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精神的榜樣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獻身精神的榜樣》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約里奧·居里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傑出的原子能物理學家，他本姓約里奧，是老居里夫婦的女婿，所以採取了複姓，叫約里奧·居里。他在科學上的成就，不愧是老居里夫婦的繼承者，他把原子能物理學發展了。他是世界進步科學家的一面旗幟，是世界科學聯合會的主席。單單作為科學家，他的名字就可以列入世界文化巨人的行列的，他對於人類文化是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但他同時又是世界和平運動的一面旗幟，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他一直領導着世界和平運動。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華沙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上成立了世界和平理事會，他被選為主席，一直擔任到現在。他對於和平運動上的貢獻是不亞於他在科學研究上的貢獻的。
十年來和平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它起初主要是由歐洲一部分進步的或開明的人士，科學家、文學藝術家、社會活動家等所發起的社會活動，現在已經發展成為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國人民的強有力的反戰運動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國風起雲湧的反對殖民主義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已經和世界和平運動合流，有遠見的人士大家都認識到殖民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因而反對殖民主義和維護和平運動是分不開來的。這一合流使和平運動的旗幟更加鮮明了，因而也就有了更雄厚的基礎，使世界和平理事會能夠做到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喉舌。這樣的發展固然是合乎邏輯性的自然趨勢，但也應該歸功於約里奧·居里主席的正確領導。
據我所了解，他一向是支持反殖民主義運動的。他是一位優秀的法國共產黨員，單只提出這一點就足夠說明一切了。共產黨員而不反對殖民主義，那是不可能想像的事。記得在一九五二年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後，在一個機會上我和他談過這個問題。我說，我們認為和平運動應該打出反殖民主義的旗幟，以爭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人民；他表示完全同意。這更表明，他的見解和某些西方朋友的見解是大有不同的。
由於約里奧·居里是原子能物理學家，他對於把原子能作為大量毀滅性武器而使用是特別感到遺憾的。在和平運動中他特别致力於反對原子武器核武器的使用。在每次大會上，在他的報告中都要強調這個問題；今年七月在斯德哥爾摩裁軍和國際合作大會上，他的報告的內容也是同樣。他的呼聲在今天是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響應了。蘇聯已主動地停止了核武器試驗；要求美國、英國效法蘇聯的榜樣並永遠禁止原子武器核武器的雷霆般的怒吼，已遍及於全世界。
約里奧·居里教授光輝的一生是作了至善的努力的，他真可以說是「功在人類」。他的名字毫無疑問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裡。他因為從事原子能研究，由於經常和放射性物質接觸，特別是在前些年辰防護設備還不夠完善，因而他的健康受了影響。他的夫人和他是同一專業，也因同樣的理由而損害了健康，在五年前早一步去世了。約里奧·居里教授今天又相繼去世，我禁制不住要為科學研究和和平運動失掉了一位卓越的領導者而悲痛，然而我在悲痛的同時卻不能不在約里奧·居里教授的風格中體會到一個崇高的勇於自我犧牲的英雄形象。毫無疑問，約里奧·居里教授在人類文化史上是會永垂不朽的。
他的健康受到影響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我自一九四九年參加和平運動以來，就聽說他的健康不允許他作長途旅行，特別是坐飛機。然而每次和平會議，他差不多都是參加了的。當然，他只能夠坐火車或者汽車。每次會議一得到他的參加，便會受到巨大的鼓舞。他那樣冒着健康上的危險而參加會議，應該說也就是表現着獻身精神的悲壯的行為。因而凡是與會的人都是尊敬他而且愛護他的。他的態度也的確令人感覺到和藹可親而又不能不生出敬重的念頭。他的行動和談吐都是雍容不迫。他的報告是富有說服力的，邏輯性很強，當然也絕不是乾巴巴的或者冷冰冰的說教。聽他的報告就如在上高明老師的課堂，令人具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快感。
為了七月斯德哥爾摩大會的舉行，在六月間他曾經去訪問過蘇聯，和蘇聯同志們交換意見。據我們所知道的情形，他是主張進一步加強和平運動，擴大運動的基礎的。這可能是他生前最後一次的長途旅行了。在大會召開前，我們曾經期待着他會親自出席，但他終於因為健康的關係沒有可能到會，但他親自執筆的一篇報告是在大會上宣讀了，為大會的各項討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促進了斯德哥爾摩大會的成功。根據這些事實可以下出一個結論：約里奧·居里教授之於和平運動真可以說是「生死以之」的。
我參加和平運動已經整整有十年的歷史，我認識了不少的國際朋友，結交了不少的可尊敬的人。但我要坦率地說：在這許許多多的可尊敬的和平戰友中，使我感覺着最可親近而心悅誠服的，要算是約里奧·居里教授和法捷耶夫同志兩位。他們兩位給我的印象最深，而且影響也最深。他們兩位的性格是不大相同的：一位是科學家，一位是作家；一位和藹而冷靜，一位剛直而熱情。然而他們也有不少共同之點，最主要的便是同樣負責而天真。
我和他們的私生活接觸得很少，甚至可以說毫無接觸，但他們對人的真率是在一言一動中可以看得出來的。特別在偶爾表現出的一些不經意的舉動裡面，可以看出他們都沒有失掉赤子之心。我在這裡就想舉出關於他們的兩件小事。
約里奧·居里是喜歡釣魚的。在有一次和平大會的小組會上他拿出一張照片給我們看，那是他釣到了一匹大約有三尺多長的海魚，他用左手提着垂在大腿邊，右手拿着釣竿，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這微笑在他顯示照片當時的臉上也還保留着的，雖然他左手拿的不再是大魚而是照片，右手拿的不再是釣竿而是鉛筆了。
關於法捷耶夫的一件小事，我只要一想起他，他在那件小事中的姿態就要浮在我眼前。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的事。我跟着周總理和其他同志到莫斯科去參加斯大林的葬儀。我住在蘇維埃旅館。有一天晚上法捷耶夫同志來訪問我，他是才從醫院出來不久的，因為他得了肝病。我們見了面當然很高興，我便問到他的健康。他說基本上是恢復了，但有件遺憾的事。他說着帶着笑容，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個圈，對着嘴舉了一下，然後幽默地說：這個快樂大夫不允許了。我自然是會意的，便也笑着說：不喝酒也很好。他卻說：碰到好朋友不能「乾杯」（這個詞是用中國話說的）不是件苦事嗎？說罷用他爽朗的聲音哈哈大笑。但我在這裡要說明一下：法捷耶夫同志並不是酗酒之徒，他的肝病似乎是在鋼鐵工廠體驗生活中加重的，他為了要寫一部關於工人生活的小說，曾經在一座鋼鐵工廠里住了一年。
這兩件小事，我認為，很足以表明這兩位和平戰友的天真。他們在科學研究中，在文藝創作中，在社會活動中都能夠有特出的成就，這種優良的品質怕應該是一個因素。古人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認為這話是正確的。當然，他們是能夠分清敵友的人，對於朋友是天真的赤子，而對於敵人卻是堅強的戰士。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矛盾的同一性吧。
兩位可尊敬、可親愛的朋友都死了，我懷念他們。但我相信，他們不會有多大的遺憾，因為他們把他們的一生都作了很好的利用。法捷耶夫同志為什麼一定要自殺，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或許是他責任心過強，感覺到病入膏肓、無濟於事，便採取了「不全則無」的手段的吧？
關於約里奧·居里的生活，在法國是並不那麼自由的。儘管他是法國人民的一位優良的兒子，然而法國的統治階層卻不斷給以迫害，在幾年前解除了他的在國家機關中所擔任的研究的職務，而且有一個時期還有人企圖用暴力來剝奪他的生命。記得是在一九五二年冬維也納的世界和平人民大會上，他曾經向我表示：他願意和他夫人一道，並帶着一部分助手，到中國來幫助我們展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我們當然是很歡迎的。但因為種種關係，他終於沒有來。約里奧·居里屢次對我們說，他是熱愛中國的。我們中國人民失掉了這樣一位真誠的友人，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
親愛的約里奧·居里同志和法捷耶夫同志，你們是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你們就請安息吧。你們所遺留下來的任務，我相信世界各國進步的科學家、作家、社會活動家是會努力繼承起來的。我們中國人民一定要學習你們的好的榜樣；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已經徹底解放了的生產力，我們一定要儘量地無止境地使它發生作用；我們一定要鼓足幹勁，發揮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提高人類文化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崇高事業，作出不斷的貢獻。
你們的光輝的榜樣向我們昭示着：
科學和文藝應該徹底地毫無保留地為人民服務，為和平服務！
和平力量一定能夠獲得最後的全面的勝利，永遠消滅殖民主義和侵略戰爭！[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