人家慕名而來盛情難卻外，可觀的潤筆費應該也是原因之一。此外，王景還和另外兩位貶謫者平顯，程本立共同纂修了《雲南志》。

事實上，王景以謫戍者的身份，能在官修的文廟裡從容地授業講學，能夠悠遊各地提筆撰寫各類碑銘記序，與兩位執掌雲南的文武大員分不開。

武官是鎮守雲南的沐英。沐英(1344-1392)，字文英，濠州定遠人，朱元璋養子。大朱標11歲，在馬皇后的撫養下長大。12歲隨朱元璋攻伐征戰，開始軍旅生涯。18歲的沐英被授帳前都尉，參與守鎮江，開始擔當軍事要任。以副帥之職隨鄧愈征討吐蕃，因軍功被封西平侯。以右副將軍參與平定雲南，後留滇鎮守，勵精圖治，使雲南的農業、商業得到飛速發展。沐英非常重視教育，增設府學、州學、縣學達幾十所，興建了一大批儒學館舍，擇選民間優秀及土官子弟入學，賜給飲食和衣服，並親頒學制、學規，禮聘人才任教。洪武二十二年（1389）沐英到南京述職，朱元璋說：「汝在，朕無西南之憂。」沐英雖年少從軍，但一直求知若渴，暇余就找儒生講說經史。沐英對謫居雲南的儒人不但沒有絲毫歧視，反而禮遇有加，奉為上賓。此外，沐英還是一個極具感恩之心的人，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沐英因義母馬皇后病逝，悲傷過度而咳血；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五月，沐英因太子朱標的去世，傷心過度沉疴再起，於兩個月後病逝於雲南任所，年僅48歲。被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三年後，建祠祭祀，王景作《黔寧昭靖王祠堂碑》。這是題外話。

文官是雲南布政使張紞。張紞（?-1403），字昭季，陝西富平縣人。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平定雲南，朱元璋下詔派張紞主持雲南政務。《明史·張紞傳》：「二十年春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紞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製，務變其俗。滇人遵用之。朝士董倫、王景輩謫其地，皆接以禮意。」 明焦竑《國朝獻征錄卷之二十四》：「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

不過話說回來，即使沐英和張紞兩位軍政要員再怎麼禮遇厚賚，貶謫的低人一等和思鄉的遙不可及，還是使王景的內心備受煎熬。每當夜深人靜或逢年過節，飄零他鄉的懸浮感和思念親人的酸楚感交織於心頭。如《新春偶成》：

「南來憔悴滇陽客，每向年光感去留。萬里歸心背殘臘，五更清夢落神州。」

韓宜可也有類似的詩，如《和王太原中秋韻》：

「未忍他鄉死便休，每依南斗望中州。青天有月來今夕，白髮無家度幾秋。客計空彈馮子鋏，愁心長倚仲宣樓。明年此會知何在，且賦新詩紀遠遊。」

洪武三十一年（1398），桂慎、韓宜可先後離開貶地臨安，王景作《送五雲韓先生詩序》，文中充滿了不舍、羨慕和傷感之情：

「予與韓先生伯時、桂慎同斥十又六年，坎土稟蹇迤，自意與世絕矣，長與荷戈執戟者伍矣……不浹十辰，首拔桂慎於拱稽中，未幾，復有伯時之命……伯時行矣，天之生材，非徒美其身也，將以斯民濟也……伯時行矣，其將何以處我哉?系以詩日：「勸君以仙家霞觴之清酒，贈君以一唱三嘆之朱弦。人生聚散等萍梗……」

南京時光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二十四日，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去世。六月三十日，朱元璋的孫子朱允炆即皇帝位。一朝皇帝一朝臣，朱允炆隨即晉用齊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為太常寺卿。七月，召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八月以雲南布政使張紞為吏部尚書。

張紞成為王景生命中的第三個貴人。新皇即位，大赦天下，那些貶謫各地的官員齊聚南京，等待安排職位，一時間，頗有些僧多粥少。朱元璋高屋建瓴，他將那些才學官員貶謫到窮山惡水之地，讓他們去「承流宣化」。同時苦其心志，餓其體膚。這些人在朱允炆手裡獲赦和起用，必然對其感激涕零和死心塌地。

王景在赴任開州知州前，曾經「日值翰林」。張紞就任吏部尚書後，向朱允炆推薦王景入翰林。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二》載：「吏部尚書張紞前為雲南布政，雅知其賢，薦升翰林院侍講。」

明談遷《國榷卷十一》載：「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八月，召王景彰於雲南。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

張紞推薦王景入翰林，看中的是他學富五車，可當大用。這個「大用」，就是纂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按照明制，新皇帝登極後，即詔修前朝實錄。

《明史列傳第四十》記載：「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實錄》。用張紞薦，除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

《國榷卷十一》載：「建文元年正月丁酉，敕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升、翰林院侍講學士高遜志為副總裁官，國子監博士王紳、漢中府教授鬍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訓導羅恢、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底，王景從雲南回到南京。這一年他63歲，已過花甲之年，按理應該退休回家提籠架鳥或含飴弄孫。但對張紞來說，卻是正當其用，因為放眼朝野，堪任《太祖高皇帝實錄》總裁的，能有幾何？明初的「文學三巨頭」，高啟於洪武六年（1373）被腰斬，劉基於洪武八年（1375）寂寞去世，宋濂於洪武十四年（1381）在流放途中病逝。而即使同為總裁官的董倫，也已75高齡，垂垂老矣。

《太祖高皇帝實錄》的纂修於朱允炆即位後的兩個月開始籌備，建文元年（1399）正月正式開局修書。正當王景和纂修官們在汗牛充棟的史料里爬羅剔抉的時候，收到了母親去世的消息。《墓碑銘》載：

「洪武卒年，召回，入翰林。會太夫人項卒，守制於家，服闋回京。太宗即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升學士階，奉政大夫。」

陳璉的《墓碑銘》寫於明永樂二十一年（1423），這時，明成祖早已完成了對建文朝的清洗，包括舊臣的清除和檔案的清空。有關王景在建文期間的事情，陳璉諱疾忌醫，閉口不提。

事實上，當朱棣與朱允炆叔侄兩軍對壘時，王景已經回到靖居老家守制。命運似乎特別垂青王景，他在靖居丁憂的三年，正是朱棣與朱允炆叔侄兵戎相見的三年。朱允炆優柔寡斷，軍國大事聽從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文人，三人急於求成又紙上談兵，東施效顰西漢景帝削藩。靖難之變爆發後，朝中的文官無法置身事外，大都捲入其中。

建文三年年底（1401），王景回到南京，其時《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已近尾聲，王景參與了最後的審定。十二月，《太祖高皇帝實錄》完稿。

建文四年（1402），朱棣與朱允炆進入決戰期。三月初，淝河之戰爆發；四月中旬，小河之戰爆發；四月下旬，靈壁之戰爆發。靈壁一戰，指揮使宋瑄戰死，總兵何福單騎而逃，其他如左副總兵陳暉、右副總兵平安、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名主要將領，以及監軍副都御史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一百五十名軍官全部被俘。五月，朱棣率軍渡過淮水，攻下揚州、高郵、通州（今江蘇南通）、泰州等要地，準備強渡長江。六月初三，燕軍自瓜洲渡江，十三日進抵金川門，守衛金川門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開門迎降。

靖居的三年守制，再回到朝廷，王景淡出了朱允炆的視線。當朱棣的燕軍向南京摧枯拉朽逼近，朝中文武同仇敵愾時，王景幾乎游離在漩渦之外。正是這樣的游離，使得王景得以保全自身。適逢亂世，沒有人能主導自己的命運，就是貴為九五之尊的朱允炆，也在亂軍中不知所終。

朱棣的軍隊攻進南京後的情形，清谷應泰《明史紀事》記載得很清楚：

「是日，茹瑺先群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俊，右侍郎古樸、劉季篪，大理寺少卿薛岩，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譔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鄭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

茹瑺時為兵部尚書，他和24位文武官員審時度勢，選擇了歸順。更多的人在城破時和朱棣登基後，選擇了與建文朝生死相隨。與王景一起同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的那幾個人，廖升自縊死；鬍子昭與兩個兒子一同被殺；程本立自盡；高遜志遁跡雁盪山以卒。對王景有薦舉之恩的張紞，朱棣解除其職務，給一半薪水，並勒令居住京師。張紞從朝中回來，在吏部後堂自縊死。

但歸順並不意味着平安無事，王景馬上就遇到了生死的關口。

朱棣登基，要起草登基詔書，告諭天下。朱棣首先想到了宋濂的學生方孝孺。方孝孺為翰林學士，朱允炆討伐朱棣時，「詔檄皆出其手」。南京城破後，忠於朱允炆的文臣武將，有的自殺，有的被殺，有的遁無影蹤，方孝孺「被執下獄」。此前，在兵發南京時，朱棣的謀士姚廣孝曾有請託，「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明史▪方孝孺傳》記錄了朱棣讓方孝孺起草詔書時的情景：

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時年四十有六。

殺了方孝孺後，朱棣的目光落到了宋濂的另一個學生、翰林侍讀樓璉身上。樓璉沒有像方孝孺那樣大義凜然，明李贄《藏書▪翰林侍讀樓公》記載：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為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逡巡一夕，自經死。

為了一道登基詔書，連着死了兩個名儒，這肯定是朱棣始料未及的。如果按這種方式找下去，可能還要死人，並且死的都是名聲在外的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縱使朱棣馳騁疆場練就了一副鐵石心腸，也於心不忍，何況，死的人已經太多了。

朱棣改變了令人起草登基詔書的方式，由朝堂上的大庭廣眾轉為私相授受。這一轉變，使得登基詔書由誰起草成了歷史懸案。民間流傳有兩個版本，一說是王景，一說是無錫的王達。

明李贄《藏書▪侍講學士王公》記載：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為大同訓導。過北平，私上謁成祖舊。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升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升翰林編修，再升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詩文。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為善，顧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死。上顧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日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不過，我們稍加分析，就可撥開歷史迷霧。朱棣物色草詔人時，王景為翰林侍講，王達為國子助教，兩人筆下功夫難分伯仲。但相比之下，王達與朱棣更為密切。兩人在洪武間就建立了友好關係，「私上謁成祖舊。成祖喜，禮達」，後來又有姚廣孝的推薦。而王景一直貶謫在雲南，與朱棣緣慳一面。但到後來，王達卻不為朱棣待見，最終「服銀屑死」。

而王景卻得到朱棣賞識和重用，「太宗即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升學士階，奉政大夫，居清華之地，掌絲綸之命」 （《墓碑銘》）。《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之十》記載：「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丙戌，升翰林院侍講王景為本院學士，擢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編修。」

這一切，或許都源於王景起草了詔書。這與明哲保身無關，與見風使舵更無涉，這是一位66歲高齡的儒者的選擇，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因為這一道詔書，王景與朱棣變得心有靈犀。朱棣曾經在朝堂上問諸大臣，用什麼禮儀規格來安葬朱允炆。滿朝文武面面相覷，鴉雀無聲。此前，朱棣剛剛開出29位或罷職或磔死或族誅的奸臣名錄，大規模的殺戮正在進行。正當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蟬時，王景趨前一步，頓首說：「祭葬仍天子」( 談遷《國榷卷十二》。此語一出，那些平素與王景友善的官員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但誰都沒想到，朱棣聞言微微一笑，頷首「從之」。

朱棣要的就是王景這個建議。他揮師南進，飲馬長江，為的是「清君側」、「誅奸臣」、「奉天靖難」，並不是與侄兒爭奪皇位。誰知道朱允炆 「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自絕於宗社」呢？如今，以天子禮儀安葬建文帝，既宣告了朱允炆已死，一切皆木已成舟，又能展示朱棣寬宏、博大、無私的胸懷。滿朝文武只顧得保全自己的卿卿性命，哪會替朱棣着想？

偏偏王景想到了。

晚年

雖然年近古稀，但明成祖朱棣卻捨不得王景回家頤養天年。

「日承顧問，寵眷益隆」（《墓碑銘》）。

「成祖時擢為翰林學士，一時朝廷詔敕之屬皆出王景之手」《浙江人物簡志》。

建文四年（1402）十月九日，朱棣詔令重修《太祖實錄》，命曹國公李景隆和兵部尚書茹瑺為正、副監修官，侍講解縉為總裁官，以翰林學士王景、右通政李至剛、侍讀黃淮、修撰李貫等人為纂修官。這次重修，前後僅用了八個月，至永樂元年（1403）六月成書，全書一百八十三卷。

永樂元年（1403）秋七月，明成祖「詔翰林學士解縉備輯群書，類聚而統之以韻，取便檢閱，毋厭浩繁」。永樂二年（1404）十月，翰林院呈上所纂錄韻書，朱棣賜名《文獻大成》。

但朱棣看完《文獻大成》後，很不滿意，「上以其未備，遂命重修」。朱棣任命姚廣孝、鄭賜、解縉任監修，胡儼、王景等五人為總裁，永樂三年(1405)開館於文淵閣，「供事編輯者三千餘人」，由皇宮光祿寺負責這些編書者的飲食。永樂五年(1407)十一月完工。「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百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制序以冠之」(《明太宗實錄》卷三十六)。

永樂三年（1405）九月，應天府鄉試，王景出任主考官。《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四十五》：「永樂三年八月壬申,應天 (官) [府]鄉試，奏請考試官，上命翰林院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考試，賜宴於本府。」

除了擔任《永樂大典》的總裁，古稀老人王景還做了很多事。

自雲南回南京後，王景一直薦才舉賢。史謹，字公敏，崑山人。少從倪瓚、高啟游。博學好古，工詩、畫。甫冠，從戍滇陽。洪武三十一年（1398），王景薦其才，授應天府推官。周景辰，名煥，松陽人。永樂中以明經舉，王景薦入文淵閣，纂修國史，後擢知連城、松溪二縣。程仲堅，字希朴，松陽人，永樂間舉賢良，授監察御史，朱棣曾親書「清白御史程仲堅」，王景有詩《贈清白御史程仲堅》：「伊洛淵源起縉紳，卯金之後早相親。先生昔是文章客，使相今為社稷臣。十載沾恩銘肺腑，百年遺訓在經綸。遠乘驄馬臨松邑，泣向山前薦藻蘋。」

王景還不顧年老體邁，樂於幫人修文作序。永樂二年（1404）八月，建文元年《太祖實錄》纂修羅恢的羅氏家族修族譜，延請王景為之作《湖西羅氏二修族譜序》。同年，劉基之嫡長孫劉廌裒輯劉基有關的御文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曰《翊運錄》，請王景為序。王景欣然作《翊運錄序》。為羅氏宗譜作序，是應景文章，老同事的面子不好駁。而為劉伯溫的文集作序，王景欣然為之，這篇序縱橫捭闔、文采飛揚：

「天生聖人，開基啟運，必生命世之臣，以為之輔。如伊摯於商，呂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開景運，以制禮樂，動為世軌也，行為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為，飆行霆驅，莫之誰何。我朝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除胡元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台之上。熙熙皞皞，玉燭調，泰階平，雖曰虓虎熊貔，柱國之臣，為之宣力，然亦藉明良豪傑與圖治功也。

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偽漢，東有偽吳，長艫大艦，日夕相搪擊，天下未知所向，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先物，獨識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定矣。於是席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榷，詞命往復，彌縫參贊，千載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

先生栝蒼之青田人。予忝為同郡，今年守職翰林，其孫廌等集其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曰《翊運錄》，蓋取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以為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企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也，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宏謀也，見先生之勳業也。聖明會遇，自古為難，乃獨於今見之。

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又能繼武其後，結知太祖，以廉能見褒於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後之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范，以副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錄，同垂於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1404）龍集甲申夏四月中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修國史同郡王景序。」

王景的府邸在南京秦淮區老城南，舊稱釣魚台。當時的文人雅士，慕名上門，多有酬酢唱和。明鄧林《和常齋見貺詩韻》：

君家住在釣魚台，水色山光滿目來。

西日乍沉涼月上，南風初起暮潮回。

體疲高枕從容臥，興到新詩取次裁。

我欲攜琴同唱和，不知東閣幾時開。

鄧林，初名彝，字士齊，後明成祖為改今名，新會人。洪武丙子（1396）舉人，任潯州府貴縣教諭。秩滿入京，預修《永樂大典》。作為同事和文友，鄧林的這三首詩，記錄了翰林學士王景晚年悠遊閒適的生活。

永樂六年(1408)七月十三日，《永樂大典》完成半年後，王景病逝於任上，享年七十三。

王景的墓塋在江寧鳳棲鄉（今南京江寧）。

後代與評價

根據陳璉《墓碑銘》記載，王景原配毛氏，先卒。繼娶李氏。有五個兒子，王宏、王荊，先卒。王誠、王信，未取功名，耕讀在家。王貫，即向陳璉索墓碑銘的那位，舉人。兩個女兒，大的嫁松陽的周某，老二嫁給了鎮撫戴貴。王景去世時，有四個孫子、四個孫女，尚幼。

戴貴其人，據《安徽文化網·績溪歷史人物傳記》記載：「戴貴（生卒年月不詳），字安榮，明朝石紋（今屬安徽績溪）人。父海明，洪武初任襄陽百戶，貴以蔭補留守右衛百戶。洪武三十年(1397)率兵征過五開等處建功，升羽林左衛，千戶世襲。永樂四年(1406)征安南，七年征交趾，每戰輒先捷登，升本衛指揮僉事，調守交趾。宣德三年(1428)升都指揮僉事參贊、南京守備，管領6教場官軍操練，歷五十餘年致仕。」《永樂實錄》記載：「永樂十三年（1415）春二月戊子，行大平交址叛賊功賞。先是，上命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曰：交址遺孽，嘯聚山林，劫害良善。將士皆能竭忠效力，殄除凶丑。今還，宜早定功賞。震等議擬以奏，上可之。羽林左衛副千戶戴貴、孝陵衛副千戶顧興俱為指揮僉事。其餘黃州等衛指揮同知，王暹等及千百戶鎮撫以下四百餘人俱論功升秩有差。」

王貫，明永樂二十一年（1423）貢士，當年授應天府儒學訓導。明正統元年（1436）任安徽銅陵教諭。據《銅都歷代詩粹》（銅陵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記載：「王貫，字貫道，明代浙江松陽人，翰林學士王景之子。博通古今，勤於訓導啟迪，曾廣拓學官，深得學子景仰。後入祀名宦。」

王貫詩《大江澄練》：「風恬浪靜鏡光浮，似練平鋪晝夜流。合派百川聲浩浩，朝宗滄海勢悠悠。曉涵紅日黃金滿，夜浸銀河碎玉稠。自是恩波深莫測，萬年天塹壯皇州。

王貫的這首詩，與他父親的詩《石筍山》可謂是異曲同工一脈相承：「何人醉臥木蘭船，楊柳風高浪欲顛。溪上棹回無賀老，江東鶴化有坡仙。煙消古寺山橫野，露落蒼梧月滿天。誰謂勝游非昔日，太平原是舊山川。」

這是迄今為止能找到的、王景描寫故鄉松陽的唯一一首詩。當然，父子的人生經歷不同，寫作時的生活環境不同，詩中所透露出來的人生況味也不同。王貫時為教諭，雖然是個八品小官，但被銅陵眾多學子「景仰」，所以詩中但見躊躇滿志。而王景的寫作背景則迥然不同，此詩應該寫於建文三年年底，王景為母守制結束，乘船溯松陰溪而上，過遂昌、建德，走水路前往南京，船過石筍山腳時有感而發。

母親去世，意味着王景與松陽的最後一絲牽掛放下了。漿聲欸乃，松陰溪兩岸，田疇井然，村落點點，炊煙繚繞。王景的心裡百味叢生，這是他與故鄉松陽的告別之旅。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是多麼希望在安靜、祥和的蓮花峰下終老，但造化弄人，他還要一路顛簸，回到已然戰火逼近的南京。

事實上，王景有好幾次告老還鄉的機會。開州任上回家養病，雲南獲赦時，還有就是這次母親去世。而「回家」的念頭也確實多次湧上過心頭。特別是洪武末年，結束貶謫時。從雲南回來，一路行來，正是江南晚秋，秋風蕭瑟，落葉繽紛。觸景生情，多少感慨湧上心來，《題江南秋晚圖》：「十年不踏錢塘路，江上晴煙渺輕素。並刀誰剪秋半簾，夕陽正在西陵樹。對之便欲發浩歌，西風蕭蕭水增波。胥濤已入亂山去，木落台空幽思多。」

但是「回家」的念頭剛湧上心頭，隨即被另一情愫給蓋住了。「明朝響佩趨鳳池，金璋紫綬光陸離。調元有手會須展，好揭元會還雍熙」（《送五雲韓先生詩序》）。像所有的儒士一樣，王景奉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信條。之所以不放棄，是心中的夢想還在，人生的追求依然在前方召喚。從懷遠教諭的「首振文鐸」，到開州知州的「教化聿興、卓有令譽」，再到山西右參政「政聲赫煒」，對王景來說，只是30多年黃卷青燈後走出的第一步，他渴望更大的舞台，來施展才學和抱負，但「青蠅興謗，白璧奚傷」，因為小人的中傷，使得邁向理想的步履戛然而止。不過，即便「長與荷戈執戟者伍矣」，心中的那盞燈依然高懸於眼前，照徹夢想的天空， 「謫居黔中，不易厥常。受知元戎，縉紳加禮。文章有奇，志節益厲」，從而把九死一生的貶謫轉化成韜光養晦的修身。在長達15年的貶戍日子裡，王景從容面對人生的泥沙俱下，內心始終保持着坦然、豁達和純淨。

這樣的心態，折射在詩文上，多了份寬洪，少了些錙銖；多了份樂觀，少了些悲戚；多了份憧憬，少了些寂滅。這就是一個真儒的品格，任憑歷史風雲變幻，百鍊鋼化為繞指柔，堅守自己的信念，堅韌地行走在「修、齊、治、平」的道路上，永不放棄。

「雖暫屈復伸，從躋翰苑，用能以弘才碩學，典司帝制，黼黻皇猷，潤色鴻業」。

王景最後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